香港应该成为另一个“香港”｜于品海

香港是一个缺乏世界视域以及非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都会”，这种身份今天还值钱吗？当全球化还未如此成熟，香港又是英国殖民地，加上其独特位置以及中国的需要，香港还可以将自己视作“高人一等”。但当世界进入后西方时期，曾经是香港成功的一些元素可能已经成为其衰败的累赘。龟兔赛跑的案例应用在香港是贴切不过。我们习惯上同样称呼为“国际都会”的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上海，大多是某个国家的政治或经济首都，香港却不一样，我们也许应该历史地反思香港的角色，重新寻找它的未来，而不是死守那些看似真实，却只是记忆中的点滴。

毛泽东曾经为香港的前途作出极具远见的战略部署：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看似冷酷，甚至有种政治操弄的定位，曾经让人大惑不解，邓小平后来的“韬光养晦”同样让人似懂非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香港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棋子，它在不同时期被动地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今天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香港应该演进为另一个“香港”，但它没有发生，因为香港的经济结构无法让自己紧随中国的崛起而转型。这种困局提示了香港需要重新规划前路，但这还没有成为香港社会的共识，香港的精英没有为此感到焦虑，意识不到香港正在沉沦。他们虽然是既得利益群体的核心，但缺乏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认识，没有反思和改革的习惯，只知道享受昔日的荣光，对坐食山崩的现实性毫无警觉。

亚洲崛起 香港却抱残守缺

香港的成就建立在亚洲当时是一个松散和未完整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上，全球化还在相对初级的阶段。香港依赖与西方经济的紧密关系，通过中国人在经济中的灵活适应，成为亚洲极具能量的小型经济体。日本以往的战略是脱亚入欧，非常成功，港英政府在无意中替香港采取了同样策略。但今天的亚洲已非昔日可比，日本也无法继续脱亚入欧。中国的崛起让亚洲成为一个整体，有了前进的引擎，日本仅仅是一个追随者。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90中国GDP约3,609亿美元，只占全球1.6%左右，日本当时的占比是13.8%；2019年中国GDP已增至逾14万亿美元，占比超过16%，而日本下降至5.8%。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亦同时在崛起，1990年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含台湾和香港）的亚太地区经济的占比约19.6%，当时的欧盟（含英国）占比约33%，美国是26.4%；到2019年，亚太地区已升至28.5%，欧盟占比下降至21%，美国只有24.4%。随之而来的还会有印度和其他南亚经济体，他们将会继续巩固亚洲发展的动能。

日本在亚洲本来就有着巨大利益，因为近几年的变化，日本已经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香港的感受何尝不应该如此。在文化和地理意义上，香港都极具潜力去适应这种变化，一旦错过了机会，将失去塑造全新环境的角色。这一次转变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亦是百年一遇的挑战，更是唯一的选择，香港必须主动引领它，并为此去推动改革。不幸的是，除了对外部变化缺乏认知，香港更没有为自己向未来伸出双手。

为什么说香港从来没有向这个未来伸出双手？英国并没有将香港这个殖民地视作西方世界与中国互动的桥头堡，顶多就是一个情报站或者贸易点，而香港的精英阶层从来不将战略思维，特别是地缘政治经济思维视作自己利益的支点，只是将香港视作用来赚钱的驿站。这种“快餐”格局是无法持续的，特别当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地缘结构和经济板块的重构已经让香港的传统竞争力不再具优势，它的经济结构过于简陋，缺乏自我更新的能量，必须寻找足以让香港人持续发展的再生战略。

我深信这个新世界是香港能否涅槃重生的钮扣。首先，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曾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济上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还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管道，虽然不再是唯一的。既然世界的变化是围绕着中国发生，亚洲逐步取代一百年前的欧美成为发展的主战场，香港就更必须坚持作为世纪变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其次，香港是一个落后的先进经济体，虽然它的产业结构单薄，曾经拥有的优势不再明显，贫富悬殊，社会稳定无法保证，然而，过往的经验同样为它进入全新世界提供了支撑，从基础设施、公共机构、财政能量，到人才的基本体质都依然具备竞争力，一旦找到再生的战略，它还是有很大机会为自己创造全新的未来。

精英不能再做改革的障碍

香港的精英必须将世界变化的挑战改变为机遇，让香港在改变中转型，这既是应对挑战，更是保护自己利益的积极作为。很可惜，虽然知道要转变，但如何参与，采取什么方式，却并非香港的共识，近年发生的各种动荡亦未能唤醒这个慵懒却富有的“流浪汉”。其实，成熟的经济体大都难以主动改革，美国就是在不知不觉间沦落到今天的地步。香港同样是保守的，情况比美国更严峻，因为它更缺乏抵御世界经济范式转变的体格，如果香港意识不到这一点，代价会是巨大的。

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但它的“外向性”跟以往不再一样。在过去几十年，香港经济的“外向性”从依赖轻工业制造以及支撑它的贸易服务，发展为今天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包括零售和旅游业。这种结构容易造成巨大的收入不均，甚至触发各种社会冲突。在这方面香港并非例外，美国和英国的去工业化和金融化有着同样的结构弊端，只是程度和阶段不一样，但香港的人口和地理让它具备英美经济无法比拟的灵活性，让改变容易发生。加上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让香港能直接吸取巨大的溢出能量，中概股大规模迁徙至香港就是案例之一，这是香港改革的重要资源，亦是任何其他城市没有的优势。

就算有着发生变化的中国因素，香港人对改革的渴求，政府财政亦提供了基础，但改革还没有得到精英的支持，资源也就无法聚焦到改革。香港的一部分精英或许无法接受改革可能带来的牺牲。其实问题应该倒过来问，如果精英们不主导改革，吝啬于一些短期利益，已经按捺不住的大多数人将会强势推动改革，到时候阻碍改革的他们只会被踢开，社会不断激化的冲突已经对此给予了足够的提示。

中国不再是吴下阿蒙，而是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无论是对金融和商业服务的需求，还是为香港发展高产值经济提供技术、人才和市场，它都可以做到。以东盟为例，它已经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香港从来都与东盟有着紧密经济关系，今后大可更积极合作，作为中国的代表巩固与东盟经济体的交往，还可以强化作为东盟的代表，让内地资金更好认识东盟。这种作用同样可以应用到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经济圈。事实上，在香港发展高产值经济的道路上，这些都是理想伙伴和市场。

摒弃“跑堂”心态 搭建新价值链

欧美是香港传统的经济伙伴，但这种关系停滞不前，如果结合中国的发展来评价，作用甚至是持续下降。中国和欧美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无论西方发达经济体如何转换领导层，在可预见将来，中国和它们的关系将会是在风浪中前进。香港就算无法平息风浪，但亦不能作为旁观者，更无法不身处其中。消极的态度毫无意义，只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香港以往摆错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很好扮演积极和主动的角色，只是在中西方之间做个“跑堂”，根本不贡献任何智慧。香港必须纠正这种错误，认真扮演好自己在世界经济新环境中的角色，争取成为中国“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支点。香港既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内循环，还要借助内循环的动能壮大自己，成为中国外循环的枢纽，参与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个全球化周期，成为双循环战略真正意义的核心之一。香港的政治经济本质上就是中国的一环，当然具备条件在更高层次做好自己的份内事。

香港的官员喜欢将香港定位为一个超级联系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互联网时代，中介的价值不再重要，甚至是新经济的障碍：旅行社搬到线上，电子商务改变了零售的形态，连电话都被即时通讯取代，不远将来汽车连司机都不需要了。去中介是新经济的主要形态，为什么还会有人希望继续做“经纪”？这当然是对官员旧思维的讽刺。香港应该从互联网的发展经验中学习，打造为中西经济交往的平台，一个能够增值和赋能的平台，成为以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商，为中外交往提供高增值服务，直接参与，甚至是搭建以另一个“香港”为中心的新型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