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绑老人．一】从抗拒到亲手绑人　安老院舍护理员：好快会惯咗

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你会想在哪里渡过？与家人共聚天伦，还是独居于社区里？老人院会是你的选项吗？现时香港大约有8%的65岁以上长者居于院舍，并以安老院舍为主。说到老人院，许多人都会眉头大皱，传说老人院剥夺一个老人的尊严与自由，方法可以很多。除了身、心虐待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绑”——老人被穿上“安全衣”或手套等，捆绑在床上、轮椅上，或用台面夹在“大班椅”内，为的是限制老人的活动，行内称之为“约束”。然而，2016年，香港一间安老院舍提出了一个反思：“老人住进老人院，是不是为了等死？”后来，这间院舍率先试行减绑老人，成为本地首间“不绑老人”的老人院。“不绑老人”的范式转移，何时才能在香港院舍普及？摄影：高仲明（不绑老人系列专题七之一）

点解妈妈要咁样畀人绑住？

约束，一个表面安静、其实那么暴力的动作。但在老人服务的专业世界，这却是一种“照顾”方法——只要你会拔喉、骚痒令皮肤破损，或者有滋扰别人的行为，为了安全、为了方便院舍照顾的“大局”著想，便可能日复日、年复年被绑。

但香港有一间安老院舍，年前推行减绑老人，他们掀起了一场安老院舍的革命，一场对老人照顾观念的反思。其实在欧美国家，甚至日本、台湾，早已察觉“约束”这种消极的照顾方法，并不为现代价值观所接纳，护老业界必须迎接观念转变的新时代。

“点解妈妈要咁样畀人绑住？”陈影梅十年前因为母亲在老人院被绑，心中冒起了这个问题。

陈妈妈罹患癌症，最后的一段人生路，就在安老院舍渡过。母亲被绑的一幕，留给影梅心底一个很大的疑问。母亲离世后，她立即辞掉银行的文职工作，决心要到老人院工作，由杂务、护理员（PCW）做到今天的保健员（HW），“因为我不停想这问题，然后觉得，可不可以找个途径入行试试？”最后，因为工作需要，她也成为了绑人的那个人。

影梅记得第一次在老人院“绑人”对象，是一个擒床的婆婆。“她八十几岁，好精灵，所以先要绑。”擒床与老人跌倒，在老人院常被认定有因果关系；而另一个“定理”是，绑了等于可以防止跌倒。

绑人初体验，影梅记得原来做法好简单，“就是著安全衣，然后（将安全衣的绳）绑在床下底，之后再带手拍（即手套），绑在床两边。”都是院舍的“师姐”传授的心得。“但绑完，转头佢已经甩咗。”婆婆精灵所得到的下场是：“我们将高背椅，拍在她的床栏，顶住佢，等佢拆唔到（绳）。”

本地研究　七成老人曾被绑香港大学与理工大学一项跟进10年的研究，发现本地院舍约束老人的情况愈趋严重。研究于2005年至2015年间，跟进本地10间长期护理服务院舍使用身体约束品或药物约束的情况，发现2,896名长者中，遭受身体约束的比例，由2005年的52.7%，急增至2015年的70.2%，原因与年老、生活或认知功能受损、大小便失禁、脑退化症及负面情绪有关。研究团队认为，香港急需适当的员工培训及政策改变，以确保长者得到以尊重、尊严、同理心及恻隐心为前题的照顾服务。

影梅入老人院工作，初衷是想帮助老人，但在绑人这件事上，她发现理想原来会敌不过行规与习惯，“照做啰，唔通话咁绑唔得㗎？人哋都做咗咁多年，咪跟住人哋做啰。”有没有一刻觉得不忍心？“初入行时会，但后来都惯了。绑完我都走咗，你咪继续喺张床度闹啰。”替一个人上绑，起码要用10分钟，老人会挣扎、员工（有时甚至要数个）要出力控制场面，是一场身体与情绪上的角力，“有啲院友会用粗口闹你，但我惯了。”

多久便习惯了？“哗，好短时间就习惯了。个几月就惯了。”

“虽然老人家有脑退化，但他们知道的。点解会同你挣扎？咪就系因为知道你绑佢。”影梅说。

对被绑与绑人者，这肯定是场噩梦。直至三年前，有个消息在职员之间传开，改变了大家的命运——

院舍决定，以后要绑少一点老人家。

患癌母亲插喉后被绑陈影梅今年五十岁，在长洲长大，父亲在她读中五时已过世，身为独女的她，多年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深厚。陈妈妈十多年前患上癌症，当年影梅在银行借贷部做文职，朝九晚五，工时稳定，在母亲患癌最初的两、三年，都是由她一力照顾。可是随著病情恶化，妈妈要插胃喉来喂饲，需要的护理复杂了，她再不能靠自己硬撑来照顾。

“当时不懂得问人，亲人都没此情况，就自己做。”替母亲洗澡最困难，有好一段时间她都是自己“轮轮尽尽”地做，“完全唔识，好坦白讲，搞唔掂。”

“我性格正面，觉得有病就医。但只我一个又要上班，没可能丢低工作去照顾她。因为已经觉得好辛苦，没办法便去老人院。”十年前的长洲，安老院舍选择不多，政府津贴院舍只一、两间，排期路遥遥，最后她选择了一间私营院舍。入住不久，护士、护理员指其母亲插喉后试图自行离床，为了限制她的活动，需要绑手在床栏，平日坐“大班椅”（院舍常用的高背椅）亦要穿上约束衣，交叉绑结在椅背。影梅形容当年“好多嘢唔识”，面对这样的“照顾”通知，她只懂说：“哦，系呀，照做啦咁。”

今天回想，女儿的心底话是：“在院舍见到其他老人可以行行企企，点解只我妈妈要咁样绑住？”母亲住院舍没几年，来不及轮候津院宿位便因病离世。母亲住进老人院期间，影梅仍然天天探望，陪伴著母亲走过慢慢衰退的最后一段路，“如此陪伴她离开，会比较接受到。”

母离世后强大信念：学懂照顾其他老人

母亲过世留给她的不是打击，而是人生的启发——把丧事办好后，她辞掉了银行的工作，决心要找一间老人院，入行打工。

“见妈妈咁，好想入行，睇多一点。”人到中年，由写字楼转职老人院，没经验没训练，第一间愿意聘用她的是社福机构办的津贴院舍，职位是杂务工，负责日常清洁打扫，若有院友离世便去执床消毒。院舍环境不俗，气氛亦佳，她印象中也有约束老人，但未到影梅的职级去做。她曾把自己与妈妈的故事与院舍护士分享，同事被她强大的信念触动，鼓励她进修考牌做护理员。

“那时课程不多，等了一年才开班。”她用了半年，半工读个人护理员课程，班上同学有的因为工作需要、也有为照顾家人而来进修，更有男士想做照顾者。毕业后，她应征这间由佛教团体开办政府津助院舍“竹林明堂护理安老院”，正式当上个人护理员（PCW）。她在这院舍工作至今逾七年，每天都落手落脚照顾老人，由喂食、穿衣、洗澡、起床扶抱到简单活动都要参与，而另一日常任务，竟然是当年妈妈经历过的——绑老人。

时间都浪费来绑人

影梅工作的院舍共有三层，她负责脑退化症（又称认知障碍症）长者的楼层，入职不久便开始学绑老人。“那时许多都要绑，写簿时（做记录），一间房五张床，基本上三个都要绑。”绑人几乎已成常规工作：“总之朝早帮他们起床，或晚上落床瞓的时候，都要花时间去绑。”穿安全衣、带手拍、床下底打个结，绑一个人起码花上10分钟，一间房便用上半小时。

新丁如她“大开眼界”，但好些老人已经被绑多年，“他们会和你斗力，大家互扯。”每天都在如斯暴力的环境下工作：“都几唔好受。虽然他们脑退化，但都知道你绑佢。”影梅最初入行，一心想将所学的知识用来好好照顾老友记，看为是使命感也好，是为了疗愈当年照顾母亲的感受也好，总之不是想天天与老人家为了绑这件事去恶斗一场。

照顾与被照顾者的转机，就在2016年底——院舍的年轻院长梁曙㬢与管理层商讨后，决定推行“减绑”老人。消息先在院舍同事间传开，然后管理层与前线职员一起开会，分析每个楼层的被绑长者个案，选出估计较易执行的来试行。其中一个伯伯，由影梅入职时已因为晚上擒床而被绑，他幸运地被选中试行松绑的个案，“我们开始替他试，将床尾升高少许，承高双脚，人便不容易起身。”一个简单的方法，试验一星期后，果然解决了伯伯擒床的问题。“他之前在私营院舍已被绑，来到这里便继续。我估他被白白绑了五、六年了。”

伯伯松绑后，有一晚，影梅发现原来他懂得自己转身，“识郁㗎㖞！”她为了老伯这个简单的动作展露灿烂笑容，“因为觉得好开心啰！”一个老人懂得转身，代表身体尚有肌力，员工替他更衣、洗澡都会顺利一点，“否则啲工夫都系番我哋身上。”她说。

“如果没有人back up我们，做来干么？”

不绑老人，许多人都认同是好事。只是老人院也是职场，问责风气很重，若有老人跌倒，前线职员往往首当其冲被投诉、被怪责。影梅却从院舍开明的管理文化中，得到很大信心为老人减绑，她没有为“安全”而滥绑老人的压力。“如果没有人back up（撑）我们，做来干么？”从减绑省下来的时间与心神，她用来与老人相处，观察他们的需要，了解家属与老人的关系。“家属会见到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对待老人。”

回想十年前，影梅从母亲的经历，看到本地安老院服务强差人意；到今天，她看见行业有转变的可能，“厌恶只因你觉得他们乞人憎、好衰、令我感觉好差，觉得我唔愿接受。但我不是。”照顾挚亲，无限爱心可以解决问题，但当变成工作，让她最心甘情愿去做的，始终是使命感。“爸爸在我中五时已不在，只我和妈妈相依为命。入这行，可以接触老友记，我想帮吓佢哋。”当照顾工作不再用绑这类消极的方法，影梅看见自己每天工作的价值，“最想会有更多人愿意入行。”

上文刊载于第11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9日）《不绑老人　一间香港安老院舍的改革》专题中的〈安老院舍护理员：从抗拒被绑到亲手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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