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绑老人．四】香港首间“减绑”安老院院长：人手非最大困难

整个团队不断想，如何为长者行前少少，摆脱旧有观念。

推行不绑老人计划的年轻安老院院长梁曙㬢，本身是社工出身，他记得当年参加一个有关认知障碍症长者的课程时，课堂上有讲者说，老人在院舍是三等公民：等食、等瞓、等死。“这一句对我们来说，好hurt。做院舍，我们不是想老人家在这里‘安老’吗？”

“好坦白讲，我们以前的服务，好似与‘安老’这个字有点违背。”梁曙㬢有深刻的反思：“我们的团队不断想，如何为长者多想一些、行前少少，摆脱旧有观念。”于是，他重新检视“约束”老人这回事，也在院舍破格推动“不绑老人”。

投诉文化让院舍却步

“绑，其实浪费人力物力，老人家亦不会开心。”所谓绑，老人会被穿上安全衣、带手拍（即手套）；员工绑人时，老人挣扎一阵子，他们又要蹲在床下打几个结，扰攘一轮，起码需要5-10分钟。以往一间房5个长者3个要绑，一间院舍，为了绑人而耗费的人力物力，有数得计。

梁曙㬢心忖：“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双赢？同事不用做那么多，老人又开心？”他带著这种想法与院舍的主管研究，大家都认同推行减少约束。只是，要摆脱旧有观念与习惯，知易行难。院舍的营运者，何尝不是被“约束”？“现在NGO（社福机构）问责文化、投诉文化好盛行，做错少少都会面对投诉，弄得好多主管都好怕。如此，还够不够胆试新？还是做回以前的事？”

部署半年

然而，他们还是选择了为院舍老人，冒一个险。要推动减绑政策，做的不仅是松开那个绳结那样简单，而是将院舍照顾老人的老旧问题“连根拔起”地改革。他们意识到，过程要由上而下（top-down）、也要由下而上（bottom-up）才会成功，不是管理层一声下令“不绑”便能成事。所以在推行前，他们花了半年时间部署。

其实，老人晚上“擒床”，与深宵时睡醒有关。一般院舍作息时间要迁就员工交更，出现了老人院常见、违反生理时钟的作息时间表：下午4、5点“晚饭”、晚上8时就寝。为了配合减绑政策，院舍重整员工每更工作时间，或缩减或延迟，让老人回到6、7点晚饭、9时许入睡的作息规律。老人入夜后安睡，最终是减少了深宵睡醒后“擒床”问题，纾缓了通宵时份的照顾需要。

然后是跌倒。归根究柢，身体无力是跌倒主因之一，这与缺乏运动甚至营养有关。院舍于是加强物理治疗、活动等配套，让老人家尽量维持肌力。院内曾有老人由不良于行，练习至可重新用拐杖走路。院舍的餐单亦由只顾营养轻视口味，改良至有“老人院版”的炖蛋和西多士等，餐单设计的逻辑是老人爱吃才有营养、才有力气。梁曙㬢说，院舍现时每月200多万的营运成本中，约8-9%都用于膳食。

让照顾回归人性

“不是要求同事一开始便全部不绑，如此会好大风险。我们逐个个案去试，每个月减少一些。”和他一起讨论的，包括护士、社工、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以至前线保健员等。团队最终在2017年初，选定了首批试行个案，都是经评估后认为较大机会“减绑”成功的长者。

“可能因为被绑，老人要挣扎才会擒；但又因为‘擒床’这行为，令他们被年复年被绑。”他记得有个叫阿冰的婆婆，因插喉而被绑手多年，“不绑之后，她没有拔过喉，一次都没有。”梁曙㬢回头再看：“也许早在三、四年前，她已经不需要被绑了。只是没有人review（重新评估）她的情况，白白被绑多年。”

据他们统计，院舍由高峰期逾半老人被约束，减少到现在只10%左右；上月共26人需要使用约束品，其中七成以上只在需要时（如晚上）才使用。而推行减少约束计划后，院友跌倒个案反而有显著下降的趋势，2016年为80人、2017年为35人，2018年（截至5月）为13人。

梁曙㬢坦言，推行不绑措施一年半以来，约60多个减绑个案中有20宗失败，约占三分之一，原因都与无法解决当初被约束的原因有关，如依然拔喉或抓损皮肤等。但其后，这些老人即使复绑，程度也会减轻或时间缩短，例如由本来绑在床上减至坐高背椅等。“失败不要紧，起码我们加深了解，下次再试时便可考虑其他方法。”他说。

人手非最大因素

自从年前大胆试行不绑新政，他们的经验成为本地安老院舍业界的先例，时有同业来交流取经，差不多每一次都有人提问：哪有人手？人手比例要几高才做得到？行内都知道这间院舍一直以较优厚的薪酬聘用人手，难免将不绑与人手比例，想像成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梁曙㬢说，院舍没有为不绑而额外聘用人手，一直维持原有的人手比例去执行。但因考虑不绑老人的文化需要团队认同，故近年停止聘用“外购人手”（即行内的自由工作者）担当前线照顾工作。

梁曙㬢理解业内人士对人手调配的顾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试过。他们会觉得，不绑便要额外人手‘睇实’这些个案。这只是第一步要做的事，长远并不会这样。反而在松绑后，院友状况有改善，可照顾自己，往后便不再需要找人紧盯著他们。”

“在我们的经验里，不绑，人手并非影响成效的最大因素。最重要是同事是否懂得处理这些个案？有没有人帮他们过渡（不绑的工作模式）？这是技巧、知识和价值的层面。”

长远而言，不绑才更有效调配人手：“香港的思维是院友一定在老人院终老，是create dependence（制造依赖），没有想过去维持或提升老人的能力。”若改变传统观念，职员的时间与心思用于改善服务配套与质素，如搞活动、关顾老人，而非绑人防跌，照顾的工作便比“绑人”更有意义和价值。

要求不被约束并非奢侈品

由新丁走到今天，梁曙㬢看著老人服务的变迁。“我在这行十多年，每年代都有不同要求。以往会讲让老人有食宿；十年前讲有没有活动；五至七年前讲护理质素；两、三年前讲虐老。近一、两年开始讲人权、自由、长者自决权。”他认为，在关注老人权益的年代，不在临老、临死时被绑，已被视为所有人应份拥有的权利。“要求在院舍食鱼趐是奢侈品，社会价值观未必认同；但这（不绑）不是奢侈品。社会人士都会认同，只是担心是否做得到。”

其实早在2006年，本地已有团体研究约束问题，但十多年来，业界没甚反响，老人仍得靠每天“金蝉脱壳”来对抗被绑。环顾亚洲区，日本厚生劳动省早于1999年已颁布省令，一切与老人照护（介护）、看护有关的活动，无论是设施还是居家，除保护生命的紧急状况以外，所有情况禁止拘束老人。相比起来，香港步伐很慢。

但如今，梁曙㬢却见到转变的契机：“我想业界已预备迎接这种转变。”现在，这间院舍在长者入住时，不会立即要求家属签定约束同意书；前线职员交更时，亦不会第一时间想为哪个老人用安全衣。取而代之的，是真真正正有关照顾的讨论：不如早上试试不让某个老人睡很多？可否给某老人设计活动？这样做他的情绪会平伏一点吗？

要做到这种地步，才是“照顾”质素的真正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