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绑老人．三】被绑长者家属：绑少一点点，让他们自由吧

唔使被绑，被束缚，好好。香港嘅老人院应该逐步咁样做。

冯太：“我再扶不到他起身”

冯发枝伯伯生于1937年，育有三子女，一直由冯太照顾。因患轻度精神病，他时有失眠与妄想，例如会以为被从前做生意时的伙计陷害等等。十多年前，伯伯开始以精神科药物来镇静情绪，只是，药物副作用也令他日间精神昏沉，疲累加上活动减少，令他时常在家跌倒。“有时扶到他起身，但那晚，我扶不到他起身了。”

冯太说，跌得比较严重的那次在2012年，自此她知道，自己再照顾不了丈夫，“我想起妈妈在西环住的老人院几好。”一年后，她决定把伯伯送进私营老人院照顾。

“那时，地铁还未到西环，我就由上环行15分钟过去。”74岁的冯太每天都到老人院探望，伯伯住进院舍后，出现了预想不到的情况：“他在院舍日日‘擒床’。他好钟意食嘢，院舍的柜内有维他奶，他就时常‘擒床’过去攞。”不知是因是果，在院舍活动少，伯伯又愈趋体弱，连碎步也走得愈来愈不稳，“𠮶日唔知点样，佢无端端喺房门口跌倒，瀡咗落去，手就咁缝咗十针。”

那次跌倒，冯太没怪责别人，“我知道姑娘好尽责。”院舍决定替伯伯穿约束衣，绑在床上椅上，预防他跌倒，“好难讲嘅，院舍有时人手唔够，畀佢著，我谂吓，暂时咁样都OK啰。”绑的时间，有时在晚上、有时在日间、有时是一天24小时。伯伯被绑后会反抗说“唔好绑咁紧”，又会郁来郁去，冯太知道伯伯觉得“唔舒服”，“我会叫佢忍吓，唔好擒，乖乖地啦。”

被绑后大叫

现时社会福利署对于安老院舍使用约束物品有概定的指引，根据《安老院实务守则》，必须获得注册医生、住客及／或其监护人／保证人／家人／亲属的书面同意，而冯太就是负责替伯伯签名准许使用约束衣的家人。被绑后不久，伯伯的意识渐渐转差，开始时常大叫，“食完早餐，推他到大厅看电视，职员去做嘢，他就叫。有人说他嘈，所以要他在房门口的走廊坐。”有时一坐便是一整天，“他都控制唔到自己，唔知自己叫。”后来，伯伯的意识再差一点，“冇咩人同佢倾偈吧。”

其实，冯太亦受睡眠窒息症困扰，时常失眠，也做过几次手术，身体状况不怎么理想，她开始担心未来的照顾：“想替他申请政府院舍，若我突然返天家，都唔使挂住佢。”她形容那是“个心安乐啲”的感觉。后来，她主动联络跟进伯伯的社工，并告知自己的情况，不久便获派薄扶林的竹林明堂护理安老院的宿位。

时为2015年，伯伯经过前三年的老人院生涯，身体状况再转差，行动已没那么灵活，之前院舍的约束安排，如“旧药”般被带到新院舍。“又系因为‘擒床’攞嘢，但那时再弱点，唔太行到。”如此，一旦擒床跌倒，“个头好容易跌落地”，所以约束衣不能离身。婆婆坦承，当时觉得替伯伯约束衣没有问题：“夜晚为了安全，大家有责任，院舍有责任，佢自己都有责任。”

松绑见成效　盼推而广之

只是，看见发枝伯伯时常嚷著要姑娘别把他绑太紧，冯太还是会不忍心。直至2017年初，楼层护士告知冯太，院舍将会实行减绑，发枝伯伯被选为首批试行松绑的个案。“这个消息，真系令屋企人好开心！”冯太笑著说，“我有话畀佢听，以后不用著背心……我知道佢会钟意。”

竹林明堂护理安老院院长梁曙㬢说，当时护士、社工及前线同事，一起检视每个楼层的约束个案，团队认为发枝伯伯是有意识的老人，因为他与人相处久了会明白别人意思，可按指示回应，并能清楚表达感受，加上冯太亦是愿意配合的家属，“我们都几有信心，九成可以成功。”

果不其然，为发枝伯伯脱下约束背心、减少晚上捆绑后，他心情渐佳，胃口改善，多吃东西后体力转好；院舍亦以物理治疗及外出活动配合，让伯伯精神起来，手脚复有力、可站起走两步，“擒床”问题也就逐渐改善。

整个良性循环，还包括药物治疗。梁曙㬢解释，“擒床”、被绑、医生加药，是许多需长期接受精神科治疗的长者面对的无间循环。重药令老人精神更委靡、意识更差，愈易被认定需要约束，“伯伯因为精神了，上次覆诊医生表示可以替他减药。”院长说。

冯太：让他们自由吧

“老人院应该绑少一点，让他们有自由嘛，不用成日绑住。”冯太直言，家属都有矛盾心态，一方面会为伯伯跌倒麻烦别人感到不安，无奈接受“被绑”；另一方面，内心的抗拒亦是真实的。那么，如果被绑的是你呢？“我梗系唔想。”她坦言。

一切都是意愿的表达。如果冯太有天需要住进老人院，院舍问她的子女可不可以对自己使用约束品，她想子女怎样抉择？“我梗系想佢哋话唔好绑我啦。𠮶时我唔知，为了安全，著吓都好嘅。但若是我自己本人，当然唔想。”

冯太的妈妈是百岁人瑞，去年以106岁之高龄在院舍离世，她对母亲最后的记忆是：“她可以自己行，好精灵，会自己打电话，又记得谁人生日。”长寿而拥有自由，任谁都想拥有这种最后的福气。冯太说：“不用被绑、被束缚，好好。我想香港的老人院，都应该逐步逐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