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 从六七暴动到“和理非”

上月底（4月21日）街坊工友服务处举办对谈会，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民主进步党创立人杨继昌就“和理非”进行前瞻性讨论，黄预言成效不彰的“和理非”必将被地下化“勇武抗争”取替，杨则认为现时的群众运动尚未贯彻“和理非”。适逢六七暴动50周年来临在即，我们不妨在此也对其与“和理非”起源的关系作一回顾。

（本文原载2017年5月2日《香港01》周报第58期B16版，按此订阅周报）

简称为“和理非”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香港群众运动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策略与方针。一般认为“和理非”出现于六七暴动以后的1970、80年代，而此模式的成熟以至作为口号被明确提出来，则要等到1980年代末的六四事件。不过，对于“和理非”产生及其与六七暴动具体关系，至今暂时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所以然。

一种较常见的论述，就是六七暴动促使港英政府注意回应社会民生诉求，让港人衍生出“和理非”策略奏效的印象。关于此点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便是1970年代初的文凭教师薪酬运动，1973年在司徒华带领下的三轮罢工，最终成功迫使港府放弃教师减薪，成为令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诞生的契机。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论述实际只是在解释“和理非”生成后得以维持下去的理由，并且也因为过于强调来自建制方面的作用，从而忽略了群众自身与香港外部因素。

其他试图厘清“和理非”起源的意见，多数亦是点到即止、欠缺深入阐述。譬如有人提出六七暴动象征上世纪香港暴力群众运动的完结，它的无疾而终让香港人意识到“勇武抗争”不可行；又如有人摘引个别运动组织者的言论，突显他们受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人非暴力思想的启发。以上观察虽然大致正确，但少不免给人一种从历史脉络抽离出来的感觉，因为六七暴动以前群众运动深受中国政权影响，与1970年代起的本地自发运动有明显分野，两者很难平行而论；至于外国名人事迹，也许确实有感染过香港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可是要令一般参与者都认识以至认同他们，却是绝不可能。

暴动遗响 和理非定调

若说六七暴动对于催生“和理非”有直接影响，那应该是两岸政府减少支援香港左、右两派的势力，令致其后群众运动难以采取暴力模式。

右派势力自1956年双十暴动后已逐渐走下坡，暴动原本是让它联合港府反击左派的机会，港九工团联合总会会长何康便建议台湾当局“支持港府……借刀而杀匪”，但国民党不欲给人协助殖民者压制民族主义的负面印象，故未增派人力、物力插手干预。另一方面，1967年8月港英政府勒令三份左派报章停刊，引发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外交风波促使共产党反思对香港策略，进而决定停止资助罢工工人，左派从此亦无充足资源再次发起暴动。既然欠缺国家政权提供武装成本，后续群众运动自然只能够选择拥抱“和理非”的模式。

进入“后暴动”时代的香港1970年代，各种新兴群众运动崛起，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社会运动，二是学生运动。前者的抗争对象是殖民政府，然而在欠缺左、右派机关指导的情况下，它们并未产生明确意识形态取向，没有否定殖民政府的认受性，于是既不能也毋须采取过激策略。套用教育大学副校长吕大乐于《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一书的说法，社运“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往往有意或无意之间动员了群众以香港公民的位置和身份向殖民政府施压，希望争取到政府政策的修订或改变”，加上港府六七暴动后“更主动的进行自我改革和更新”，结果“政策及管治手法的转变……令市民开始相信他们的声音和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徒劳无功”，换言之就是感到“和理非”方针行之有效。

至于学生运动，则是战后婴儿潮一代香港人围绕“认中关社”而生，可是学运内部在“认中”、“关社”次序与程度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国粹派”和“社会派”的分化。更加重要的是，“国粹派”乃由新华社及其他亲北京组织扶植起来，旨在渗透香港学生运动、宣扬社会主义，所以这种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六七暴动以后左派活动的延伸。

两派分裂客观上限制了学运与社运的接轨，1973年反贪运动、1974年反加价运动、1975年英女皇访港示威等事件里，都能看出“国粹派”刻意与它们保持距离，学运在此种情况下无法集中力量进一步激进化，致使其行事同样呈现“和理非”貌相。随着两派成员后来成长为建制派及民主派政党主干，“和理非”作风便被一并带到下一代群众运动之中。

外部因素 反战与嬉皮

将港英政府六七暴动以后政策视为促成“和理非”运动主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忽略香港社会以外的国际因素。1980年代成长为“和理非”运动领袖的一代人，其青年、童年必然是在六七暴动期间度过的，但当时最能够反映武力祸害的事例，根本不是这一场仅长半年、伤亡千人以下的香港暴动，而是已经持续了几年、死伤以数十万计的越南战争。尽管越战与六七暴动无直接联系，然而在冷战格局的影响之下，中、英双方博弈都无可避免地扯上越战，于是暴动期间曾经出现左派指摘英国容许美国将香港转变成攻越基地，戴麟趾（David Trench）政府则提出减少美国军舰来港补给作为应对，可见香港与六七暴动都不能自外于发生在1,000公里外的那场战事。

同样，参与或目击六七暴动的群众，亦没可能摆脱由越战带来的影响。其时香港报章多数存在鲜明政治立场，左、右两派皆有需要报道相关资讯，国际版面内容因此充斥越战消息，营造出一种本地暴动、国外战争的动荡气氛。尤为讽刺的是，正当香港左派筹划“反英抗暴”，美国人民却在进行名为“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的和平反战运动，其领导者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于1967年5月开始举行集会游行，10月又往五角大楼投放花朵于美军士兵枪管。这股反越战风潮很快传播到香港，尽管1970年代的本地参与者强调它反殖民、反侵略的一面，但个中宣扬和平的思想，跟后来他们趋向“和理非”不无关系。

与反越战相关的，还有所谓“嬉皮（Hippie）”精神。从1960年代初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嬉皮”运动，既有着反抗传统、叛逆主流的元素，也有对自由解放、流浪独立的追求。正好在香港六七暴动的一年，美国旧金山举行“爱之夏（Summer of love）”集会，《时代》杂志封面报道这种“次文化的哲学”，标示了“嬉皮”运动的巅峰。“嬉皮”一方面讲“爱”与“和平”，对目睹暴动遗害的港人无疑有相当吸引力；另一方面，它有反资本主义的成分，所以又能招纳暴动以后迷失路向的左派或托派成员。过去束着“长毛”、今天被打为“和理非”的梁国雄，是“嬉皮”影响香港运动的典型例子，而他自己亦多次声称坚持非暴力抗争。

激进标准 随时代变迁

近几年梁国雄评价从“激进派”到“和理非”的转变，还诉说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随着时移世易，“激进”标准有很大的分别。对于生活在1970、80年代的香港人来说，愿意站出街头示威便是相当“激进”的举动了；相比之下，今日香港舆论所谓“激进”，实际早就演变成为“勇武抗争”的同义词。同一批“和理非”的人、同一种“和理非”策略，过去会被视为“激进”，今天却被斥成“温和”，再被放到“勇武抗争”面前加以声讨。在这个过程里，真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似乎已经不是“和理非”与“勇武抗争”的哪一方能够成功争取诉求，而是公众对于“激进”标准无法维持“五十年不变”的原因何在。

或许群众运动从来便是“激进”，而之所以选择“激进”，不过是为尽快达到成果。如果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落力改善民生，造成了50年来“和理非”群众运动有效的印象；那今日“勇武抗争”的擡头，会否亦是来自于希望政府或社会，出现像“后暴动”时代那样明显而急促的转变？不管怎样，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特殊政治情境已经无法复制，“和理非”与“勇武抗争”好像都走进了困境，近年逐渐酝酿的另一种“深耕细作”路线，大概便是缘此而来。毕竟六七暴动“勇武抗争”，其实就是左派组织长年“深耕细作”下得到的成果；“和理非”旗手司徒华，在其回忆录《大江东去》也说过：“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作好长期抗争的准备，切不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轻敌心态”。

附：“勇武抗争”始于七十年代？

要说1970、80年代群众运动完全没有今日标准的“勇武抗争”元素，亦是不合适的。1971年7月7日的维多利亚公园保护钓鱼台示威，警司威利（Harry Whitely）据称是先被一名青年起脚给踢倒在地，才会恼羞成怒下令作出武力镇压。

直到1984年1月，有的士司机发起罢驶行动，反对香港政府增加牌照费以及首次登记税，结果却演变成为“油麻地骚乱”；此次事件不单迫使警方自六七暴动后首次再发射催泪弹，而且其暴力程度甚至引来了背后受到国民党策动的怀疑。当然，前述这些“勇武抗争”事迹都只算是异例，后来那种“和理非”模式的基调，大致已经确立下来。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