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恐左惧共源起六七暴动 港府宣传战“功不可没”
撰文:陈俊求
上周提到,左派宣传机器基本上是操纵在极左势力手上,港府面对极为煽动的宣传攻势,也不得不谨慎而积极地应战。反宣传有两个层面,一在暴动期间,二是暴动后,而两者之中,暴动后的反左宣传更为重要——其造成的客观效果,则是在“香港人意识”的构成过程中,殖入反共、恐共情绪,对社会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本文原载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报第57期B19版,按此订阅周报)
暴动期间的宣传工作,主要为阻止左派报章主导舆论及持续地散播不利港府的资讯。为统筹整场宣传战,香港政府1967年6月在政府新闻处下设立特别宣传小组,针对左派的文宣进行反宣传工作,冀稳定民心。作为政府新闻部辖下机构,特别宣传小组可谓克尽其喉舌之责,而它主要的工作,则是在中文舆论世界中争取话语权。
政府深知传媒是控制舆论的基地,而她争取报业支持的政策,可以用八字归纳:“导之以利,威之以势”。首先,她运用银弹政策,直接争取中文报章的支持,凝聚社会的反暴动力量。例如5月24日在《明报》刊登整页名为〈支持政府 维持和平〉的广告,其中共有近280个团体和非官守太平绅士代表表态支持港府。其次,她着力统筹所有非左派报章,甚至迫使其表态。因此,银弹政策的背后,同时还带着胁迫的意味。例如,政府曾要求在所有报章刊登一篇名为〈维持繁荣安定〉的广告,报社若接受广告,一可赚取政府的广告费,二可表明支持港府镇压暴动的立场。但若然拒绝刊登,就会被政府视为“左派报社”。
左派暴行不得民心 舆论团结声讨恶行
这种近乎强迫表态的政策,一度令部分报社进退两难。时任《香港夜报》的社长胡棣周直言,这是政府要求报社在亲英国还是亲中国的问题上表明立场。不能和稀泥下,非左派报章还是颇为配合政府的宣传攻势。就效果论,香港的非左派报章逐渐呈现鲜明的反暴动立场,这一是回应港府的因势利导,二是出于抨击左派超越社会容忍底线的残暴行为。其中《明报》更早于五月风暴的“风头火势”下,在5月14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左派暴力行为:“这次骚动的起因是若干劳资纠纷,本来都可经过各种正常途径取得合理解决。但事情发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范围,令香港市民受到极大损失。从现场摄得的照片与电视片段可以看到,目前参与骚动的群众,极大多数已不是发生工潮的工厂工人,而是外来的毫不相干的人群。这些人烧巴士、捣毁徙置事务处,种种行动与原来的工潮早已相距十万八千里。”7月13日,《明报》再发表社论,批评左派暴行使香港沦为“恐怖世界”,并促请香港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对策,恢复治安与和平”。
不论是为势所导还是激于义愤,多份非左派报章在暴动早期已陆续加入反暴动的阵营,支持港府维持法治。据统计,5月13日至5月18日期间,在《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报章皆曾刊登支持香港政府镇压左派的声明。各大非左派报章成为政府“盟友”,更有效地联合社会其他的重要持份者,成为反暴力声音的重要发表言论渠道。例如,《华侨日报》于5月31日刊登了新界乡议局支持香港政府镇压左派骚乱的声明。
左派不得民心、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不但成为政府在这场宣传战中最大助力,更直接加强各非左派传媒间的合作。8月24日,电子传媒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被左派暴徒放火烧死,商台翌日即在《明报》发表声明,指将“在多方面协助香港政府敉平骚乱”。
塑造初代港人意识
局势发展也有利港府论述促成主流及不受左派媒体强烈挑战。随着极左势力在中共内部逐渐失势,在港左派得到来自大陆的支援也锐减;而在舆论上中共也不便再煽风点火。后来至文革结束前夕,指示香港新华社及香港工委发动暴乱的林彪已遭空难而死,江青也已下狱。如此一来,中共既不便追究谁在香港发动文革,也不便在舆论战上与港方针锋相对。六七暴动时在港关键领袖祁烽更透露,1980年代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更就六七暴动达成“不翻历史旧帐”的共识。前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也曾表示:“中央觉得在过渡期重提这件事没意思,翻历史旧帐也不利和谐团结。”在中共不争、不吵下,港府也就顺利地主导了解释六七暴动的论述、话语权。
在论述不受挑战的环境下,港府更趁机在香港人意识形成的同时,殖入反共反左的意识形态。港府先是强调中共、左派的恶。经历港府连番宣传攻势,〈香港左派形象变迁〉断言:“此后,一提到‘左’,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骚乱、炸弹及林彬之死。”诚然,社会在六七暴动后普遍对左派暴行反感,传统左派几乎已无立锥之地。其次,则为强调港府的善。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初开始改变统治策略,着意收买人心,提出“香港是我家”的观念,例如举办“香港节”,为香港人建立归属感,使其渐渐视香港为家。在香港政府的官方论述中,多集中叙述其善后政策,强调殖民政府在暴动后的积极回应,包括改革劳工法例、加快建立福利制度、开通民意渠道、大搞文娱节目等等,并论述香港政府如何将香港由“乱”带入“治”的1970年代,冀以福利赢取民心。
善、恶兼立下,逐步树立港府与港人作为我者,中共与左派作为他者的对立关系。正如大陆学者强世功所言:“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直至现在,香港人心中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恐惧,仍然不能磨灭。这也构成了我们要理解香港现时社会问题时,必然不可以绕过六七暴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