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六七警号:国家安全不容忽视

撰文: 陈子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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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国家安全,大部分香港人也许只会联想起《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也许反映了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其潜在威胁。事实上,从1950年代开始,香港已成为冷战两方阵营的格斗场,国家安全问题一直缠绕着这座城市。国共双方、英、美四方角力之下,受影响的不可能只有“国家”,香港也难以独善其身。

1956“双十暴动”等骚动引致多人伤亡,可见左右派的斗争不单只在两岸之间,更直接影响香港安全

(本文原载2017年4月18日《香港01》周报第56期B06版,按此订阅周报

本届特首选战中,三名候选人都表示香港有需要为23条于本地立法。除了宪制责任之外,曾任法官的胡国兴更提到,一旦香港未能自行立法而要引入大陆的《国家安全法》,将对香港构成更深负面影响。本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林郑月娥,颁发任命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678号令。而自从林郑月娥当选以来,部分舆论讨论及她治下会否重启23条立法。社会对23条立法有不同的声音,但不论支持或是反对,较少人将着眼点放在23条所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上。

大部分香港人对“国家安全”都感到非常陌生和遥远。我们既不像部分中东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也大概没有敌对国家会入侵香港。而且“国家安全”这个名称表面上跟香港没有直接关系—不论是回归前作为英属殖民地,又或是回归后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一直不是主权“国家”。故此,一旦提到“国家安全”,不少人会觉得事不关己,而即使真的立法,香港也只是为别人作嫁衣裳。然而,“国家安全”其实离香港并不遥远。安全问题若然处理不善,更会酿成重大社会危机。

左右派冲突的“格斗场”

今年是六七暴动50周年,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暴动,说明了安全隐患可以严重影响香港。六七暴动又称为“左派工会暴动”—从“左派”一词已可知六七并非一场单纯的民间暴动,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有一定影响力。香港在冷战时期基于英国左右逢源的政策,致使其发展成为“中立”的自由港。有鉴于这个特殊身份,香港又成为国、共、英、美四方势力操控权力及伸延影响力的基地。这些势力表面上在香港共存,但一点也不和平,甚至随时“擦枪走火”,一发不可收拾。

冷战即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两大阵营的对立,由二战结束后不久即爆发,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冷战时,香港是英属殖民地,应该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然而,英国在冷战中并不完全紧随美国政策:她一方面与美国在欧洲积极围堵苏联,但在中国问题上却对“敌对阵营”的中共政府有一定的善意。1950年,英国已经与国民政府断交,承认中共为中国的合法政权,其后更屡次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就有关中国代表权谁属的问题投弃权票。英国希望能延续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故此有必要控制中共对香港的军事威胁限于“饮马深圳河”。同时,英国又须要尽力维持各方势力不至于在香港引发大规模骚乱,更不希望外围政治动荡影响殖民地管治。

六七暴动期间,明显可看出香港内的政治活动有充分条件发展成大规划的安全问题(互联网图片)

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一直影响着香港的“安定繁荣”。19世纪时,香港很多早期工会都是广州工会的分部,这状况大体上延续至20世纪初。1922年香港发生的海员大罢工,便是在广州国民政府推动下衍生,甚至引发总督司徒拔对孙中山的敌意。1925年广州爆发罢工,国共两党亲自组织罢工,带动大量华工离开香港,这些罢工都瘫痪了香港。国共两党的工会运动,除为工人争取权益,也展示了其政治机关对香港的巨大影响力。国共内战爆发后,香港更成为左右派政治角力的战场。1949年11月,香港就发生了“两航事件”。原属于民国交通部的中国航空和中央航空飞往大陆,加入中共阵营。另外,1955年4月11日,中共总理周恩来原定乘坐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经香港赴印尼,民国特工在飞机停留启德机场时放置炸弹。中共事先接获情报并要求英国政府加强机场保安,周恩来也改变行程,但最终飞机还是被引爆并坠毁在印尼领海,16人罹难,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原拟提升外交部情报司副科长的科员李肇基等。

1955年4月11日,国民党特工在香港启德机场停泊周恩来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置炸弹。虽然中共中已通知英方,周恩来也已改变行程,但飞机最后还是被炸毁,充份曝露了香港的安全危机(互联网图片)

这些事件都反映了香港存在的安全问题。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左派阵营与由民国政府支持的右派阵营,各自在香港进行宣传与政治活动,从事理上看,爆发流血冲突是早晚的事。港府当然也有所警觉,希望通过立法防止矛盾不断恶化。从1949年始,港府推出了一系列法例防止政治问题浮面,威胁其统治。这些法例包括《违法罢工与罢雇条例》、《社团条例》及《递解不法分子出境条例》等,主要限制左派工会的成立与组织罢工,且让港府可以递解可疑人士出境。例如1952年3月1日发生的“迎亲人事件”,港府拒绝大陆粤穗慰问团访港以防止其刺激香港社会情绪。及后,左派《大公报》转引《人民日报》攻击港府言论,最终港府以煽动罪和违反出版条例将《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递解出境。到了1950年代,港府发现右派势力也存在威胁。在英国档案馆就藏有名为“Hong Kong:Kuomintang activities(CO1023/101)”的档案,记录了殖民地部与港府就国民党在香港活动的交流。这些档案反映了香港有大量国民党支持者,而且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引发动乱”。左右派均能发动大规模罢工或暴动,充分突显香港的安全问题。

坚守中立使英国未能完全禁止冲突在香港发生。为了与中共政府维持良好关系,港府既不能完全禁止中共派遣人员至香港;但英国与民国政府在冷战中同属资本主义阵营,无形中也放宽民国情报特工在香港活动。而且这类活动与国共政权关系密切,容易演变成外交问题,港府处理时也有诸多掣肘,必须谨慎处理。另外,即便左右派在港组织政治活动,除非他们干犯了明确罪行,否则港府只能递解他们,欠缺阻吓性。1956年10月10日,受国民党影响下香港爆发“双十暴动”。由早上10时半触发事件后的短短数小时内,群众已有组织地参与暴动,当中更牵涉国民党背景的黑社会组织。暴动为期7日,造成60人死亡,443人受伤,有2,448人被定罪,可谓史无前例。

美国情报在港之音

1950年代中后期,新闻处也开始发行《小说报》一类创作性的文学作品,希望当中所夹杂的宣传内容可以传播到更多没有阅读严肃刊物习惯的社群。其二,是制作名为“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广播节目,内容跟上述的反共宣传相似。除了广东话,“美国之音”更会使用闽南语广播以增加影响范围。虽然英、美两国在冷战中属于同一阵营,但英国政府并不希望美国情报部门的宣传工作过分刺激中共,更不希望因此而威胁香港安全。英国曾向美国表示,不希望香港被利用为制作和散布政治宣传物品的基地。除了多次致函美方,抗议其出版刊物违反香港出版条例,公营的香港电台更于1953年在没有预告下中止播放“美国之音”。由于英方的阻挠,美国也不便在香港过于张扬,转而以香港为中心,散布这些中文材料到东亚各地的华人社区。1950年代早期,香港美国新闻处有65%至72%的刊物转发到日本、台湾、东南亚各地的分部,而非单纯在香港流通。1955年越战爆发后,香港更加成为美国对越南周围重要的情报和宣传基地。

1954年美国新闻处所制作的宣传画,图上以越南语写着“来到南方,逃离共产主义”。香港制作了很多类似的宣传画并出口到越南地区(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虽然英国和港府已作出多番努力以防范这些活动引起中共政府的反感,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危机爆发。在冷战两方阵营角力的背景下,1967年5月左派工会在香港发动了为期半年以上的“六七暴动”。5月15日,中共外交部更发出声明,称“英国政府一方面配合美帝在越南战争的升级,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严重警告,继续把香港作为美国侵越基地;另一方面又不断在香港加强敌视中国的种种措施。”这反映了美国在香港的政治活动即便未有国民党这样明显,但在冷战格局之下,仍然会成为左派攻击诟病的目标。这些活动为香港本地安全埋下了地雷,最终不幸酿成悲剧。冷战之中,多方势力以香港为中心进行政治活动引证了香港其实一直面对着安全问题。但时至今日,似乎很多香港人都遗忘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