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社会躁动与文革共酿六七灾难

1967年由5月初开始爆发，一直延续至年底的六七暴动，是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动乱事件。港府在暴动后推出多项社会改革，民间也开始重视参与社会事务；可以说，六七是香港历史的一大分水岭，也可以说，了解六七暴动，是理解香港问题的基础之一；而理解六七暴动的起因，则须先理解引发这场暴动的内、外因。

（本文原载2017年4月10日《香港01》周报第55期B14版，按此订阅周报）

二战结束后，香港曾先后爆发两次大规模暴动，两者共通之处是有香港以外的势力影响，而且还是关键因素。一为1956年由右派（亲国民党人士）发起的“双十暴动”，事件造成超过60人死、300人伤。右派暴动的“意外收获”，是令香港的工运主导权落在左派的工联会手上。是次暴动令国民党在港的特务、非法组织系统均大受打击。除了被枪杀的45人外，港英拘捕了1,527人，未被捕的不少被撤至台湾，或自行逃离香港。亲台势力大受打击，工团总会嗣后也不再对工联会主导的工潮加以阻挠。

二为1967年由左派发动的“六七暴动”，事件造成51人丧命、800人受伤。“六七”按叙述者立场，一般被称作“六七暴动”或“反英抗暴”，其记忆是血腥的，教训是沉痛的，成因是深沉的。于暴动中，八岁的黄绮文与四岁弟弟黄兆勋，当年于北角清华街被包装成礼物的土制炸弹炸死，一时撼动整个社会，几乎使舆论一面倒倾向反暴动；另一边厢，当年有份参与暴动、领导“炸弹队”的郭庆鎏，接受罗恩惠导演采访时回忆“六七”，却是激动得台面也不断摇动，“我们（港九油漆总工会）工友朱日基、蔡南在7月16日被警察击毙，我要抢尸抢不到、救人又救不到……我们是这样死的，怎能不跟她（港英政府）死过？”可以说，“六七”对于香港人而言，意义非常深重而复杂。因此，虽然50年过去，不少人至今仍然对左派工人被打、左派“通街放菠萝”（土制炸弹），与商台主持林彬被活活烧死之事依然历历在目。就个体而言，“六七”或是痛失至亲与工友的记忆，或是部分人因平暴有功而一路高升的命运契机，或是政治理念完全转向。

但若然把历史镜头拉远，“六七”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暴动，无疑是促使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开展各种社会改革（特别是工人权益问题：自1969年至1977年，新订的劳工法例条款多至每年15项），以至独立工运擡头（当中以公务员工运最为重要）、示威群众扬弃“勇武抗争”，转投“和理非”的分水岭之一。六七暴动的影响巨大，也令我们不得轻视一个关键问题，“六七是如何炼成”？到底那是因为工人罢工、被警察击毙而偶发的“抗暴”，抑或是左派蓄谋已久的“革命”？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可以令一群工人由罢工示威，演变成以城市暴动、暗杀、放置土制炸弹的形式对抗港英政府？

点燃火药库的火把──文化大革命

若然没有文化大革命，则不会有六七暴动──至少在形式上、时间上，不会有我们所认识的六七暴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人会否认的。“六七”之张弛，与当时国内局势紧密相扣，事情的发展也证明，文化大革命对六七暴动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先是影响澳门，再而波及香港。

1966年5月16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正式展开；同年的12月3日，一宗因警民冲突引爆的事件（即“一二． 三事件”）在澳门酿成冲突，引发澳门左派到澳门总督府示威，要求涉事者道歉、离职；澳葡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1967年1月初，澳门左派发动罢市，大陆更断绝澳门的食水供应，葡萄牙政府最后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并一度提出即时交还澳门──“澳左”的成功斗争经验，使到濠江祝贺的香港左派深受鼓舞，同时主张学习其斗争经验；另一边厢，原本负责港澳事务、指示“不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条件渐成。

于一二． 三事件之后，香港很快便刮起标示着六七暴动开始的“五月风暴”，也就是由香港人造胶花厂罢工所开始引发的风潮。而在风暴刮起的关键时刻，中国外交部在5月15日发出措辞极为严厉的声明。中共在声明中强调，引发暴动的责任在于港英政府，并认为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国政府以图干预中国内政的阴谋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的这份声明，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六七暴动的爆发，是美国企图把香港变为她侵略越南的基地（当时正值越战）。也就是说，六七暴动除了在香港社会、中国内政之外，还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说，中共在策划六七暴动的背后，还存在对越战局势的考虑。当然，这份声明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共一方面肯定六七暴动是受到文革的影响，“旨在对香港中国居民进行血腥镇压，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她支持港共、左派份子行动的立场，“中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香港中国同胞的英勇正义的斗争，并且坚决做他们的强大的后盾。”

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在6月3日再刊发社论，措辞更为“煽风点火”，直接鼓励左派工人以“美英帝国主义”为“斗争”目的，更要求香港左派联合青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尽量发动最多的香港居民参与这场暴动。文革期间，大陆再次鼓吹“唯成分论”，也就是强调工人阶级的“优越性”；而在这场被部分学者称为“香港文革”的暴动中，《人民日报》也要求“斗争”、“革命”的主力需要是香港的工人阶级。与外交部的声明一样，这篇社论也强调文化大革命对这场暴动的意义：“港九爱国同胞们，英勇地战斗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祖国千百万红卫兵支持着你们。亿万革命群众支持着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香港爱国同胞的强大后盾。港九爱国同胞们，向着伟大的胜利奋勇前进吧！”

在香港方面，港共与左派份子也积极回应来自北京的号召。《人民日报》6月3日的社论刊登后，本港的《大公报》随即在翌日呼应，发表社论〈随时准备响应祖国号召〉。《大公报》说：“在大搏斗的暴风雨前夕，祖国传来了无限振奋人心的声音”，并强调《人民日报》的社论“不仅是对英政府和港英当局加剧镇压港九同胞和向全中国人民挑战的有力答复，也是对在垂死挣扎的英帝的最后判决书。”在港的左派份子，更在得到中共的支持下，一意在香港闹大事件。

中共煽动的是绝望群众

《消失的档案》导演罗恩惠早前接受本报访问时，强调港英在六七爆发后，一度希望和左派和解，只是左派当时深受国内文革影响，并不领情。而在暴动的关键事件上，中共高层、特别是周恩来，都有重要影响力。例如，1967年7月8日，300名中共民兵越界引发的“沙头角枪战”之主事者，正是周恩来；罗导演更强调来港的是军队。后来阻止700打、共8,000多把甘蔗刀付运香港的，也是周恩来。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中共高层在六七暴动中的影响力。香港在六七中经历的种种苦难，与大陆的左倾政治思潮关系至为密切。

深入研究六七暴动的张家伟，在《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一书中，也强调六七暴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但他同时强调，暴动的导火线是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张家伟的说法，强调观察六七暴动不能忽视“内因”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当时香港法律对工人的保障普遍不足。以胶花厂这次的纠纷为例，就是源于厂方不公平对待工厂的工人。据张家伟所说，资方推出了不合理的工作规例，引起工人不满。到了1967年4月底，资方更索性解雇650名不接受新规例的员工，才引起了工人一方的抗议，更在5月6日于工厂外集结，阻止货物进出，继而引起警民冲突。

罗恩惠也指出，胶花厂事件也不是独例，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不少类似事件。她补充：“像（时任见习督察的）陈欣健所说，参与示威的人都已是装备齐整。左派在‘一二． 三’到澳门‘学习’后，可说是已在等候召集。最后港澳工委选择在胶花厂事件中‘吹鸡’，所有工人、学生也就聚集了，在外围相当激愤。”简而言之，在当时的社会气氛当中，纵使没有胶花厂事件，长期积累的民怨也很可能引发另一场大规模骚乱。

工人遭受不公平对待，是源起香港政府对劳工的保障极为不足──第一套较为完整的《雇佣条例》是在1968年才制定的，也就是在六七暴动后才出现。可以说，左派阵营能借助人造胶花厂事件大做文章，关键还是当时社会实在有太多足以令人愤慨的不公不义之事。若然劳工保障法例齐备，不论《人民日报》还是在港的《大公报》等发表怎样的社论，大概也难以在香港激起大规模动乱。

我们甚至可以说，恶劣而令市民见不到未来的社会环境、政府政策才是酿成六七暴动的元凶，没有当时民怨沸腾的社会环境，大概中共或港共也难以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暴动；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没有中共或港共的挑拨，香港在1966年骚乱后，还是很有可能爆发另一场大型民众骚乱事件。那么，当年的香港人有多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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