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社会不安响警号：六六天星加价骚动
自195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由转口港过渡至工业城市，1960年代更是纺织、成衣等制造业的黄金年代；但在繁荣的背后，草根阶层的生活并不好过。
（本文原载2017年4月10日《香港01》周报第55期B15版，按此订阅周报）
【参阅前文：社会躁动与文革共酿六七灾难】
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虽然在60年代初升逾一倍，在六七暴动前也升了近一倍，但仍追不上当时的物价升幅，加上居住环境恶劣等社会问题，劳工问题愈趋严峻。此外，政府对于必需的公营服务，也承担甚少。以医疗服务为例，当时公立医院能提供的服务相当有限，通常一大清早就派完筹。另一边厢，私家医生的收费一般高达十元，就连中药每剂都需三至四元，普通打工仔女根本无法应付。工联会则针对性地提供便利劳工的夜诊服务，收费更只是两元，这怎能不受劳工阶层支持？自工人医疗所开设后，工联会在两年内陆续提供留产所、X光检验所等服务。工联会的做法，很快得到其他工人劳福团体的肯定，这更突显政府在基层医疗上的不足。不要忘记，医疗问题只是当时社会问题的其中一环。
加上当时政府统治腐败，警察部更是贪污重灾区，普罗大众生活过得更困苦。同时，开始恶化的贫富悬殊更令他们心生不满。也就是说，在“六七”前已种下使贫苦大众躁动的种子──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论读者年岁为何，许冠杰那些脍炙人口、道出香港升斗市民苦况的金曲，大概总会几句。例如《加价热潮》中就有“时时话加！年年话加！无尽咁加赶到绝，求助哪吒，我望能生对翼，即刻飞上月球再揾过食，就冇有怕！冇有怕！佢加就加！拜拜啦！”另外，《半斤八両》中有：“半斤八両，就算有福都冇你享，半斤八両，仲惨过滚水渌猪肠，半斤八両，鸡碎咁多都要啄，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番足八両，家阵恶揾食，边有半斤八両咁理想！”这两首歌曲虽是成曲于“六七”后，但歌词描写通货膨胀问题与劳工被雇主欺压状况，在“六七”前已非常严重。
1966年爆发的九龙骚动，是对港府的莫大警号，政府在这一年的连番失民心之举，引来社会极大反弹。是年4月，天星小轮宣布加价，由每程两毫加至两毫五仙；由于当时未有海底隧道往返九龙与港岛，渡轮近乎是升斗市民渡海的唯一选择，是故引起舆论强烈反对。在天星小轮宣布加价前，市政局民选议员、著名社会运动家叶锡恩（Elsie Elliott）在1965年11月已收集超过两万名市民的签名，强烈反对加价安排。但政府不但没有疏导民情，反而进一步刺激舆论。港府先后增加所得税及薪俸税、汽车牌照费、邮费、廉租屋屋租、停车场收费，令舆论不满政府不仅对天星小轮加价坐视不理，更带头引起加价潮。
到交通咨询委员会开会商议加价时，除叶锡恩外，委员一致赞成批准天星小轮加价。与会的怡和主席、天星小轮董事局主席郝礼士（M. A. R. Herries）更表示，“不愿乘搭头等的人可以选择搭二等”，一时间舆论哗然──市民上街抗议加价，引起九龙连续两个晚上出现骚乱。结果，港英出动军警镇压，最后造成1人死亡，18人受伤，1,800多人被捕。
这场六七前的大型骚乱，史称“天星小轮加价暴动”或“1966年九龙骚动”，已经为港英政府敲响了管治的警钟。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在骚乱尚未结束之时，即下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由时任首席大法官何瑾（Michael Joseph Hogan）担任委员会主席，传召示威者、港府及警务处代表、现场警员、记者、巴士司机等作供，又访问及调查了逾300名被定罪者，最后把研究写成长达167页的《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报告除了从政治、经济、教育、住屋与社区政策等方面，分析市民的困境与压力外，也特别注重“加价甚或通货膨胀引发暴动”。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普罗大众对当时经济发展认识并不一致。据报告所说，政府同意经济学者的看法，指就1966年4月的经济环境，大概没有人会意料到会有暴动发生。但经过调查后，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对经济情况和渺茫的前途所感到的忧虑，以及因公营事业费用增加而引起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恐慌，形成了公众忧心忡忡的情况，并且造成使示威获得人们支持的气氛。”可以说，报告侧面承认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错判了社会形势。
此外，报告又提到市民未有充分认识到香港政府在社福政策上的努力，反映了政府和市民之间沟通不足：“这次调查发现较为使人困扰和较为重要的事项，其中之一是我们发现大部分人士对政府的成就所知甚少，而且社会人士对于指摘政府对他们的福利漠不关心的陈述轻予置信”。举例说，香港政府在1950年代始，投放了大量资源在公营房屋之上，但住在徙置区的居民却鲜有知道政府耗费了大量资源，才能令他们可以稍安其所居。报告书因而强调，政府必须改善和市民间的沟通，“即政府应更清楚显示它对舆论的反应，建立更完善的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途径……增进公务员与民众之间的更多个人接触”。
但港府有没有完全吸收九龙骚动的教训？单就1966年骚动报告看来，似乎没有。先是，报告把骚动爆发的一大部分责任，推到叶锡恩身上。它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所得的证供，似乎各示威者的动机非常不同；但是报章对天星小轮问题的报道和对叶锡恩女士组织的请愿的颇大宣传，助长了动乱的气氛、感觉，并使任何大城市环境较差的人必要存在的不安与不满的心情，集中在公众关切的一件事上。”
其次，报告最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它在最后讲到“我们不相信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困阻是一九六六年暴动的直接原因。”虽然报告说到“我们曾提及在经济及社会方面必须加以注意的若干因素，以免它们将来演变为足以酿成骚动的原因”，但委员会与政府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经济、社会等的诸多问题的严重性，最后更被左派人士利用、煽动，成为引爆六七暴动的超级火药库。
当然，论者也许会说，酿成天星小轮骚动与六七暴动的社会背景既然大体一样，两者事隔也不过一年，为什么前者与后者在规模、时长与死伤数字会相差甚远？的确，我们不能说“六七”暴动是由单纯、偶发性由罢工所演变而成，港共与香港左派的组织和策动，在整场暴动中起着关键影响力，没有左派的组织与来自大陆的资金援助，也难以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暴动，这里希望强调的，是我们在理解六七暴动时，并不能只看中共一方做了什么、就是只注重于政治矛盾，而忽略整体地理解当时源起于经济问题、民生困难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