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警察介入劳资纠纷　意外引发暴动

1967年的香港面对着多种社会问题，再加上文革的影响，终使暴动爆发。如所周知，六七暴动的导火线是香港人造花厂劳资纠纷，然而，香港在1967年初工潮屡起，为何人造花厂会被历史选中，成为暴动的源头？另一方面，眼看北方文革风潮势不可挡，香港各路左派人马在当时有何盘算？他们如何促成六七暴动？

（本文原载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报第57期B14-15版，按此订阅周报）

故事须从1966年的九龙骚动说起。1966年4月4日，青年苏守忠在中环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加价，结果于翌日被警察拘捕，控以阻街罪名。这事意外引起轩然大波，声援者众，除了游行示威之外，更有人四出纵火，并向警察投掷石块，时任总督戴麟趾于是颁布销禁令，最终有逾1,400人因是次骚动被捕。值得注意的是，左派报章在这场事件中没有站在抗争者一方，反而强调和平与秩序之重要，反对藉骚乱来满足政治诉求。据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有传言指参与骚乱者意图向工联会寻求支援，却不得要领，当时的《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亦承认左派刻意在事件中保持中立，以免卷入纷争。由此看来，香港左派并没有参与发动九龙骚动，港府事后编写的报告书指骚动不是是政治团体策动，大概符合事实。

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于同年5月正式展开，加上澳门左派在对抗澳葡政府时表现勇猛，香港左派开始重新思考应该如何看待群众对殖民政权的抗争。1966年11月中，澳门氹仔有民间人士在未得政府正式批准下自行动工兴建学校，被政府派员阻止。一轮纷扰下，警察与群众冲突，有市民被殴至重伤，连日抗议与骚乱随之纷起。在文革风潮影响下，香港左派报章均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报道澳门情势，猛轰澳葡政府的行动是法西斯暴行，旨在摧残澳门民间的爱国教育事业。12月3日，由于群众的行动愈见激烈，警方以催泪弹及实弹对付示威者，澳门总督嘉乐庇更颁令戒严与宵禁，期间有市民死于澳警枪下。是次镇压，便即有名的“一二．三事件”。

不过，镇压没令示威者屈服，反而更令骚动持续。当时中国负责处理此事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态度强硬，里斯本方面亦倾向息事宁人，结果，履新不足一个月的嘉乐庇抵受不住压力，只好公开认错致歉，为此更亲赴澳门中华总商会，在五星红旗及毛泽东画像下签署“认罪书”。对此，澳门与香港的左派均欣喜若狂，认为是爱国主义的一大胜利。

就在澳葡政府屈服后，香港左派先后组成了三个代表团前往澳门“交流学习”，依出发先后次序，这三个代表团分别是“港九各界慰问澳门同胞代表团”、“港九各业工人慰问澳门同胞代表团”和“港九文化界慰问澳门同胞代表团”（后文分别简称“各界团”、“工人团”和“文化团”）。“各界团”一行十二人，由工人界、商界、文化界和法律界人士组成，团长是工联会会长陈耀材，团员中李生（工联会前理事长）、张烈（工联会前副理事长）、黄燕芳（工联会理事长）均是左派工运界的有名人物。

有趣的是，时任工联会理事长的杨光似乎不甘留在香港，在“各界团”出发后三日另行带领全由工人代表组成的“工人团”（团员均和工联会有关连）前往澳门，其举措实在颇堪玩味，兼可反映杨光政治触觉之敏锐。事实上，六七暴动爆发后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共17人，主任为杨光，其他成员中有7人曾参与“各界团”、“工人团”或“文化团”，当中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王宽诚等人物。就此而言，澳门的“交流之旅”对杨光来说可谓极具意义。

无论如何，澳门左派的胜利，确实令香港左派对香港政局有了更多遐想。不过，主管港澳工作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曾于1966年8月传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切勿在香港推行文革。言犹在耳，香港左派该如何是好？就此，1967年1月发生的“一月风暴”正好为蠢蠢欲动的香港左派壮胆。

“一月风暴”是文革期间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其时“造反派”夺去上海党政机关的权力，毛泽东对之赞赏不已，各地“革命群众”于是争相仿效，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亦承受了不少压力，专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更是红卫兵重点攻击对象，惨被抄家，幸好周恩来容许他入住中南海，廖方能幸免于难。

除此之外，当时广东亦发生政坛大地震。1967年1月，曾任职广东省委书记长达10年、其时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被斗倒，陶铸对香港各界的统战工作亦成为造反派的批斗材料，例如陶铸与“吴姓粤语电影皇帝”交往，寒暄间指对方熟悉粤剧，意见具权威城位，竟被诠释为“一心一意听从资产阶级”，这是香港公众人物卷入文革风波的轰动事例。

在此文革浪潮下，香港左派必曾思考他们应如何自处，以至该如何看待来自北京的指令。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不少长期被港英政府打压的左派人物确实希望可以在香港“大干一场”，向殖民政权报复，至于周恩来的指令，自是抛诸脑后。

事实上，多场发生在1967年初香港的劳资纠纷中均可见左派身影，他们显然是在寻找借题发挥的机会，而最终引发六七暴动的则是著名的香港人造花厂纠纷事件。但话说回来，既然当时香港工潮四起，为何偏偏人造花厂纠纷会成为暴动导火线？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某几宗工运的概要。

首先是“士他马力加”轮船事件。1966年12月中，“士他马力加”轮船上的华籍水手与荷籍船长因工作问题而争执，船长竟开枪袭击船员，令4名船员受伤。轮船所属渣华公司最初只愿意向伤者赔偿金钱，但拒绝惩办肇事船长。惟经工联会及其属下的香港海员工会连月交涉，渣华公司管理层终向工会让步，不单保证永不录用该名船长，甚至参与了在土瓜湾港九工人俱乐部举行的“道歉大会”，向一众船员当面认错，个中情境恍如“一二．三事件”后澳门总督嘉乐庇向澳门左派与群众“认罪”，此可见前述港澳左派交流对工联会的行事作风影响甚巨。

另一件纠纷是青洲英坭公司关厂事件。1967年2月，青洲英坭公司取消原有的工人医疗福利，工人大为不满，于是发起罢工，直至一个月后与公司达成协议，方才复工。同年5月，有工人声称被公司的澳大利亚籍工程师袭击，约100名工人为此聚集于红磡工厂门外示威抗议，期间为阻止一辆货车驶离工厂，有人向货车掷石，打破挡风玻璃。随着罢工持续，加上涉事工人拒绝验伤，又不愿前往公司的港岛总部与管理层谈判，本就认为业务竞争激烈的青洲英坭公司于是索性宣布关闭工厂，遣散工人，以图一了百了。也许是慑于青洲英坭公司的策略，罢工工人终于派员到港岛与公司管理层谈判，工厂亦于6月宣布即将复工，并愿意招聘曾经罢工的工人。在这场工运中，亦可看到左派人士的身影，除了工会支援外，左派演员朱虹、傅奇、鲍方等人亦曾到场慰问工人。

就在青洲英坭厂工人罢工之际，位于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亦发生了劳资纠纷。当时厂方制订了新厂规，调整原有的薪金与津贴机制，据称是为了提升工人工作效率，但有工人认为新厂规会大大削减他们的收入，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怠工。相对于青洲英坭公司，人造花厂管理层对工运的态度强硬得多，一口气解雇了92名工人，当中包括与厂方抗衡的工人代表。5月5日，就在示威工人如常地在厂门外张贴大字报、朗读《毛语录》之际，警方异乎寻常地重视人造花厂事态发展，派出100多名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到场包围工厂，并封锁街道。翌日，厂外罢工工人继续抗议，并阻止厂方出货，打斗乃起，防暴警迅速介入，期间有人投掷铁折椅、玻璃瓶等杂物，警察则以警棍对付工人。这场骚动之后，工人与警方的冲突无日无之，左派亦不断支援工人，在5月6日骚动中被捕的工人萧剑辉被捧为抗争典范，据称工联会理事长杨光更曾表明会照顾萧的经济需要。在左派推波助澜之下，香港人造花厂工运愈闹愈大，左翼工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愈来愈激烈，终引发了六七暴动。

比较上述三宗劳资纠纷，均见左派参与，但何以引爆六七暴动的是人造花厂工潮？显而易见，点燃暴动导火线的正是意欲镇压骚动的防暴警。警方高调介入人造花厂劳资纠纷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指工厂东主与总探长吕乐是同乡，所以得到警方撑腰，也有指当时警队中有人收了资方贿赂，所以特别落力打压工人。

无论如何，警方在人造花厂工运伊始便即介入的真正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百多名防暴警到场“维持工运秩序”，就客观效果而言，必然使现场气氛变得更为紧张，容易引起冲突，后来防暴警痛殴涉事群众，更给予工联会等左派团体充足理据，将事情闹大，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无意怪罪防暴警，毕竟当时示威者的秩序如何，以至有无必要派遣过百警员以警棍镇压，非三言两语所能厘清。然而，不论是九龙骚动、“一二．三事件”，抑或整场六七暴动，均给予我们一个清晰的讯息——乱事爆发往往紧接于警察行动之后，若警队高层昧于审时度势，则很可能被政客利用而不自知。

回顾六七暴动的前奏，可见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使激进左派敢于向港英政府宣战，澳门“一二．三事件”更为杨光等人上了宝贵一课。而六七暴动就在防暴警棍下意外爆发，实在不可谓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