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船时机｜公司没未来应去或留？黑石苏世民自述离开雷曼兄弟经过

由于纯品乐的交易，我晋升为合伙人。我的庆祝方法是重新装修自己的办公室。如果每天要花12个小时办公，那么我希望自己的办公室能够帮我疏解工作带来的一切心理压力，是一个舒舒服服的空间，就像英式房子里漂亮的起居室或图书馆。我把一部分墙面涂成了红褐色，其余的墙面贴上了我在李．伊士曼家里见到的那种草布。我选择了朱古力色的地毯、印花棉布椅子，还有一张19世纪90年代的合伙人桌子。办公室装饰得精致典雅。公司没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对工作的感悟不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工作。办公室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希望这里漂亮舒适，赏心悦目。（以下内容节录自《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

文：苏世民（黑石集团（Blackstone）董事会主席）

1969年，刚加入帝杰证券时，我感觉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一面玻璃上，玻璃的另一边是彼时只存在于我想像中的生活。而差不多10年后，这已经成为我的现实人生。1979年的一天，我刚刚完成了一笔交易，另一个合伙人从我的办公室门口探进头来，问我和艾伦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埃及。明天就去，在金字塔旁边吃晚餐。我们的一位客户赞助了此次活动，雷曼兄弟认购了一个桌子的席位，需要大家出席。

第二天，我们和其他100位客人一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飞机在巴黎加油的时候，舱门打开，款款而来的是50个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们将去开罗为我们走秀。在开罗，我们直接越过海关，一路都有电单车队开道，把我们护送至斯芬克斯旁边的酒店。那天晚上，我们参加了设计师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的时装秀。第二天下午，我们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妻子杰汉一起喝茶。萨达特因与以色列积极谈判用和平手段收复失地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的沙丘上与500人共进晚餐。我的餐桌在萨达特总统餐桌的旁边。晚上，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唱着《纽约纽约》。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之一。乘飞机回家时，几乎每个人都腹泻，我也不例外。但瑕不掩瑜，这次旅行依然无与伦比。这就是我之前梦想拥有的非凡经历。现在我想要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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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纽约时报》周日商业版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报道，配了一张照片，把我誉为雷曼兄弟的“合并交易达成者”。记者这样写道：“他拥有争取成功的强大动力，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他曾经在一场越野比赛中跌断手腕，但依然完成了比赛），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周围的人都喜欢跟他共事。”我是九年级的时候参加的越野赛，赛后立刻被送往医院。文章接着说，“施瓦茨曼先生表示，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换位思考，‘如果我面临他们的处境，我会怎么做’。他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成就了他与别人的融洽关系。他仍然在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他会认真倾听别人的表态，相信他们肯定事出有因。这种倾听的艺术赋予他超强的记忆力。”

这篇文章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我。对我而言，倾听他人的看法是理所应当的做法，这却让我在华尔街独树一帜。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我从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极力推销自己手里的东西，而总是选择倾听。我会静静等待，关注对方要甚么、想甚么，然后着手满足对方的需求。我很少在会议上做笔记。我只是非常关注对方说话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尝试找到一些可以与对方产生联系的触点，一些一致之处，或一些共同的兴趣或经历，让公对公的交流变得更富有人情味。这种做法听上去是常识，但在实践中，显然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我会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可以回想起事件和对话的细节，好像这些细节已经印在了我的大脑里。许多人失败是因为他们从自身利益的立场出发，只选择性地听取与自己有关的话题，至于其他的话题他们总觉得“这对我有甚么用”，他们永远无法从事最有意思和最有价值的工作。仔细聆听对方谈话的内容、认真观察别人表达的方式，这种做法能极为有效地帮我找到“我能提供甚么帮助”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我可以帮助别人，并成为解决其问题的朋友，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能发现对方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一定愿意跟你沟通，无论他们的等级或地位如何。问题越困难，解决方案越少，你的建议就越有价值。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才是竞争最小、机会最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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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早期，不仅仅是我自己发展得不错，雷曼兄弟也连续5年获得了创纪录的盈利。我们的股本回报率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我成了兼并和收购部门的主席，为公司一些最大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在雷曼兄弟位于沃特街的办公室，每天我的时间都不够用。我们的部门在交易规模上仅次于高盛，但我们的交易量超过高盛，在华尔街稳居第一。

到那时，彼得担任雷曼兄弟的CEO和董事长已有10年时间。是他把雷曼兄弟从深渊边缘拉了回来。虽然他并不特别喜欢金融，但他的优势在于他在商业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他可以打电话联系到任何人。他比我大21岁，但我们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相互补充。他可以凝聚团体，培养人际关系；我可以发起并执行交易。他是一个思想家，宽容大度，善于反思。而在必要情况下，我会守土有责、寸土必争。我执行完成了彼得发起的很多交易。公司的人认为我们俩是一个团队。我们存在一种默契的信任。但在雷曼兄弟这个大家族里，不同势力分裂割据，而彼得由于易于轻信别人，最终让自己陷入困境。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雷曼兄弟的交易部在牛市中赚取了巨额利润。他们的主管是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在纯品乐的交易中，他为我提供了帮助。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波动如资本市场一样剧烈。他完全不知“自我情绪控制”为何物。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或衬衫在交易大厅里漫步，衬衫下摆露在外面，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有一次，他大发雷霆，把一部电话机从墙上拽了下来，砸到一个平板玻璃窗上。还有一次，他火气大到把自己的衬衫撕开，衬衫扣子散落一地，而他自己赤裸上身，满脸怒气地走来走去。1983年，他去找彼得，要求晋升。彼得同意他担任公司总裁。彼得认为这是正确公平的做法。但他不了解刘易斯．格卢克斯曼这样的男人。几个月后，刘易斯走进彼得的办公室，说总裁的职务只是一挂香蕉中的一根，现在他想要整挂香蕉，他想成为联合CEO。彼得不想与他发生争执，于是默许了。8周后，刘易斯回来了：“我想自己担任CEO，我希望你离开。”他和交易合伙人组织了一场政变。直到彼得让步后，他才把刘易斯的最后通牒告诉了我。我感到非常震惊。

“你为甚么不反击？”我说，“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把这个人赶出去。很多合伙人支持你。你至少应该跟我谈谈啊！”“不用跟你谈，我也知道你会怎么说。”他说，“你会想把他杀了。我了解你。我跟你不一样。我已经在这里待了10年了，是我让雷曼兄弟从濒临崩溃转危为安，现在我们又都赚了大钱。我为甚么要破坏这一切呢？反击是不值得的。再说了，我也不懂交易。如果把格卢克斯曼踢出局，那么交易部怎么办？”“你不需要懂交易，”我说，“只需要聘请高盛或摩根大通最好的交易员就行了。”“公司会四分五裂的。”“如果有人挑战你，你就得把公司搞到土崩瓦解。再重建就是了。”

“不要，”彼得说，“这是你的做法，不是我的。我在这里跟人争斗了10年，我已经厌倦了。”于是彼得离职了。他当年57岁，刚做了脑瘤手术，结果是良性的。等他到60岁时，公司会要求他开始卖出股票，进行资金兑现。如果他能得到一个好的离职补偿方案，那么这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对公司极为不利。就在彼得离开后几个月，雷曼兄弟陷入了困境。刘易斯和他在伦敦办公室的一些伙伴进行了大量的商业票据交易。商业票据是为没有抵押品的公司提供的贷款，如果借款人违约，票据的所有人就无法获得任何资产的索取权。此类贷款加杠杆后可以带来丰厚盈利，而且通常期限很短（30天、60天或90天），这意味着此类交易风险较小，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可以确保能在较短的规定期限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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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不断上涨，刘易斯和他的团队变得贪得无厌，他们购买了久期为5年的票据，这些票据的利率更高，但也意味着其风险水平大大增加。不久，市场震荡逆转，票据价值暴跌。他们在交易中的损失超过了公司的总权益。雷曼兄弟又回到了破产的边缘。刘易斯的这些交易是秘密进行的，但市场上出现了流言蜚语，开始是在伦敦，后来传到了纽约。我是从伦敦办公室的好朋友史蒂夫．伯沙德（Steve Bershad）那里听说的。总部派他去英国打理公司的企业融资业务。交易部门的操作令他非常不安，于是他安排了审计人员进行审查。“公司破产了，”史蒂夫在电话里告诉我，“我们的自有资本已经赔光了。”刘易斯召集了所有合伙人开会。我们70多人坐在33楼的大型会议室里，他说：“我知道伦敦有一些关于仓位的谣言。这些谣言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没有问题，我会立刻开除那些造谣生事的人！”

刘易斯没有公开问题、寻求帮助，而是选择继续自欺欺人。我预想公司董事会的个别高级合伙人会质询他。相反的，他们默然地听着，然后窃窃私语地离开了会议室。显然，他们是受到了惊吓，颇感困惑。事实证明，刘易斯的领导特质是有害无益的，人们立即想知道如何在公司破产前确保自己的权益。谢尔顿．戈登（Sheldon Gordon）是雷曼兄弟投行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公司的副主席。他和刘易斯一起做过交易员，人们通常认为他是刘易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但我知道他做事聪明，为人体面，也听说他正在与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探讨各种选择。于是我去找他。

“你知道纸包不住火。”我说，“很多人都知道刘易斯在撒谎。我知道公司已经破产了，你也知道公司破产了，如果外面的人发现我们的资金没了，那么公司一定会崩溃的。合伙人不会去找他谈的，因为怕被炒鱿鱼。如果我们不出售公司，一旦这事传扬出去，你不觉得我们就完蛋了吗？”“是的，”他表示同意，“我们就完蛋了。”“你想出售公司吗？”我问。作为兼并和收购业务的负责人，我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找到方法，让一家更强大的公司介入并拯救雷曼兄弟。虽然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雷曼兄弟仍然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和才华横溢的人才队伍。“当然。”谢尔顿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死定了。但是你需要在几天内完成交易。时间不等人，我们没有时间了。”他说得很对，所以，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在思索潜在的收购者了。

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旗下西尔森（Shearson）投资业务的董事长兼CEO彼特．科恩（Peter Cohen）。他与我年龄相仿，是华尔街最年轻的CEO之一。美国运通有收购雷曼兄弟的资金，我也知道科恩很有野心，早就希望西尔森能进军投行业务圈。他也是我在汉普顿的隔壁邻居。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打过交道，私下做个提议应该不难。当周周五，我给他打了电话。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我们在他家的车道上见了面。

“我们的交易出现了很大的损失，”我解释道，“我们真的不想出售公司，但目前我们也只能这样做。如果你有兴趣，并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采取行动，我就给你一个一次性的特别方案。”那个周末，他与美国运通CEO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进行了沟通。周一，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愿意与雷曼兄弟做一笔交易，并给出了3.6亿美元的报价。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两年前以4.4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但所罗门的交易业务规模更大，也没有处于破产边缘。在事态紧急、时间紧迫的情况下，3.6亿美元也许是我们能拿到的最好的报价了。

谢尔顿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合伙人。他表示，这样大家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但如果他们再等下去，就可能甚么也得不到。其他合伙人在将刘易斯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进行了讨论。除了其中一个刘易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剩下所有的合伙人都批准了这笔交易。两天后，《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敲定，交易也有可能无法达成。但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控制了新闻内容，这种公开报道的方式也控制了美国运通，防止他们改变主意。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宣布之日，投资者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要求提供更多信息。雷曼兄弟成立于1850年，在华尔街拥有超过125年的历史。这笔交易无论是时间点还是标的额，的确都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直到傍晚，我才意识到我还没有和刘易斯交流。谢尔顿和其他合伙人以智取胜，刘易斯败局已定。公司已经被卖了，他的CEO之旅也就走到了尽头。我去了他办公室，这是彼得以前的办公室。房间里很黑。我觉得他肯定已经回家了，但还是敲了敲虚掩的门。

“你好，有人吗？”我问。一个小小的声音回应了我。我看到刘易斯坐在靠墙梳化的尽头。“你为甚么坐在黑暗中？”我问道。他说他很惭愧。他摧毁了自己所爱的公司。“我正在考虑给自己一枪。”我说：“我能坐下吗？”他摆了摆手，让我过去。“刘易斯，你不是故意的。有时候就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知道，”他说，“但我有责任，所以这是我的错，不管我是不是故意的。”“你试图做一些好事，结果出问题了。这对公司来说确实是一个可怕的结果。但大家都必须要继续生活。如果你自杀，甚么都不会改变。这只是悲剧中的另一场悲剧。你还不算老，永远都有未来。你应该以某种方式重新塑造自己。”

我们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36岁，卖掉了雷曼兄弟。我可以自由地离开这家后期让我忍无可忍的公司，我倍感轻松，兴奋异常。但始作俑者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羞愧自责，甚至想到自杀，只是担心这会对他的女儿造成负面影响。他说自己热爱这家公司，也许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但可悲的是，最终他葬送了他热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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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尽可能快地离开雷曼兄弟。在谈判的早期，我就告诉彼特．科恩，当雷曼兄弟的合伙人没有解雇刘易斯时，我就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彼特．科恩准许我随时可以离职。然而在谈判期间，他打来电话，让我到公司来一趟。他坚持要求雷曼兄弟的所有合伙人签署非竞争协议，在离开公司三年内，不可以在竞争对手公司供职。我告诉他，非竞争协议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之前他就知道我要离开雷曼兄弟了。

“问题是，美国运通董事会昨天开会，”他说，“彼得森走了，格卢克斯曼等于也不在了，所以现在你就是董事会成员最为熟悉的人。他们昨天在会上说的是我们正在招揽人才，如果留不住人才，我们就没有理由收购雷曼兄弟。你就是人才队伍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公司要求你必须签署非竞争协议，这也是交易的条款之一。如果你不想遵守这个条款，那就不要做这笔交易了。”“可是，这笔交易已经宣布了。”我说。“我知道已经宣布了。但是如果你不签署非竞争协议，我们就宣布交易无效。你的公司将会破产。破不破产跟我没关系。你决定吧。”“你开玩笑的吧？”我说，“我们两个已经说好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知道，目前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签下非竞争协议的合伙人。整个交易能不能达成现在完全取决于我。如果我拒绝了，这笔交易就会失败，而雷曼兄弟也会破产。但是，我非常渴望获得自由，三年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艾伦说三年没甚么大不了的，相信我能想出办法舒心度过。我的伙伴也蜂拥而至，希望我采取合作态度。

我刚开始在雷曼兄弟工作时，一位合伙人告诉我：“在雷曼兄弟，没有人会在背后捅你。他们会走到你面前捅你。”公司内部充满争斗，人人为己。我从公司的建筑风格看出了这点，也在哈佛商学院的论文里写过。但我曾经喜欢过这一点。所有内斗都有一丝黑色幽默的味道。我的朋友布鲁斯．瓦瑟斯坦（Bruce Wasserstein）曾担任第一波士顿（First Boston）兼并收购业务的主管，他曾对我和埃里克．格莱切说：“我不明白为甚么雷曼兄弟的所有人都互相仇视。我和你们两个相处得就很好啊。”“如果你在雷曼兄弟，”我告诉他，“我们也会嫉恨你。”

而现在，彼得走了，公司卖了，这是我离开雷曼兄弟的最好时机，我知道我总能通过某种方法赚到钱。到底该何去何从，我需要一些思考空间。我在中央公园南的丽思卡尔顿预订了一个房间。我在公园里走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断地思考，终于想到一个妥协的方案。我打电话给彼特．科恩，说我可以留在雷曼兄弟一年，而不是三年。之后我会自己创业，而不是加入雷曼兄弟的大型竞争对手公司。他同意了。最后，不管他说了甚么，他还是像我一样想达成这笔交易。

收购完成后，美国运通CEO吉姆．罗宾逊邀请我来见他。“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种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他说，“但我听说你不太开心。”“为甚么会开心？”我说，“我在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工作。”他说他对彼特．科恩的谈判内容一无所知。“我们对你做的这件事非常不厚道，”他承认道，“不如你到我旁边的办公室来，就在我和路易斯．郭士纳（Lou Gerstner）中间的办公室。”郭士纳当时是美国运通旅行和信用卡业务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美国运通公司的总裁、 RJR纳贝斯克的CEO，后来担任 IBM的CEO。“你可以处理美国运通的一些交易，并向郭士纳传授金融方面的知识。他是负责运营的。”

这似乎好过一直在雷曼兄弟办公室里坐着。于是我有了两个办公室，并开始坐在吉姆．罗宾逊旁边的办公室，把大量时间花在美国运通。我很感激他的厚待，但他很快就能感觉到我是多么渴望离开。他提议在非竞争协议有效期内，我可以再在华盛顿找一份工作。他甚至帮我安排了与当时的列根总统办公厅主任吉姆．贝克（Jim Baker）会面。

在首都工作一段时间的机会对我充满吸引力。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不可能不被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所吸引。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菲利克斯．罗哈廷让我相信商业和政治相互交汇的生活是那样动人心魄、令人神往，两个世界运行的方式目的不同，却又时时出现交叉重叠之处。

我曾在1982年在白宫见过吉姆．贝克，那是一次关于刺激经济的会议。当时，整个经济萎靡不振，即便是评级最高的公司，借贷成本也高达16%。会议室里大约有20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家伙看起来多么惶恐不安，他们担心美国经济永远无法恢复增长。不过，华盛顿的贝克在充满钩心斗角的世界中通达圆融，做事高效，令人印象深刻。

我与吉姆的面谈进展顺利。我们还讨论了一下我成为白宫办公厅第四号人物的可能性，然后贝克成为财政部部长。财政部唯一的空缺职位就是政府债务发行主管，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两年了。所以我告诉吉姆，显然这不是一项急需做的工作。对我而言，时机尚早。

我还剩余6个月的时间，但我已经开始进行退出谈判。我想退出并非易事。彼特．科恩并没有告诉董事会他是如何将我留下来的。我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律师，但考虑到西尔森美国运通公司的规模，我很难找到律师愿意接受我为客户。最后，我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律师，史蒂夫．沃尔克（Steve Volk），他是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 and Sterling）的首席并购律师（此后担任花旗银行副董事长）。他的同事是菲利普．道曼（Philippe Dauman，此后担任维亚康姆的CEO兼董事长）。他们听了我的故事，答应为我而战。

结果证明，我对科恩的预感是正确的。尽管他做出了承诺，但他从来没有打算让我离开。他担心我会把客户带走，也担心如果走漏风声，别的合伙人知道了我的特别优待，他们就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西尔森要求我不跟美国运通抢夺这一组客户，如果我坚持跟另外一组客户合作，就需要支付他们一定比例的费用。我们的谈判耗时漫长，双方都怒气冲天，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我想离开，继续自己的生活。彼得的介入帮助我们达成了最终协议。签署协议过程中，科恩和他的团队不止一次爽约，他们两次让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桌子上摆满了所有最终的文件。最后我们确定交换签名协议时，彼此的愤怒和怨恨都写在脸上，一目了然。对一场了不起的合作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但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那时，我已经非常了解自己了。从高中到耶鲁大学、哈佛商学院，以及在雷曼兄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事实证明，几乎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我可以构思出有价值的伟大设想，并把设想变为现实。阿姆斯特朗教练让我理解了坚持的价值，他教导我，额外的付出一定会换来意外的收获，每次都要让我多跑几英里，让我付出额外的努力。日久天长，日积月累，这些付出逐渐变成了一种志在必得的信念，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这就是我无形的资产，当我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供我撷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时此刻，我已经想好利用这些无形的资产进行怎样的投资，以此推进我的职业生涯。

初入华尔街，我曾打错过字、算错过数，随之而来的尴尬让我了解了一丝不苟、消弭风险和寻求帮助的重要性。今天在华尔街，只需轻击键盘就可以完成我们以前必须手动完成的计算。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体察到了设计交易的复杂之处，体验到了必须协商的微妙之处。这样的精通需要经验、耐力和对痛苦的忍耐。这个过程产生了最大的回报。

纯品乐的交易让我了解到，在压力面前，我的能力远远超过我的想像。彼得．彼得森向我展示了伟大导师和合伙人的价值。我与一些优秀人才建立了宝贵的关系，包括公司的同事和像杰克．韦尔奇这样的高管（杰克．韦尔奇后来不断出现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曾经历过最好的华尔街，享有过执行复杂交易的巅峰，体验过处于宇宙中心的感觉，也有幸与世界上一些最有趣的人交流信息，沟通思想。

从雷曼兄弟退出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最糟糕的华尔街，每个人都只是为自己着想。雷曼兄弟合伙人没有人敢站出来跟刘易斯．格卢克斯曼较量，我从中看到恐惧和贪婪是如何扭曲了品行和道德。我曾见到他人的报复心和嫉妒心。我卖出了雷曼兄弟，又被迫留在雷曼兄弟，这个经历不仅使我认识到一个优秀律师的价值，还让我了解到，厄运当头，金钱也不是良方。

书名：《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苏世民，黑石集团（Blackstone）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CEO。

译者：赵灿

【本文获“中和出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