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10年同志义工：希望同志家长明白仔女都系普通人　

有人问，在今天的社会，要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还有那么难吗？近年社会和传媒对性小众的观感比以前正面，起码渐渐脱离“爱滋病”、“滥交”等标签，但当你切身处地想像自己因为和别人不同，要“出柜”、要期待亲友同事“接受”和“包容”，所有事情都变得不简单。
正如这天受访的Peter，当记者要为他拍照时，他边强调，不介意让其他人知道，因为他的家人及亲友都接受了，他甚至带过男朋友一起吃团年饭，但边又支吾说：“其实我不介意让人认得出，问题是有没有需要让同事见到……其实也没有问题的……”
Peter以同志身份当了10年义工，成为同志家长的树洞。初为义工之时，他还未向家人出柜，听著别人家长哭哭啼啼，他安慰之余，常常会想起自己父母……

10年前，Peter只有22岁，还是大学生一名。大学生，不跑去上庄唱K磨掉青春，反倒去了当义工，而且一做十年，每个月花一晚在有几个generation gap的家长会，目送家长们来来往往，喊完又笑，笑完又喊，何解？

藏著秘密很孤独

“那时觉得同运多年来都没有起色，没什么人愿意讨论，没有人提起，大家就当作没这回事，所以想做点事。另外也因为想识多点朋友，那时刚升大学，不敢跟人说（性向），有苦自己知，别人说起拍拖，只会扯开话题，或者沉默；朋友讲黄色笑话，说起女优呀，就装作一起笑。”鼻梁架著眼镜的Peter谈吐斯文有礼，想必在小童群益会的家长组中深受欢迎。

Peter有过普遍同志的挣扎，想符合社会及家人的期望喜欢异性，但就是过不了电，毫无感觉。改变不了自己，唯有希望社会改变。10年前他去台湾旅行时，得知台湾的同志咨询热线搞得有声有色，连家长都愿意站出来为同志发声，他为之震憾之余，也渴望香港有同样强大的撑同志组织，“我希望让家长知道大家都是普通人。”Peter说。

第一次面对别人的父母

说易行难，尚未向父母come out的Peter完全没有与长辈分享同志议题的经验，故第一次去家长组时紧张得不得了，“好惊呀，唔知会发生咩事。”Peter忍俊不禁说。社工们也担心家长会情绪崩溃，更怕他们集结起来，号召大家“拗直”子女。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家长没有带菜刀来“发茅”，反而伤心得软弱无力。“那晚大家都好沉重，人人都哭起来。最记得有义工煮了糖水，呀，既然事情无法改变，不如食碗糖水暖入心啦，也让他们知道有人会陪他们走过去的，家长很孤独，无人陪，不知怎样跟仔女相处。”

小童群益会“性向无限计划”计划主任周峻任是计划的第一个社工，他说：“第一次去家长组好感动，见到家长好锡仔女，却不知怎样面对。他们无法跟亲友倾诉，感到失望孤单。”Peter接著说：“甚至有家长想过寻死，觉得无法解决，生活无法继续。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听他们吐苦水，让他们知道子女是怎样想的，有时教他们写字条沟通，但其实不说他们都知道的。”

义工当了两年，花时间为家长们解愁；另一边厢，Peter回到家，却只会躲在衣柜里，躲在一个又厚又硬的龟壳里，与父母之间隔著一堵冰冷的墙。“做义工后，会慢慢明白不同家庭有什么难处，会常常想起自己的父母，例如我出柜，他们就会有秘密，我舒服一点，他们却不能跟人分享。但见过好多家长的case，发觉最差的情况是突然间知道，咁无谓surprise自己屋企啦，亲口讲的话，更加可以控制场面。”他不想再胡混过去了，不想再回答亲友问何时拍拖结婚。

出柜，妈妈的反应平静如湖泊，爸爸则如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在2008、09年左右，社会正讨论争取“同性同居伴侣”纳入《家庭暴力条例》的保障，Peter在吃饭时，不经意地问妈妈的看法，妈妈“不虞有诈”，便说：“你做咩成日提啫！系咪有嘢想讲？”Peter就乘势出柜，说毕，妈妈和妹妹都静了下去，这餐饭只剩下夹𩠌和咀嚼的声音。数天后，他问妈妈何以如此冷静，她就说：“咁你想我有咩反应？”

及后，Peter再向亲戚了解，原来母亲早已在秋毫之间察觉到，也跟姨妈讨论过，姨妈长居外国，对同性恋者已司空见惯。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儿子的健康，但爸爸那边则难搞得多。

出柜后爸爸激动拿起褶櫈

有天Peter跟爸爸提起，爸爸立即火冒三丈，说：“你而家大个喇！钟意点就点啦，成日喺房就系谂呢啲嘢！”Peter也气在心头：“我都唔想㗎！”，“你以后唔好再出去！”爸爸说罢，便拿起一张褶櫈拍过去，他用手挡著了，妈妈则从后拉住爸爸，再叫Peter先入房“睡觉”。

之后屋里有两三小时陷入寂静，过了一阵子，才听到有人在走动。“我很难过，也感到生气，但很无奈，因为爸爸是长子，知道他也背负了很多，同时又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双方在无奈与愠怒之间摆荡，又过了两三星期，爸爸有天问：“上次我有冇打到你？”Peter说：“我都挡到嘅……”

男友一起吃团年饭

听到这里，记者与社工周峻任都瞪大眼睛说，好感动啊，你爸爸好好。苏美智著的《我们的同志孩子》中，访问了三个同志青年，当中有人出柜后，有父母想“拗直”他，也有人被父母这样说：“你快点走，搬出去！我们不想再收留你！”，亦有家长因而抑郁，想自杀。Peter抓抓头道：“……也是的，我知道我已经好幸福，不是人人都能向全家顺利出柜。”

此后两仔爷虽然没有正面讨论过性倾向这回事，但Peter带男朋友回家吃饭时，爸爸亦没有脸有难色，且有讲有笑；男朋友更一起吃过团年饭，见过公公婆婆，想不到婆婆比父母更开明，有一年，男朋友没有一起吃团年饭，婆婆就问：“喂，你个friend呢？”

顺利出柜之后，Peter没有放弃家长组的家长，多年来继续为失望、孤单的家长们当树洞，希望以自己做例子，让家长看到希望，体会性向不一定影响家庭关系。尽管不是每一个来家长组的父母都会笑著离场，更不一定接纳子女的性向，但社工周峻任提起家长王爸爸的故事时，不禁笑了。

入校办性教育的机会减少

王爸爸参加家长组五、六年，每次见到男同志义工一定会问：“你话畀我知，有冇钟意过女仔？”又会说跟异性一起才有出路，他这样不间断地问，是希望找到心里的那道光。如果神仙给他一个愿望，他还是希望儿子能结婚生子，还是相信感情能够培养。如此的话，虽则说了好几年，但由眉头紧绷变到后来讲有笑，也看得出他看开了不少。

小童群益会的“性向无限计划”开展超过十年，周峻任指，入学校办性教育的次数比以前少，这与学校不再重视通识科有关系：“以前每年有10至20间学校找我们，这几年多数是4、5间，学校始终怕投诉，加上没以前那么重视通识科。以前不知道通识科会考什么，所以什么都读，现在大概知会出什么题目，可能觉得我们这范畴应该不会出了。”

（通识教在2012年开始的第一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列为四大必修科目之一）

他忆述7年前曾到一间天主教学校办工作坊，邀请他们的，竟是一个宗教科老师，“我问佢怕唔怕学校敏感，佢话唔会，教育就系应该畀学校有足够知道同讨论空间，等佢哋有批判思考。畀佢哋第一身接触同志，先能够真正了解。之后有个学生揾个老师come out，咁啱分咗手患上抑郁，呢位老师好庆幸可以同学生一齐渡过难关。”

有家长担心他们在学校办性教育会“教坏细路”，周峻任解释，性教育的重点是让年轻人学会基本的尊重，“学校里好少老师和社工会提起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也很少收到学校的转介个案。但同时年轻人比以前更早come out，所以性教育就更重要。”他说。

图书馆儿童平权书近月全线闭架

关于性倾向的性教育愈来愈难走进学校，近月连公共图书馆的阵地也守不住。性倾向条例家校关注组近月向民政事务局投诉，反对公共图书馆中有同性恋和跨性别议题的儿童图书，包括《Daddy, Papa, and me》、《Mommy, Mama, and me》以及《一家三口》，当局回应：“已重新审视书籍的内容......决将这三本儿童图书以闭架形式在图书馆流通。各分馆已将有关书籍存放于闭架，读者需向职员索阅。”另外，《Molly's Family》、《The Family Book》、《Introducing Teddy》、 《The Boy in the Dress》、《Milly, Molly and Different Dads》、《Annie on My Mind》及《Good Moon Rising》七本儿童书籍，“馆藏发展会议”认为内容中性，但同样决定闭架，确保儿童在阅读时得到适当引导。

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不满康文署“跪低”，在其facebook专页指：“其余被投诉的七本书籍，署方认为内容中性，并没有渲染或宣扬同性恋与同性婚姻，但仍然决定闭架，理据何在！？”

同运裹足不前？
政府在2006年就性倾向歧视立法咨询公众，发现仅三成五港人反对立法，惟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仍形容相关议题极具争议，并只会在“当社会各界在此事上已有共识的时候”才考虑立法。
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亦曾于2012年动议，要求就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展开公众咨询，但议案因无法通过分组点票而被否决。
港府廿年来坚持以公民教育、宣传等非立法措施，消除社会对性小众的偏见和歧视。例如推广《消除性倾向歧视雇佣实务守则》、成立消除歧视性小众咨询小组等，然而相关指引及建议缺乏法定约束力，形同虚设。联合国亦多次点名批评港府未有为性倾向歧视立法，导致性小众不受法律平等保护，无从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所有人应享有同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