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容不下“辅导员”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

救世军社会服务部近日（3月1日）公布一项青年调查，发现逾七成受访者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困扰，当中有三成未有对外寻求援助。香港精神健康服务向来供不应求，专注儿童和青年心理的更是少之又少；早有声音建议特区政府推动辅导专业发展、善用辅导专业人才，可是，当局目前并无相关计划。这实在令人疑惑，教育局自2002年所推行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是否容不下一名正式的辅导员？

精神健康欠佳
现有服务不足

近年受新冠疫情、社会运动和移民潮等多重事件影响，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十分严峻。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估测2021年香港每10万人的自杀率为12.3，15岁以下人群的每10万人自杀率更上升至历史新高的1.7。然而，全港只有427名精神科医生，当中有超过200人是私人执业，而由于公私医疗机构收费差异甚大，大多数病人都会选择公营服务。根据医管局精神科门诊统计，2022年全年共有47,879个预约新症，当中半紧急新症的轮候时间在3、4个星期左右，但稳定新症的最长轮候时间可达94个星期。

精神科医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不少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应该重视心理辅导专业发展。2月8日，立法会通过由民建联选委界郭玲丽发起的“改善市民精神健康，推动香港辅导专业发展”无约束力议案，促请政府完善本港心理辅导体系，制定专业认可资格，并调拨资源为中小学校设立辅导岗位，将现行的“一校一社工”改为“一校一社工一辅导”，使得社工与辅导可以相互配合。然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总结发言时表示，政府暂时未有计划就辅导专业认证作出法定要求，而相关机构可以自由决定应否聘用。

乍听之下，政府似乎未有正视“辅导”的需要，甚至将之与“社工”的角色混为一谈。事实上，“辅导”和“社工”都具备提供心理辅导的性质，但工作模式和作用并不相同。社工侧重于寻找外部资源，为遇到问题的学生提供帮助，而辅导员关注学生心理问题。例如一个学生遭遇家庭暴力，社工可能会协助该学生报警，辅导员可能会致力于帮助他走出心理创伤。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同意学校辅导员的角色十分重要，正如一个人有精神困扰，不一定是有病需要吃药。她以去年5月两位疑似情侣关系的中学女生跳楼事件举例说，她们并非有病，而是可能遭遇歧视或者遇到情感问题，需要辅导员的帮助。

辅导不被重视
工作处境尴尬

若要改善学生精神健康，“辅导”与“社工”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服务；然而，他们在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的差距明显，导致专业辅导人士处于相当尴尬的状态。

“辅导员”和“社工”一样，都需经过专业训练，但前者却未有建立法定注册制度。从业者只能凭借工作经验积累口碑和客户，或者加入“香港专业辅导协会（HKPCA）”或者“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APCPA）”，积累一定时数的辅导工作（业界俗称“储钟”）以获得学会的认证。实际上，香港大多数精神健康相关的工作都没有法定资格认证机制，如心理学家，也只能加入业界自发成立的专业组织，接受公会的培训和监管。

然而，在未有官方“加持”的情况下，很多行业监管实质形同虚设，坊间也多疑虑。在上述“推动香港辅导专业发展”议员议案辩论当中，医疗卫生界林哲玄便就此质疑，有关公会的约束力有限。例如有自称是临床心理学家人士，为患者提供介入性治疗效果不佳，患者将会投诉无门；即使有人自愿注册，被投诉后无非退出协会，仍可继续执业。

除了为从事精神健康工作人士建立法定注册制度和资格认证机制，不少立法会议员也希望特区政府以身作则，提高对辅导员的认可和重视。以现行“一校一社工”政策为例，尽管当局要求每个学校需要聘任至少一名具有学位资历的社工，并可自由利用津贴额外聘请辅导人员，但“自由聘请”的客观结果却是挤压辅导人员的就业空间，无法保障学校拥有足够津贴、以及能否善用津贴聘请辅导。他们因而提出“一校一社工一辅导”。

全方位学生辅导
变全方位万金油

事实上，2018年2月《财政预算案》提出增拨资源推动“一校一社工”计划后，曾引发争议。此前不久，5岁女童临临被虐致死事件震惊全港，也掀起外界对于小学社工不足的关注，触发特区政府同意按照中学的做法，在全港小学推行“一校一社工”。然而，计划初衷虽好，但明显忽视辅导角色的重要，甚至以为“社工”就可发挥“辅导”作用。

当年5月，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根据业界意见及问卷分析撰写建议书，指出该政策“有机会让现职资深的辅导员要面临离职的危机，而他们一直在学校建立了的关系便会毁于一旦”。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批评将“学生辅导主任”通过三年过渡期转为“新资助模式”的举措是“不设实际”，因为全港只有不足60个兼读学士社工学位，根本未能回应现职副学士或高级文凭社工报读的需求；而且，计划将令部分努力多年但未有社工执业资格的辅导人员失去工作。2020年8月，香港学校辅导专业人员总工会和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发起超过200名从业员联署的声明，指责教育局将资源严重向社工专业倾斜，担心小学“一校一社工”及中学“一校两社工”政策出台后不少学校辅导员面临失业问题，强烈要求政府推行“一校一辅导员”，将学校辅导员设为学校常设职位。

可是，业界呼吁多年，教育局只拿早于2002年推行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计划搪塞了事，似乎以为计划名称含有“全方位”就能够全方位解决问题。例如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在上述议员议案辩论中的回应，明显胸有成竹——他不但罗列过往推出过的支援计划，而且一再强调“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模式下的学生辅导工作是不单是个别教师、学校社工或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责任，而是靠全体教师协作，提供全方位辅导服务。

然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本意，是通过不同界别人士跨专业协作，共同构建起多方位有效的支持网络，承载遭遇精神健康困扰的学生。纵观香港服务只是将问题全数丢给教师和社工，如有两者不能解决的部分，就交由学校利用津贴自由裁量。

完善辅导法规
铺平发展道路

再者，教师、社工和辅导员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教师即使有心想要帮助学生辅导工作，也受限于时间精力有限，以及未经受过辅导专业训练的难题。特区政府一方面强调辅导工作需要多方面协作完成，一方面又不肯将辅导岗位增设为常驻角色。社福界狄志远认为，社工服务与辅导服务是相辅相成，并非对立。另外，辅导员同样受过大学专业训练，却没有专业的岗位让他们发挥作用，无疑是浪费人才。

台湾也曾面对辅导人才缺乏、专业角色定位混淆的问题，但自2000年起已经得到改善，个中关键在于当局重视辅导工作的法规建立与辅导咨商的专业发展。台湾政府于2001年推动心理师法、2011年增修国民教育法、2014年公布学生辅导法等，明确专任辅导教师与专业辅导人员（如心理师与社工师）的设置，并在校园设立学生辅导咨商中心。

目前香港多间大学都有提供辅导学专业的教学项目，香港树仁大学更是开办了将心理学和辅导学相结合的四年制大学本科课程。香港国际化的环境也汇聚了不同背景的辅导人才，能够提供多语种、多类型的辅导服务，可以说并不缺乏专业资源和培养人才的土壤。问题只在于特区政府是否能够完善相关法规，为推广辅导专业发展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