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观点】思想被捆绑　怎样谈破格？

推动范式转移从不容易，但不能达成范式转移，香港也无从谈论施政新思维，没有真正的施政新思维，也就不可能确切提出施政新愿景，也不可能针对性解决旧顽疾。我们今日需要的施政范式转移，首在执者重新认识自我定位，次在以之为根据，重整政府与社会不同持份者的关系，从而谋求在内、对外都能本着社会上最大利益为依归，推动变革。可惜的是，林郑月娥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这两方面均乏善足陈，“新思维、新方向、新措施”流为空言，社会难以确切“拥抱希望”。

毋庸讳言，港府在过去的“自我定位”一直是甘于做个中介者、代理人，这是令香港裹足不前的根本病因。林郑在施政报告中，再次突显了这种抱残守缺思维：

我在竞选时提出政府应扮演“服务提供者”和“监管者”以外的新角色，社会普遍认同。在负起“促成者”的角色时，政府应高瞻远瞩，以政策目标为依归，更好地检视现行的政策和措施，为各行各业“拆墙松绑”，大力统筹和促进跨部门合作，尽量提供“一站式”咨询或服务，为社会谋求更大的效益。此外，政府官员应更重视作为“推广者”的角色，加强特区与内地和海外联系、提升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吸引内地和海外企业及人才落户香港，并积极联同相关机构和业界代表，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接或游说工作，拓展香港对外事务。我在上任后出访9次，正正是以身作则，做良好示范。

不论是“服务提供者”、“监管者”、“促成者”，还是“推广者”，通通都不是政府最应担当的⻆色——“领导者”。所谓领导者，须在社会关键问题上提出清晰的大方向，绝对不能含糊其词。林郑说政府是服务提供者，但在服务谁？说政府是监管者，监管谁？说是促成者，成谁之美？说是推广者，推广谁的利益、价值、信念？作为领导者，就是要一一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不单要向贫苦大众说清楚，更要向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说清楚。

把理念说清楚，认清自己的角色，才能果断行动：有碍社会整体利益的尽早清除，有利的全力引导、催促实现。这些行动背后的主体性不能有所偏移——就是不受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所左右，否则“积极有为”四字只能流于空言。林郑意识到公务员的能力出现问题，要统一培训、成立公务员学院，但她更须意识到的，是政府高层官员欠缺领袖意识，也要找个方式成立“政治领袖学院”，解决这个核心问题，真正做到大有为施政。

自我定位不清，容易令政治领袖在处理与其他持份者、特别是富、贵者的关系时，容易进退失据，施政议而不决。以广受社会关注的“港人首次置业先导计划”为例，这本属不必存在的项目，只要政府具魄力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发展商用作投机的闲置土地，又或彻底解决棕地问题，即可取回大量土地以令市民真正安居。公营房屋供应充足，甚至足令普罗市民都有权选择置业还是住在公屋时，夹心阶层在如此健康的市场中大概不会有什么置业困难，也就毋须政府“资助”。然而，受捆绑于所谓的尊重自由市场原则，林郑在提到土地与房屋问题时，两次提及“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引以自傲，根本无意认清这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受资本家扭曲的“放任自由”，更屈膝卑躬地哀求大地产商合作“帮助”中产，似乎完全忘掉中产置业困难的本因在于私人地产商的贪得无厌。政府不但不协助中产根本性摆脱地产商剥削，反而倒过来协助地产商制造“楼奴”，这完全反映出政府忘记自己作为社会领袖、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职责。

对内尚且如此，对外则更不可能期待林郑能妥善处理国家规划层面的事宜、为香港在当中找到适切的发展定位。不出意料，林郑在施政报告中，在一带一路与大湾区发展等的长远规划上，只能交出数段具文，始终不能确切地说个然、说个所以然。这样水平的施政报告，又怎能带来真正的“愿景”？

林郑无疑是个有志图新、有勇气魄力的政务官，但要解决香港当前的深层次矛盾，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政务官，而是一个真领袖。林郑要认识到自身的身份改变、社会的环境改变，从而确切地推动香港政府的施政范式转移，推倒过往受制于放任与扭曲市场、执行政策者的角色，建立具领袖意识的有效管治、推行能保障市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港人才可能真正“分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