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01有话儿｜让公平正义成为治理指南
香港现时正面对的，并非如开放公民广场与否、郊野公园建屋与否的表象式问题，而是源自经济结构，造成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要化解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香港需要的并不是一颗“止痛药”或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而是果敢地推进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改革，以根治个中症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包括了香港官员最近一两年也屡屡用来解读特区政府施政理念的“守正创新”。也许是看到治港者对这个原则的关切，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上也就此作出说明，他指出，“守正”与“创新”并不矛盾，推进改革时就需要判断哪些需要坚持，又有哪些要变革、创新、完善与健全。
沈春耀并非首次在香港提及“守正创新”，中共二十大主题就包含这组概念，而两年前也是沈春耀来到香港宣讲二十大精神。他当时指出，香港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但制度也需要与时并进，不能要求二、三十年前订立的法例能够回应现时的问题，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在提醒香港如何认识守正与创新辩证的关系。沈主任现在有针对性地进一步解惑，是否说明中央并不认为香港社会已完整掌握这组关系？结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3月督促香港“在新起点上携手共创由治及兴美好未来”时，针对香港什么不会变、什么需要变所作的详细论述，答案显而易见。
夏宝龙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二是全面准确，这个方针不需要变。与此同时，夏宝龙当天讲话更大的重点是要求香港“识变应变求变”，顺时顺势推动新发展局面，他一口气数出香港七个“金字招牌”，强调它们不是一劳永逸，必须在发展中巩固提升。夏宝龙呼吁治港者“不能用昨天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更不能以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要“敢于说前人未有说过的话，敢于干前人未有干过的事”。这番话可谓戳中了香港长期存在的盲点——用对立思维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甚至由于过分忧虑担心无法守住自身固有特色而抗拒变化，守正成为创新的绊脚石。
用守正创新重新理解夏宝龙那次讲话，坚持一国两制是香港的“守正”，但两制的运作却需要随实际环境变化而不断“创新”。事实上，当香港人不断把心思耗费在如何确保香港这一制不会变的时候，内地那一制的运作却是持续在创新变化，用成功的发展经验不断颠覆着香港处于一国两制优势一方的固有认知。
认真面对自己，好好学习别人的成就，才是正确和值得骄傲的处世之道。中国就是因为谦卑而成就了自己的改革，香港必须继承这种态度，以它来改变身处的困局，才是上策。
无论是夏宝龙针对一国两制剖析香港的不变与应变，还是沈春耀指出守正与创新看似矛盾实则关联，都是立足于中共强调的辩证思维，中央显然希望香港的治理者全面准确掌握这个方法论。正如夏宝龙指出“今日之中国非昨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非昨日之世界”，香港要把一国两制的红利最大化，就不能只盯着自己盘算什么不会变，而是要放开眼光看清内外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思考香港应变求变之道。
内地的发展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集大成于改革开放，治港者如今视学习国家治理理念为重要政治功课，随着中央明确提出改革要求，香港就不能只是鹦鹅学舌，而是必须完整认识其理论框架。这绝对不等于说香港需要放弃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本就有多种形态。被视为香港重要竞争对手的新加坡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但却不像香港这样为“地产霸权”争论不休，因为新加坡政府牢牢掌握了土地规划运用的主导权，为居民提供适切居所与为经济产业发展开拓空间；德国同样实行资本主义，但却是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实力成为欧洲龙头，不像英美两国那样承受产业空心化之痛，个中关键在于德国政府重视产业政策，注意调整经济结构。
即使是身为资本主义龙头的美国，也早已出现“进步资本主义”的呼声，目标不外乎通过改革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更符合公平正义。进步资本主义着眼于探寻与大众福祉相向而行的经济运行模式，这一原则与奉行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可谓一体两面。香港政府的经济与社会分配能力久受诟病，实在需要换位思考，主动筹谋及承担分配资源普惠社会整体的责任。治港者近年开始谈论“有为政府”，说明对政府社会责任的认知已经发生改变，但政府何以有为？能否善用行政主导优势修正资本主义，有序解决蜗居、生活成本高、工时长、工资低、欠缺退休保障、年轻人就业出路狭窄等“老大难”问题，都是验证政府“创新”能力 的指标。
土地房屋只是其一，香港还面对税制缺陷、教育、医疗、安老、交通等诸多问题，以致经济民生上的公平正义长期缺位。这都需要无比的魄力和胆识去解决。
说到底，香港治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只知有“经济”，不知有“社会”，以致长期欠缺社会发展目标，对民生困局缺乏共振。政府视GDP增长为衡量施政效率的重要指标，但对普通市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不是GDP，而是自身收入是否增加，各种生活开支是否可以负担。无可否认，香港确实早已建立看似慷慨的社会保障体制，看似十分慷慨，但当香港人均GDP已经超越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名列全球前茅的大型经济体，普罗市民却仍须为住屋、医疗、子女升学以及退休等问题费煞思量，年轻人连讨论前途都好像是一种奢侈，香港的社会保障恐怕连“最低保障”都说不上。
《香港01》一直主张香港主动展开强势的社会治理改革，首要任务便是以与民生福祉是否保持同步来衡量经济发展成果，让“公平正义”成为治理指南。政府应该在首次分配中提升分配的合理性，如推动标准工时、最低工资、劳工权益、退休保障等改革，然后通过高效财政政策提供社会服务，完成二次分配。
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核心价值，并不能简单地以社会制度分界，无论是儒家憧憬的大同社会，还是古希腊哲贤探寻的理想国，其实都以实现公平与正义为社会运行的终极目标。但不可否认，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公平正义往往沦为房间里的大象。过往的香港正是典型案例，在“小政府大市场”、“积极不干预”等教条思维薰陶下，本地精英阶层不分政治光谱皆漠视政府调节社会分配的角色，基本法列明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更成为他们阻挡变革的挡箭牌，香港却在如此偏狭的“守正”里深陷身份迷失的泥沼，摸不清自己的发展方向，面对“香港已死”、“香港玩完”、“香港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等负面舆论进退失据。
金融业是香港的命脉，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性”长期只面向美欧等西方世界，这种国际观的局限随着中美爆发全方位角力而表露无遗。香港当然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助力，在国家的国际战略布局里被赋予特殊使命，但发挥的作用与香港本身拥有的体量却不匹配。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迫使香港必须重新检视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属性，必须摆脱“国际等于西方”的既有思维框架，把目光放向真正的全球。
早在十多年前，内地政府早着先机，洞明创科不是烧钱玩意，而是民富国强之道。当信奉社会主义的内地官员，也较信奉自由经济的香港官僚更懂得营商致富，又教香港人如何对前途心怀希望？
对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焦虑，同时也揭示了香港产业空心化的畸型经济结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恰恰是香港的贴切写照。二十多年来香港在创科发展道路上错失的机遇不胜枚举，远如回归初期大张旗鼓规划的创科蓝图换来名不副实的数码港，近及不少香港创科人每每谈起就扼腕叹息的大疆科技，不能不提的还有见证香港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早研发电动车地区的MyCar。
MyCar面世时，时任财政司长曾俊华形容将为香港带来电动车部件与充电设施商机，但这个发展愿景最终沦为泡影，而香港无法实现的电动车产业梦，却成为国家深化改革的成功样板。近日德国最大汽车生产商大众（福士）因需求急跌而破天荒提出关闭德国境内两间工厂，再一次证明中国电动车的强势崛起如何深刻改写了全球汽车产业。反观香港，不仅MyCar昙花一现，香港还曾经是全球以人口平均计算拥有最多Tesla的地区，但研发与应用早着先机，都没有使电动车成为香港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的名牌。
归根究柢，香港如果无法克服发展困局，无法摆脱结构泥沼，国际大都会的声誉只是徒具虚名，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怎么守都不会守得住。如果治港者无法掌握变化，主动迎接挑战创造机遇，香港就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只能沦为大变局的弃儿。
“自强”有两层意思：一是港府抛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全面提升管治能力，为香港的未来主动作出规划；二是在内地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运用自身优势，积极投入国家发展战略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