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策划未来　十九大对香港的启示

中共十九大于上周二（10月24日）闭幕，不少香港人看着习近平谋划2050年的政治愿景，心中必然百味纷陈。曾几何时，香港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大陆的老师，认为自己的发展是内地需借鉴的经验，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从学习香港开始。但97回归不过20年光景， 经济建设的成就已经开始让中国政府从韬光养晦转化为自信，甚至踌躇满志，把“中国经验”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香港人就算嘴还是硬，但不少人心里清楚，香港的优越感早已荡然无存。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昔日香港人鄙视和耻笑的大陆。有人或许仍认为政治报告当中提及的只不过是政治文宣，难以实现；但一定有人在宏阔的政治蓝图面前，担心香港地位不保，沦为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国城市。

哪怕是“发国难财”，还是早期的改革开放，以前香港都能掌握中国带来的机遇。为什么反而是回归之后，就算得到大陆政策上的优惠，香港却只能作为大陆飞黄腾达的旁观者？中国的崛起，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经的成就，证明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不是欧美国家专美之所在。然而，能够用完全不同，甚至是打破西方经济模式的路径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的经验显然有着警世意义。香港曾经就是将西方发展模式传导给大陆的中介，它骄傲地把自己作为现代文明的导师，只不过今天的落差让不少人感到尴尬。当然，昔日的傲慢和今天的尴尬都是无意义和多余的，只有认真面对自己，好好学习别人的成就，才是正确和值得骄傲的处世之道。中国就是因为谦卑而成就了自己的改革，香港必须继承这种态度，以它来改变身处的困局，才是上策。

过去30多年，不少香港人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香港的金融市场因为内地的高速发展才能够同步成长；源源不断的新企业赴港融资，造就了香港市场今天的规模。如果没有当日的相对优势，香港的轻工业根本无法转移内地，让一大批工业家延续了自己的事业。香港经历的经济危机多次因为国内实施的政策，逢凶化吉，甚至让香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中心。

但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时开始，变得上无能而下无干劲，死抱着金融地产等所谓的传统行业不放，乐于被楼市捆绑，形成近乎不思进取的氛围。相对于昔日的百业兴盛，今日独沽金融地产发展的暗淡，形成了强列的对比。香港愈是对欠缺实体经济支撑、被资金严重扭曲的金融地产业自负自满，愈是反映出对前景的迷惘与无助。有些人或企图“复制”往日的成功经验解决今日困境，认为小政府、大市场的有效运作是唯一出路。但是，当下的时间、空间、社会条件等客观因素已变，错判历史与现实，只能落得缘木求鱼的悲惨下场。

学懂借势 不能被动地接受

回顾香港社会的发展过程，开埠以来每一次经济神话，都是一再实现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成果。香港能够走出1970年代国际能源危机阴霾的原因，不是市场发挥自我修正能力，而是中港两地政府因势利导所致，一方面是大陆改革开放，创造了廉价土地与劳工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是港府决意推动产业升级、加强扶掖金融专业发展。因此，政府必须明白市场会失效，更有惰性倾向，为政者不应以无为而治作借口，而是应该积极有为，对市场、社会加以因势利导，主动地把握一瞬即逝的内外机遇，从而创造更有效的经济增长点，令经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

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在面对市场失效、资本家沉醉于炒炒卖卖时，却仍然把领导权拱手相让给所谓“无形之手”，令到经济增长迟缓、产业升级遥遥无期、结构转型沦为空谈，制度与文化建设更是无从推进。市场失效、社会失去活力之下，青少年人更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前景，长远必然引起政治动荡，令社会饱尝恶果。 就经济而言，香港的社会精英绝对要明白发展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香港要重新学懂把握机遇，只可借势，而不可完全被动地受十九大，乃至十四五规划等国家顶层设计所左右，必须发展自身的优势。要成功创造超乎想像的“新香港神话”，端视我们的政治领导与社会精英能否先行觉醒，再引领社会整体前进，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与想像力，重鼓市民创新向前的勇气。若然不能确切掌握这点关键，那么可持续发展就只能出现在香港的教科书内。 在过去数十年间，不论是国内还是东南亚，乃至非洲地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再认为香港是高高在上，要客观认识自身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不少民众勇于向外冒险、敢于在内创新，一如往昔敢于创业、创新的港人。他们的冒险旅程，成功在国外成熟与新兴市场持续有序地建设交易渠道；他们的创新历程，成功在国内市场一再推动产业创新与革命，支撑着国家持续发展。港人是否也有这种勇气，在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中扩阔交易渠道，广结四方合作伙伴？在科技发展上，我们是否能敏锐地捉到市场需要，在香港创造更多的GoGoVan，使未来“大疆”有信心留在香港发展？令下一个王卫不用放弃香港身份证也能安心创业？ 勿怕与外竞争 把握内在优势

对于商业发展而言，后发者往往有其优势，只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在开发市场与创新开发领域方面定能事半功倍。香港人只要对自身的能力有正确认识，不要害怕起步较迟，强处再加强，弱者则补足，我们与下一代仍然具备全球化下的竞争实力。若然我们惧怕与外竞争，欠缺突破创新，则只能继续维持目前的发展模式。现时香港的社会充满怨气，正是源于经济发展迟缓与社会不公。要重新为社会注入活力，引导及刺激阶级流动、成就在物质与精神上的社会整体富裕，就需要在这两方面双轨推进。

要政府有为推动经济发展，并非要政府改行计划经济，而是要在确保市场机制决定资源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具体而言，政府要做产业的接生者、育成者，却不是只做亚当．斯密（Adam Smith）口中的“守夜人”。告别守夜人角色，积极有为推进经济发展，政府先要准确辨别香港还剩下什么优势，应该清除什么阻碍发展的局限。除了建制派常说的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实质上还有不少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优势。这些领域上的强势，足以使我们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医疗旅游、技术与管理人员的培训与输入、文化创新的突破与宣扬等，令“香港制造”在不同领域再现光辉

然而，除了对优势内容未有精准把握，更重要的是这些优势被诸种环境与人为限制所捆绑。这些捆绑与限制早是耳熟能详，尤其是高昂的地价与无能的官僚。问题只在于，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这就涉及想像未来的能力，而香港的政治领袖或许可以从十九大报告中寻找到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只是在政策层面处理政务，而不为自己人民描绘社会发展的愿景。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展现了一位领袖与其领导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虽然无法将习近平和林郑月娥相比，但两位都是领袖，也是他们管辖的社会的最高责任人，为什么习近平在不同的报告中，都不断强调把人民的福祉视为一切施政的依归，也就是所谓的“不忘初心”。但在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我们却无法找到她的抱负和愿景？他们两位都是很年轻就全身投入政府工作，甚至可以说，林郑有着更为现代的公务员训练，拥全世界最好的资源，然而，我们看到的顶多就是一位能干的官僚。

不少人只会从表面来研判事物，根本看不见内地与香港，或者中国与西方之间，在政府施政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曾经是现代国家的象征，那么，中国的成就彻底改变了这样的迷思。西方政治家或许认为自己拥有了完美的体制，只要无为而治，社会就自然能发展，人民幸福就会得到保障。相反，中国的政治家却要不断推动改革，在各种政策实施中无止境地进行优化，他们被要求与人民的关系不能隔阂，甚至比争取选票的政客要更能掌握老百姓的诉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政治报告中获得人民的认同。或许香港的政治家和精英们要从这两种施政差异中寻找方向，作为领导社会前进的群体，他们有完全的责任承担社会发展的义务，让自己更好与市民共建生命共同体，保障包括所有阶层的合理权利，社会才能腾出双手，更有自信地推动政治与社会文化发展，香港才能重现活力。

“务实”之下的无能

其次，为什么十九大的政治报告能够敢于谋划未来数十年的政治愿景，但香港的精英阶层却只能不断在短视和偶然间设计着我们的未来，这究竟是香港官员在推卸责任还是他们没有窥视未来的能力？如果回归以前英国派驻香港的殖民地官员都能作长远的规划，香港自己的政治家绝不能对未来见步行步，甚至是避而不谈。大多数人都知道香港正失去方向、经济在衰落，政治家有时候鼓励市民不要妄自菲薄，但在口号背后却手足无措，完全缺乏让大家看到未来的能力，他们经常用“务实”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但大家感觉到的只是他们的无能。香港人又如何根据施政报告计划自己的未来？怎样替自己的事业和下一代的学业作未雨绸缪？

也许有人会认为，世界瞬息万变，作如此远大的规划意义何在？何况十九大政治报告不止是三、五年后的政策规划，而是远至2050年的政治蓝图。然而，说远不远，2050年距今不过是33年后的事，壮年的市民尚且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绸缪，而国策影响的是13亿国民，政府若然不知去向、不订立目标，就只会落后于形势，错失机遇。改变只在为政者的一念之间，亦需要有无比的勇气。作为领导700多万市民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该具备这样的能力，成为值得市民信赖与期许的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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