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的希望
编按:本文为《香港01》创刊社论
有人批评媒体不够“中立”,对事实的报道不“客观”。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即使是事件的亲历者,仍无可避免地陷入“罗生门效应”:受众在接收媒体传播信息的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和演绎的过程。但新闻媒体一直喜欢误导市民,吹嘘自己是“客观报道”和“政治中立”,以为这样就可令信任度上升,创造权威。但正如俗语所说:可能欺骗部分人一世,可能欺骗所有人一时,但绝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一世。最美丽的谎言说多了也许自己也会信,受众却必然看到破绽。媒体应该是“独立”而非“中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不是“客观”。换句话说,是有态度地记录和提出观点。所以,记者是“reporter”而不是“recorder”。可惜,今天的香港媒体都不是“独立”的。
媒体的挑战来自自身
诚然,媒体正面临巨大挑战,它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媒体自己构筑的生态环境,互联网革命对传统媒体发起攻击。今天是O2O(Online to Offline)的时代,线上的世界成为主导现实世界的动力。当社交形式伴随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发生变化,作为联系这种社交形式的媒体,既需要参与这种变化,更应该引领这种变化。过去人们认为互联网只是工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互联网成了主角,主客关系反转。新的规则掀起新的“物种战争”,不能主动适应的媒体必被毫不留情地淘汰。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的媒体才能避免在这一轮优胜劣汰中求得生存呢?我们的答案是:倡议型媒体——也就是能动性的媒体,有主体性的媒体,有思想的媒体,它是主动的。与倡议型媒体相对的,是资讯型媒体,被动的媒体。
媒体的角色本来就应该是主动的,但很长一段时间,媒体的定位出现了异化与偏差,大多数媒体只将自己定位为“资讯服务”,然而,它们不能为受众提供独立的观点,有时候被民意牵着鼻子走;另一些时候则哗众取宠,博取眼球,这是媒体将自己的活动空间收窄的结果。当媒体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它如何能够在瞬间提供海量资讯的互联网世界竞争?资讯型媒体的命运最终是被边缘化。
采取主动的倡议型媒体则不然,它不是简单将资讯和盘托出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自己的视野,将被动的资讯转换成社会的主体论述,提出倡议,与社会互动、分享。倡议型媒体不会像过去的媒体,自大地认为自己代表社会和真理,它或许只能够传递一部分社会中最亟需表达的声音。
倡议型媒体热爱互联网、拥抱互联网,因为互联网为其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工具和手段,加强和巩固了主体论述,从而更主动地发挥。在倡议型媒体看来,资讯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论述材料信手拈来。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必将因此得到加强。拥抱互联网,超越媒介形式的倡议型媒体,是人重构社会主体价值的新起点。
媒体与社会转型的任务
媒体是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由于其独特社会角色,它对社会的发展,包括在不同阶段的社会转型,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要简单回顾一下香港历史上的各个关键时刻,就会发现媒体从来都不曾缺席。
《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误以为:九七回归即代表香港问题解决了。所以,在中央官员看来,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一切照旧,这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市民看来,有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以后的生活就安枕无忧,他们甚至认为一国两制是北京的责任——难怪一些内地学者会觉得“香港人拿着金饭碗去乞食”。
有一种说法:如果政府不自觉地推行改革,人民就会革政府的命。所以,明智的政府会主动启动改革。香港政府在回归时本应反思殖民地体制存在的问题,借助历史性的转折,为香港寻找全新的起步点。很可惜,在回归以来的将近二十年里,这场改革迟迟未启动,香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或许旺角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是对香港社会转型最后的警示。
社会要转型,首先必须明白当前社会面对的问题,用什么方式,往什么方向转型。任何问题,都要透过表象分析本质。并非所有西方经验都可以是拿来主义,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来物种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生态危机。
是时候改变了
旧世界的掌权者安于现状,不思改革,导致政府身陷危机,年轻人成为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受害者。互联网兴起,年轻人善于使用新型社交手段,让怨愤极速蓃延,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挑战。这是普世现象,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在面对。年轻人掌握了话语权,但当权者嗤之以鼻,抗争只落得表面上的“成功”。然而,这些被镇压的微弱声音不会是徒劳的,因为冲突的种子被不公义的土壤栽培着。
历史吿诉我们,年轻人引领一切,是社会的栋梁。但栋梁是需要历练的,当我们目睹79天的占中黯然收场,中港矛盾纷乱不堪,年轻人的抗争越来越趋向暴力,请不要对他们施加过高或过低的评价,因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成长。
《香港01》作为倡议型媒体,要对社会提出瞥示:是时候改变了!
我们希望泛民政党改变,不要只重政治意识型态斗争,尤其是民主党、工党等来自基层的政党。选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为民请命,解决民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这是你们的责任。我们不反对拉布,它是抗衡制度专制的有效手段,但反对盲目拉布,这是另一种体制暴力,是一种民粹劫持,选民不会认同。
我们希望建制派改变,特别是民建联和工联会。不要盲目跟随治港京官的教条和僵化观念,只知道寛容对待既得利益阶层的要求,错误理解什么是稳定。建制派政党必须建立独立的政治论述,才能不辜负市民的委托,才能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我们希望商界改变,不要只考虑股东利益和资本回报,顾客和员工的利益同样重要,他们就是最广大的市民,只有这些持份者都能获益,香港经济才能成功,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商界的根本利益。
我们希望政府改变,从政治到经济彻底反思管治思维。政府应该知道,就算香港政制不尽理想,但民主精神早已深植民心,政府施政无法逆民意而行;利用体制缺陷去压迫非建制派就范更不可取,只会制造更多、更激进的抗争。积极不干预政策不合乎公平资源分配的理念,应该彻底改革。
我们深信,《香港01》的希望反映了大部分市民的希望。
只有改革香港才能转型
香港人不会对改革陌生,更不会对改革恐惧,我们一直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和崛起,意识到这是全国人民努力的成果,它虽未尽人意,但确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进步。香港在殖民地时代也有过成功的改革,它们已经成为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但是,殖民地政府也美化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对回归的忧虑模糊了香港人的视野,遮蔽大家对体制缺陷的认识。
香港社会转型面对两幅高墙:専制体制与不公义的经济结构。市民将这些问题转嫁到中央政府,却忘记了实际上这是历史遗留的,回归后各方的不作为是情况不断恶化的结果。中央政府的错误是以为重视商界利益就能保护一国两制,香港就会繁荣稳定。这种认识离地。中港矛盾是个伪命题,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才是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只要一国两制执行得好,中港矛盾就不存在;相反,一国两制成为保护高墙的借口,中港矛盾就会继续恶化。
当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政策,中国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今,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变了,中国也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却一直没有改变,香港也不例外,中港两地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就更是过时。
香港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更不能是“京官治港”,香港必须是“港人治港”。港人治港需要的是有领导力和魄力的政治家。《香港01》作为倡议型媒体,当然会积极推动和参与社会改革。我们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打着本土旗号的年轻人,都是积极投身改革的人,大家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参与者,更将是改革的受益者。让我们一起敢动这场改革:寻找共识,提出新价值,目标是促进香港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