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领导力 新特首的第一课
本周六（7月1日），林郑月娥将会正式上任特首，对于她的上任，不少社会人士对她开出各式各样的愿望清单，如果当中部分建议是有助缓和社会的紧张气氛，带来和谐，林郑月娥不妨顺水推舟，为自己赢取一点掌声，以树立施政新风。但林郑月娥要当一个积极有为的特首，就不能只图赢得一时掌声，而是必须着手处理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结构矛盾。要达到此目标，林郑月娥的第一课，将是深思如何当一个具“领导力”的政治领袖。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也是林郑月娥和她的新班子宣誓就职的日子。对于林郑月娥的上任，虽然有不少人批评她的班子大多是老面孔，口里说对林郑月娥没有多少期望，但现实上，香港经历了梁振英五年来差强人意的施政之后，社会上充斥着不少问题以及怨气，香港人或多或少都希望在告别梁振英之后，接任的林郑月娥能够尽快拨乱反正，还社会安宁。
社会“愿望清单” 林郑应积极跟进
而不少社会人士对林郑月娥开出了各式各样的“愿望清单”，例如重新开放俗称“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搁置政府委托房协研究郊野公园建屋的计划，以至取消小学三年班的基本能力评估（即简称BCA）考试等等，期望她上任之后能够运用特首的权力，解决这一系列由梁振英所遗留下来的麻烦。
就此，林郑月娥不妨积极地考虑这些社会人士的提议，既为她个人、也为社会增加一些正向能量。因为林郑月娥自参选以来，不少人认为她是“梁振英2.0”，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一直拖累着林郑月娥的民望，即使她事实上不是“梁振英2.0”，更就此多番辩解，但很多仍抱有怀疑态度的市民，期待着林郑月娥以实据作证明。
如果林郑月娥在上任后，以其特首的行政职权，果断地解决诸如开放公民广场、郊野公园建屋研究等可以即时处理的问题，相信可为她赢得公众的掌声，或至少令一些怀疑她是“梁振英2.0”的人士，重新审视其判断。这对林郑月娥树立与梁振英截然不同的施政新风、提振现时仍然偏低的民望，为新政府打开施政新局面，相信会有正面的助益。
而且，这些较为“速食”式的举措，亦有助缓和社会的紧张气氛。因为梁振英过去五年来，每每以斗争思维施政，就如提出研究郊野公园建屋，便是要“人民斗人民”的典型产物，香港社会对于这种事事斗争、不断制造矛盾的折腾，感到相当的厌倦，林郑月娥上任之后若能迅速地拨乱反正，纠正梁振英的施政缺失，将可为深感痛楚的社会大众开出特效止痛药。
要赢一时掌声 更要治深层次矛盾
然而，林郑月娥不应自满足于赢得一时掌声，或短暂地为社会止痛，因为香港现时正面对的，并非如开放公民广场与否、郊野公园建屋与否的表象式问题，而是源自经济结构，造成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要化解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香港需要的并不是一颗“止痛药”或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而是果敢地推进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改革，以根治个中症结。
林郑月娥和她的班子有没有这个能耐？相信在此时此刻，公众暂时仍然不敢贸然寄予厚望，因为她的“新班子”其实只是一个“旧班底”，一众司局长之中，有九人是公务员出身，而林郑月娥本人最初也是一名政务主任，令到整个林郑团队充满浓厚的“公务员治港”味道。而公务员向来予人善于执行指令，但欠缺创见与前瞻性的印象，办起事来或雷大雨小、或头痛医头，对于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往往会显得一筹莫展。事实上，林郑月娥的公职生涯也不乏这类案例，例如她曾牵头处理的新界村屋僭建、丁权截龙、人口政策改革等问题，最终都成效不彰，甚至在争争吵吵一轮后，却未见寸进。
但是，“公务员治港”是否就注定林郑月娥的五年任期，将会一事无成？其实“公务员治港”未必是一个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是作为政府之首，是否清楚明白自己是一个“做好呢份工”的打工仔，还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袖。
对于何谓“领导力”、什么是“政治领袖”，或许有人觉得这个讨论很空泛，但在香港，其实早已不乏活生生的例子。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社会动荡不安，既因内地文革触发难民潮，为香港带来人口以至社会治安的沉重压力，当时的港英政府亦贪污成风，加上旱灾、风灾以至股灾，种种天灾人祸频袭重创香港。但自1971年起出任港督的麦理浩，未有受公务员的习气所碍，亦不甘只当一个平庸的殖民地官僚，而是拿出政治魄力，当机立断地对房屋、教育、医疗、廉政等众多领域，作出极具前瞻性、大刀阔斧的改革。麦理浩任内并没有囿于“大市场小政府”的迷思，带领着当时的公务员团队，落实十年建屋计划、开拓新市镇、兴建地下铁、成立廉署、落实九年免费教育等宏大构想，为香港往后数十年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强健的根基。
“经纪”作风治港 施政走上歪路
只是在麦理浩之后，特别是回归以来，政府首长以至公务员似乎已经渐渐忘记什么叫做“领导力”，将自己的角色由香港社会的牵头者、带领者，退居成为“中间人”，以为社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放手让自由市场解决，政府则沦为游走于不同利益群体的“经纪”，只要居中牵线促各方讨价还价，就可以寻求出解决社会矛盾的“共识”。
惟正如《香港01》一再指出，香港正面对的，是由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而造成这个状况，和政府长时间以来的无为放任脱不了关系，如果政府继续袖手旁观，不但无法化解矛盾，甚至只会令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个中显例，就是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规管工时问题。梁振英政府以为，工时是一个“自由市场”的问题，因此成立所谓的标准工时委员会，只是找来劳方与资方代表在委员会的谈判桌上对撼，政府则站在一角，当这场劳资搏斗的裁判。结果在资方独大的现实下，劳方以至社会大众就标准工时立法的诉求被否决，换来只是明显偏向资方利益、鸡肋也不如的合约工时制度，香港普罗市民面对的全球最长工时困境，便在资方的予取予携、政府的隔岸观火之下，继续紧缠香港。
领袖要有承担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种“经纪”式的作风，不应是香港政府奉行的施政风格。事实上，在上世纪60年代，港英殖民政府尚且对劳工保障有所担当，在工商界反对下仍决意定立俗称“劳工假”的有薪法定假期制度，为工作压力逼人的普罗打工仔减压；以至前特首曾荫权亦在汲取工资保障运动的失败教训后，在商界大力反弹下仍决意推动最低工资立法。凡此种种，在在说明政府首长在社会矛盾面前，不应甘于当一个毫无立场的“经纪”，而是对社会整体利益有所承担、敢于挑战既得利益、改变利益分配格局的领袖。
因此，是否“公务员治港”并不是问题，港英年代的“公务员治港”，令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林郑月娥的团队就算是“公务员治港”，真正问题也只是在于林郑月娥能否先改变自己的公务员思维，准备好成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治领袖。
梁振英当了五年特首，留给香港以至林郑月娥的，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处处的摊子：工时世界最长、楼价全球最贵、贫富悬殊全 球最严重。面对层出不穷、日益尖锐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林郑月娥必须有确切的认知，她并不是一个试图讨好各方的经纪，而是明白政府施政有时需要有所取舍，尤其是在各种利益矛盾之前，要做一个根据社会整体利益作出抉 择的领导者，带领她的“公务员”团队迎难而上。
只要林郑月娥充分掌握一个政治领袖与经纪的分别，对于一些具体的政策难题，例如标准工时立法、强积金对冲、房屋政策、退休保障制度等等，应该更能为香港拨开迷雾，有更清晰推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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