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钱”迫不得已　香港重生还看结构改革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本周三（2月26日）将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一如过往，社会要求“派钱”的呼声不绝，今年在反修例运动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双重打击下，“派钱”甚至成为各大政党的共识。政府肩负管理公共财政与分配资源的重责，“派钱”看似简单直接，但绝非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分配方式，甚至可能违背分配正义原则。只是眼前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当务之急无疑是纾解民困，“派钱”有助缓解社会焦虑，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情况就像癌症病人一样，不施手术根本无法换来生机，但在病痛折磨之时，总要靠注射吗啡缓解一时之痛。

必须指出，《香港01》从不认同轻率“派钱”，对其成为共识更是感到担忧：对政府来说，“派钱”带来的短期效应或会令它掉以轻心，继而失去改革动力；对市民和小商家而言，口袋多了几千元到几万元或可令他们稍为安心，但亦可能导致一部份人看不清香港面临的真正考验究竟是什么。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极其严峻，既得利益结构严重扭曲，对包括小商户在内的弱势群体特别不利。如果以为“派钱”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是幼稚的，也是无知的。

各界在要求政府开仓救济的同时，应当思考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派完钱，然后呢？”社会在度过这个特殊时期后，绝不能放缓脚步，不能再沉溺于以“小修小补”的方式掩盖表征，必须对长年累积、妨碍香港迈步向前的种种积弊作出深刻反思，尽快凝聚共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香港真正出路在于妥善运用庞大储备和发挥仅余的优势，针对性地推行全盘性的、触及深处的大规模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根治香港的顽疾。

政府坐拥万亿储备　财赤绝非洪水猛兽

一些人担心“派钱”势必造成千亿元财赤，甚至绘声绘影地说这是香港“衰败之始”，这无疑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倘若政府只懂以“派钱”来履行分配的责任，当然是“衰败”，但从种种迹象可见，今次疫情对香港造成的冲击可能比“沙士”（SARS）还要大，当中饮食界、零售界、旅游界更是首当其冲。许多商户被迫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减薪，甚至裁员。事实上，最新失业率已升至3.4%，创逾三年新高。随着反修例运动和疫情的负面影响陆续浮现，相信失业率还会进一步攀升，当局在这个时候“派钱”，态度正确，有助救市民于水火之中。正因市民等不及，我们甚至无奈接受有违分配正义原则的无差别“全民派钱”，毕竟港府两年前“派四千蚊”支援特定群体的表现实在不堪入目，不仅过程冗长，还耗费逾三亿元行政费用。有见及此，今次与其要求当局区别谁需要援助、谁不需要，倒不如确保这笔钱可以快速有效地落入市民口袋。

必须再三强调，公共财政出现赤字未必就是“衰败”。姑且不论在经济不景时出现赤字属正常情况，根本毋须视之为洪水猛兽，即使是立场保守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也不排斥赤字预算—在被评为全球十大最自由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当中，超过一半在过去三年财政预算平均出现赤字，包括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加拿大、阿联酋和台湾。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固然要审慎理财，但不等于要做“守财奴”。作为一个坐拥万亿元“家底”的政府，理应善用手中资源，为市民创造更多财富—在和平时期应大胆投资，开拓新产业，推动经济转型；在疫情肆虐的当下则应增加开支，保就业、稳民心，为“疫”后重生奠定基础。如果在此时还锱铢必较，那就真是“守财奴”！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派钱”可能令全社会产生一种惰性。“派钱”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手段，不能常态化之余，更不可令官员认为只要“派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可以让市民“收声”，让社会养成“一有事就有钱派”的期待，这只会令人变得短视。回归以来，政府曾先后在2011年和2018年两度“派钱”，第一次是在香港刚摆脱金融海啸之后，第二次则是在财政储备突破万亿之后。从这两次经验可见，“派钱”效果只是一时的，并未有效回应社会面对的真正问题。单以住屋困局为例，根据政府数字，公屋轮候册上的一般申请宗数由2011年6月底的89,000宗，激增至2019年12月底的151,900宗；配额及计分制下非长者一人申请宗数则由66,600宗大增至108,500宗。目前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长达5.4年，长者一人申请者的轮候时间亦多达3年。现在回想，当年曾俊华“派六千蚊”固然令市民开心了一阵子，但对纾解民生困局并无显著而持久的作用。

美国日本前车可鉴　全面改革事不宜迟

长远而言，香港不能“穷得只剩下钱”。我们何不思考如何练好“内功”，强化抗逆能力，好让社会在将来发生另一次政治运动或疫症时，不致于毫无招架之力？所谓“内功”是指社会经济结构，这并不是表面的，而是牵涉到最深层，是社会能否稳定、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关键。环顾各国，许多领袖都把“改革”视作回应深层次问题的法宝，但要么就是不得其法，要么就是胆识不足，以致“内功”无法练就，香港不能不引以为戒。

美国就是改革不得其法的例子。总统特朗普看到蓝领的困局，但他欠缺“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意识，一味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并通过贸易战这种愚蠢的手法，企图把生产线带回美国。迄今为止，即使部份生产线撤出中国，但落脚地却是东南亚，而非美国本土；《北美自贸协定》同样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多了几条有利美国的条款，但没有改变美国企业将厂房搬到墨西哥的走势。究其原因，在于特朗普根本没有为扭曲的美国经济结构施行“大手术”，为重振美国制造业创造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再度上台以来，尝试以“三支箭”扭转经济困局。头两支箭（量化宽松和财政扩张）早已射出，但关键的第三支箭（透过结构性改革激活民间经济）却不见纵影，原因是安倍欠缺撼动既得利益结构的魄力。在此情况下，纵使金融改革和支出增加短暂刺激了经济，但由于并未触碰日本人消费信心不足、人口老化等结构性问题，致使当地无法摆脱自1990年经济泡沫爆破以来的困局。

对香港而言，美国和日本前车可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实质上是在转移民众对国内经济问题的视线，情况就像港府以“派钱”的方式纾困，虽然可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但只是麻痺了市民，令后者看不到改革的迫切需要；安倍晋三也是一个反面例子，他虽有建设“美丽日本”的宏愿，但却欠缺决心，就像港府怯于向地产霸权宣战，坐视深层问题继续累积。

政府既要全力抗疫　亦须凝聚改革共识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小修小补、虚晃几招无济于事，若要突破瓶颈，港府一定要有全盘性的、触及根本结构的改革方略。《财政预算案》和《施政报告》一样，理应对香港的出路有所启示，既要协助市民应对迫在眉睫的疫情，更要放眼未来，为扭转过度单一的经济结构及打破扭曲的既得利益结构提供清晰蓝图。

某程度上，政府和两大主要政党民建联、民主党已看到上述问题，包括同意用《收回土地条例》处理上文提及的土地房屋困局，这自然值得欢迎。但土地房屋只是其一，香港还面对税制缺陷、教育、医疗、安老、交通等诸多问题，以致经济民生上的公平正义长期缺位。这都需要无比的魄力和胆识去解决。我们担心的是，在全民呼吁“派钱”的声浪下，各界或会慢慢失去焦点，尤其是一旦政府在“派钱”后不思进取，而政党又不懂得引导民意凝聚改革共识，那么香港便会像美国和日本一样，徒有改革之名而无改革之实。如果社会未能突破有事就要“派钱”的认知，对改革的迫切性无感，香港只会继续蹉跎、继续沉沦，最终大家都会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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