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国际关系・五｜中美关系绕不过国内政治

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国与世界都蒙受巨大冲击。在现实场域，不论边境政策或“对等关税”，特朗普冲击波持续发威，就连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白宫持续缩减公共科研资金，惩罚“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未妥善应对校园内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学，这场风波最后演变为哈佛等高校与政府的剧烈对峙。

而以上种种也在理论场域激起波澜，尤其是国际关系。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敌意，以及对美国优先、MAGA议程的积极推动，都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辩论，不少学者为此探问：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已经终结？全球化又将走向何方？而这些探问本身，似乎又与国际关系围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经典辩论相共鸣，呼唤著当代对话的推陈出新。

5月15日，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举办“国际关系大师讲座”，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国际关系学的历史”为题，讲述现实政治、学界互动，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迭代变迁。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层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层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五篇，聚焦现场问答后半段。

提问四：近期的市场动荡无疑让许多人感到迷惘。随著国际储备日益转向欧元和其他货币，人们显然对于未来走向抱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您认为这是走向多极化国际体系的早期迹象，或只是美国主导地位的暂时挫折？

雷克：关于货币，其实美元依旧是焦点（focal point）。当然，不断有声音主张，欧元、人民币可能会取代美元，但直到现在，几乎所有交易都还是以美元计价，因此我不会太聚焦新货币取代美元的讨论。

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在这波国际经济格局重整的过程中，美国还是不是各方信赖的经济领袖？这是更棘手的问题。市场动荡是特朗普决策的结果，而我们对其中的不确定性知之甚少。没人知道特朗普在想什么、或者他为什么这么做。几周前，我们有个小组讨论，一群贸易专家参加与谈，我主持了会议，小组里几乎每个人都坐著搔头表示：“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这就是不确定性所在。没人清楚特朗普的目标是什么、他试图实现什么、未来又会如何发展，而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能削弱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也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地位。且这究竟只是暂时现象、到了2028年我们又能重回“正常世界”，或者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目前还很难断定。

但如果相关趋势持续，美国的地位无疑会被削弱。这未必会以“美元衰弱”的形式呈现，当然美元也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衰弱，但关键还是人们可能因为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信任感，而纷纷对美拉开距离，开始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贸易网络。

提问五：当前美国的学术自由遭受攻击，特朗普正对哈佛大学、其他长春藤高校开战。作为一位在美国教授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多年的学者，您与同行学者间的对话有没有受影响？您会担心吗？

雷克：我非常担心，但比起担心特定对话，我更担心大学文化。其实政治学者间不太常谈论政治议题，反而更常讨论理论、实证检验等话题，而不是围坐在午餐桌上讨论日常事件。

但课堂讨论确实受到压制，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论更加谨慎。当然，不同学科所受影响不同，在物理、科学领域，我认为人们并不特别担心课堂讨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专注理论和实证趋势，当然可能会有人会误以为我在课上评论时政，但事实上我所做的并非发表意见，而是试著连结理论与证据；在人文学科，课上氛围或许就更紧张。

而对大学来说，更大的影响无疑是财务层面。特朗普的作法，其实对终身职教授影响不大，却会对大学的财务状况产生毁灭性打击，包括撤销政府拨款、限制管理资金。当然，言论自由是一个问题，但更大的影响还是在大学的财务层面，除非政策有所逆转，否则这将彻底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模式。

提问六：您会不会觉得，谈论国际关系史时，只追溯至西发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又译威斯特伐利亚）、或西发利亚体系的建立，其实相当荒谬？剑桥大学的萨拉科尔（Ayşe Zarakol）教授有一本著作《在西方之前：东方世界秩序的兴衰》（Before the West: The Rise and Fall of Eastern World Orders），她就将国际关系史追溯到“成吉思汗王朝”（Chinggisid）的成形，也就是元朝、明朝时期。在我看来，如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充斥美国、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特色，您对“非西方”（non-western）或“后西方”（post-western）范式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雷克：我开宗明义就说，这是一部“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西方理论包括欧洲发展的众多学说，正如你所说，是始于西发利亚的主权观念，以及国家体系是由主权单位组织起来的论述。而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论述，是因为这个系统已经主导了国际体系。

1984年，英国学派的创始人布尔（Hedley Bull）就与沃森（Adam Watson）合著出版了《国际社会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书中所谓“社会”，指的就是西发利亚体系。显然，这个体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单元特征，至少在我们开始理解世界时就是这样。

萨拉科尔的作品很吸引人，其他还有像古代中国在东亚的政治体系、非洲的政治体系等，研究这些历史体系能够启发我们的想像力，促使我们去想像世界可能有所不同。但到头来，它们不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西元1000年到20世纪初的欧亚大陆，也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

当然，这些研究确实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去思考不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它们的演化与兴衰。因此我绝不会声称其他体系毫无参考必要，但我想说的是，以1648年（《西发利亚和约》的签署年）为起点、将国家视为国际政治的原始单位，并非完全不正确。

我们可以用任何理论假设世界，理论的核心也总是包含一系列关于世界的假设，西方理论、北美理论、美国理论，无论你怎么称呼，确实都假设国家是分析单位，事实也证明这种假设相对有用。

到了1970年代，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以及“国际社会行为者”（international social actors）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例如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奈伊（Joseph Nye）从197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著作。

显然，随著学者们体认到其他行为体的作用，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假设正被慢慢打破，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扮演的角色与日俱增。即便我们仍固守国际政治始于西发利亚的假设，却也对其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提问七：全球事件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展，正如近来的各种发展：美元、美国国债、关税，一切都与国际政治相互交缠。您认为，依照这个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与国际关系理论会不会在未来合流（convergence）？

雷克：我不确定两者真的有巨大分歧。在我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始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我初出茅庐时就是国际经济学者，第一本专书就是研究贸易与贸易政策，所以我始终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部分。

两者之所以会有分歧，我想是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根植于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经济如何造成同一社会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就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再来就是这种分化又如何反映到政策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贸易融资、跨国投资如何影响任何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建构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倾向关注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但如果在宏大理论（grand thoery）层面，或在检视大国竞争的层面，这些文献就往往忽略国内政治，例如传统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者，就对国内政治只字不提。

这是两者分歧所在。不过展望这个领域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我认为国内政治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例如我刚才提到的开放式问题：中美竞争存在哪些利害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政治就是美国局势的核心，你或许不能完全理解特朗普，但你无法在不考虑国内政治的前提下，理解围绕特朗普的政治关系。即便我们探索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须某种程度上引入国内政治，而这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耕耘的场域。

因此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子领域，并没有全然脱离国际关系的整体，反之，是融入到了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