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国际关系・四｜中美都认为冲突不可避免

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国与世界都蒙受巨大冲击。在现实场域，不论边境政策或“对等关税”，特朗普冲击波持续发威，就连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白宫持续缩减公共科研资金，惩罚“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未妥善应对校园内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学，这场风波最后演变为哈佛等高校与政府的剧烈对峙。

而以上种种也在理论场域激起波澜，尤其是国际关系。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敌意，以及对美国优先、MAGA议程的积极推动，都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辩论，不少学者为此探问：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已经终结？全球化又将走向何方？而这些探问本身，似乎又与国际关系围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经典辩论相共鸣，呼唤著当代对话的推陈出新。

5月15日，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举办“国际关系大师讲座”，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国际关系学的历史”为题，讲述现实政治、学界互动，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迭代变迁。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四篇，聚焦现场问答前半段。

提问一：谢谢雷克教授，精彩的演讲。我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学生（提问人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获得博士学位时冷战刚好结束。现在紧张局势卷土重来、且持续加剧，几乎全球都受影响，台湾也不例外，我们承受著来自海峡两岸的巨大压力，许多人都将我们所处时代描述为“重新进入冷战”或“冷战2.0”。按照你的设想，似乎每当战争发生，现实主义的角色就会上升，冷战的结束则带来许多新想法，包括建构主义。在你看来，随著新冷战笼罩，沃尔兹或现实主义者的智慧，会否在未来更受重视？

雷克：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新冷战”会影响人们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与研究，虽然如何影响目前还很难说，毕竟我们都当局者迷，就像沃尔兹也不接受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受到一丝批评。

我们没有预测到1990年与1991年的变化，没人预见冷战会如何结束，也没人预见它会如何影响理论，认为冷战终结对建构主义产生巨大影响、引入新赛局理论，并让学界关注国家所做的选择、而非结构所框限的行为，这些其实都是后见之明。同理，当下我们也正身处变局，“新冷战”的真实影响也还有待观察。

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现实主义作为范式（paradigm）的复兴。这也是政策圈大多数人的观点：接受了竞争是全球政治固有的简单概念，并以此作为政策基础，我认为中美双方都是如此，都认为冲突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现实主义依旧活跃，例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01年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这本书。在他的底层逻辑内，现实主义是正确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美国应该先下手为强，直接掐死中国这个“摇篮里的婴儿”。这是一种简单的表述，也是一种简化的主张，完全忽略了理念（ideas）与选择（choice）在国际政治的作用。反之，中国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美国正在围堵中国，正如米尔斯海默所建议的，“杀死摇篮里的婴儿”，所以美国将持续侵犯中国的发展能力。

于是在美国对中国怀有敌意，中国也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情况下，双方的敌意螺旋持续上升。事到如今，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双方的政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而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之所以能在政策圈受到重视，是因为他说出了决策者想听的话，并强化了他们关于世界本质的概念性观点。但其实这套说法并非完善理论，也缺乏实证基础，不过从结果来看，现实主义确实有所复兴。

至于新冷战会如何发展，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哉问，也能为学界带来新观点与想法。最关键的，或许就是中美到底各自要什么、这些目标能否相容，但在我们身处持续上升的敌意螺旋时，其实无法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提问二：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刚刚提到，没有迫切深入探讨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或理论辩论的必要，您也强调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y）、个体层面的理论，或许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下一步，正如学者们也提到，多元化或对话可能是国际关系的下一个发展方向。您是否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点？未来美国、亚洲、台湾的各地学者们，是否就不再需要探寻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核心内里？第二，学者们也持续耕耘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维度与多样性，例如有学者试图建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或是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出发，您怎么看这一趋势的前景？

雷克：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很常被与范式一起通称，但范式本身并非理论。

以沃尔兹的名著《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为例，他的论证非常清晰：权力平衡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国际是无政府状态、且由渴望生存的个体组成。从这两个假设出发，沃尔兹推断权力平衡将会出现。而这个论述与两个假设本身，都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

但其实从这两个假设出发，也可以导出各国合作建立制度、建立集体安全的结果。例如鲍威尔（Robert L. Powell）就写了一系列文章，证明从相同的假设出发，你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预测结果。这不代表著前述推论是错的，却意味著推论本身是不足的，而这些不同结果的预测不该发生在同一个理论内。这意味著你需要对世界进行额外假设，才能做出预测。

因此范式一直在引导观点，现实主义其实就像哲学方法：你认为世界是竞争性的吗？这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霍布斯式（Hobbesian）世界吗？以上都是对看法与观点的引导，但不是理论，因为你无法验证它，所以其实更像信仰。

而我们对宏大理论的辩论时常陷入这种“神学讨论”（theological discussion）的陷阱，争辩哪一套关于世界的假设才是正确的，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还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政治理论家们已经就此争论好几百年，但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当然，这些差异确实激发出许多范式化思考或宏大理论，但人们还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范式会影响理论发展，但学者也需要在范式中添加大量内容，才能真正进行预测。

因此我认为就范式进行辩论，基本是在浪费时间，学界近年真正取得进展的，还是在中层理论这个领域。这些理论试图理解特定现象，从而减少公众和学术界的争论。例如，我们已经理解为何民主国家间不会爆发战争，这有实证基础、完善理论进行支撑。但这究竟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谁知道呢？我们又为什么要在意呢？

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或许不能摸清特朗普（Donald Trump），但我们已经对贸易政策有了大量知识积累，至于这是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或现实主义？不重要，但只要你告诉我，你正从事哪个行业，我就可以回答你，你会更偏好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

而这些问题，其实都超越了范式之争，且学界的相关研究不断推陈出新。这就是我想说的，我认为国际关系领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自己也提倡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且这些理论能针对你想理解的主题量身订做。

至于非西方或全球南方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在还是相对较小的学者群，但我认为未来应该会继续发展壮大。不过对我来说，这派似乎还缺一些理论深度，内容往往太过琐碎，或许可以从一些日常题材中稍微抽离。不过重点是，这些声音大多来自美国之外，为对话带来了新声音，不过这确切能做出什么贡献，我目前也还不清楚。

提问三：回顾历史，您认为两个霸权国家有可能和平共处、甚至进行合作吗？目前围绕著中美暂停加征关税，已经有许多讨论，许多台湾人也对中美能亲密和平到什么地步感到不安，甚至担心台湾被当成谈判筹码。两个强大的霸权国是否真的能够和平共处？

雷克：这是与当下息息相关的问题。不幸的是，历史上多数大国之间的权力过渡，都充斥暴力，或至少经过冷战。当然，也有和平交接权力的案例，最著名的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与美国。

在整个19世纪，英国都是拉丁美洲的霸主。之后随著美国成长与发展，后者开始接管西半球的角色，美英两国也为此不断过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摩擦，但最终达成了和平过渡：英国退居二线、成为第二大国，而美国则成为拉丁美洲的霸主。而过程当中最棘手的部分，就是1895年的委内瑞拉边境危机，当时美国和英国几乎开战，但最终还是避免了战争。美国坚持其主张，英国也承认谈判结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案例，证明权力的和平过渡其实是可能的。

但这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美英在该地区有著相对相似的利益：两国都想要贸易、希望有稳定的财政状况来偿还贷款，也希望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农林矿等原物料上。而正是因为两者拥有共同利益，所以愿意共同努力，实现和平过渡。

但其他的历史性过渡，就相对紧张。一来是彼此利益的互不相容，例如德国在二战中试图称霸欧洲大陆，就明显不受其他国家欢迎，德国与后来成为同盟国的国家间，在利益上存在著根本的不相容性；二来是因各种错误政策催生误解，导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反复发生，至少这是针对美苏冷战的主流“修正主义式”看法，也就是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译史达林）的举动让美国误会，美国对苏联也是如此，最后双方陷入恶性循环，冲突不断升级、误会成了现实。有些学者认为冷战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但也有学者主张，这是源于一系列误解。

那么中美现在是什么状态？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是否就像过去的英美，彼此利益可以相容？又或是具有不可避免的分歧，就像冷战期间的美国与苏联？如果是这样，双方冲突是否可以避免？或是会随著误会不断加深，导致双方陷入原则上本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答案就像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所说，中美之间的状态目前还无法下定论，这对我来说是悬而未决的大哉问，但我担心我们正陷入误解的螺旋（in the spiral of misunderstanding）：中国认为美国试图围堵自己，因此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而这又强化了美国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带有扩张主义，最终导致了贸易战等一系列冲突。

这一系列误解是否能够避免，这是开放性问题。但在我看来，关键还是个中利害关系如何、双方的共同利益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