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国际关系・一｜二战带来现实主义的胜利

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国与世界都蒙受巨大冲击。在现实场域，不论边境政策或“对等关税”，特朗普冲击波持续发威，就连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白宫持续缩减公共科研资金，惩罚“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未妥善应对校园内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学，这场风波最后演变为哈佛等高校与政府的剧烈对峙。

而以上种种也在理论场域激起波澜，尤其是国际关系。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敌意，以及对美国优先、MAGA议程的积极推动，都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辩论，不少学者为此探问：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已经终结？全球化又将走向何方？而这些探问本身，似乎又与国际关系过往围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经典辩论相共鸣，呼唤著当代对话的推陈出新。

5月15日，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举办“国际关系大师讲座”，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国际关系学的历史”为题，讲述现实政治、学界互动，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迭代变迁。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一篇，聚焦雷克介绍国际关系的所谓第一、二次“大辩论”，以及现实主义的崛起。

一段国际关系学的历史

雷克首先表示，演讲的标题经过调整，改成了“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原始标题其实是“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但这可能会导致听众误会，认为自己是要从公元前4,000年的国际政治讲起，“其实演讲内容更关乎国际政治的学术领域互动，以及随著时间推移，人们如何学习和理解国际政治。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互动主导了国际政治研究。”

雷克也强调，“历史”两字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国际关系学其实不是单一历史，而是众多历史共同组成，例如今天要讲述的，就是“David Lake版本的国际关系学历史”，且这是一部相当“美国中心”的历史，毕竟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学派的众多领导人物，事实上都扎根于美国，而这也导致国际政治有时会被称做“美国的国际政治”。

雷克接著说明，自己所要阐述的国际关系学历史，其实并不那么“线性”（linear）。人们一般理解的国际关系学发展，似乎是层层积累、线性递进的过程，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更加复杂。

雷克表示一切要从所谓国际关系的“大辩论”（Great Debate）说起，也就是在经历间歇性的巨变后，学者之间的彼此对话与激荡。而在最一开始，国际关系可以分出三个“思想轨迹”（intellectual trajectory）：第一是现实主义（Realism），“但其实我认为不应该用‘ism’结尾的‘主义’说法，原因稍后再解释”；第二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所谓理想主义（Idealism）；第三是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

第一次大辩论：现实VS理想

而第一次大辩论就发生在20世纪初，辩论双方则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借鉴了法学传统，以进步视角看待国际关系，致力于实现和平与繁荣；而现实主义者则往往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其理论并不总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理解世界如何运作。

雷克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者不像自由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般充满抱负，双方的争点围绕著“你能否改善人性？还是只能接受现状？”等问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哲学问题、而不是国际政治理论。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源自提问者对国际政治的直觉式情感理解，“如果你认为世界是弱肉强食、由冲突定义的，你就会更倾向现实主义；但如果你认为合作是可能的，人类的相互理解可以改善世界本质，你就会倾向理想主义。”

雷克表示，许多早期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学派代表，都参与了第一次大辩论，前者包括安吉尔（Norman Angell）、肖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后者包括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卡尔（E. H. Carr）、赖特（Quincy Wright）、梅里厄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多数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雷克也介绍“国内政治”学派在20世纪初的知名学者，包括霍布森（J. A. Hobson）与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前者的著作影响了列宁（Vladimir Lenin）的帝国主义理论。基本上这一学派在美国的主要构成是左翼，某种程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学界很少讨论“利益团体”这个概念。

雷克指出，现在有一种“修正主义式的方法”，来理解这场所谓的“第一次大辩论”：与其把它理解成进步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不如理解成关于方法、以及如何理解世界的争论。

而针对这场辩论的初步结局，有时人们说是现实主义者赢了。“但这就和多数历史一样，只有所谓的胜利者、也就是现实主义者，才会讲述历史。”现实主义者确实认为自己赢了，以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把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打入冷宫了，“但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真的成功。”

雷克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决定性的突破。在这之前，安吉尔很不幸地写了《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这本书，出版于1910年，书中讲述贸易如何让世界一体化、各国又如何在贸易上深度互赖，因此未来战争完全不可想像。“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后爆发了，这在他的思想史上留下污点”，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封棺钉。”

雷克直言，在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译希特勒）横扫欧洲、四处侵略时，人们很难同意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方法、进步主义的观点。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实只是扩大了国际关系学派的思想裂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历史的关键时刻，现实主义因此成为战后的主导学派。

雷克指出，这个结果其实与思想交锋的胜负关系不大，而是更多与二战现实相关，二战现实放大了看似零和竞争的国际政治观点，而现实主义者们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雷克以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例，表示他在二战后的1948年，便迅速出版了《国际政治学》（Politics Among Nations，又译《国家间政治》）。“关于这本书其实有些有趣轶事，我的伙伴兼好友弗里登（Jeffry Frieden）的母亲，其实就是摩根索的课上助教，她与另位两位助教一起记录了摩根索的课上演讲，后来就成为《国际政治学》这本书。”

雷克说明，《国际政治学》是国际政治领域最著名的书籍之一，也成为当代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大辩论：理论VS历史

之后多年，现实主义逐渐成熟，学者们开始在前人的基础上科学化，例如卡普兰（Morton A. Kaplan）在1957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体系和过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个时期，行为主义开始进入政治学，相关其实始于1950年代初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之后才是国际关系领域。

雷克指出，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国际关系在1960年代中期发生了第二次大辩论。

其中反对科学化的一方，代表人物就是布尔（Hedley Bull），他原本在澳大利亚任教，之后来到英国。布尔持非常传统的国际政治观点：学习历史，并从事件本身来理解事件，“对布尔来说，每一场战争都是不同的”；而辩论的另一方面，则主张新的行为主义或科学的国际关系方法，例如卡普兰以及密西根大学的辛格（J. David Singer）。

雷克表示，布尔是一位受历史训练的历史学家，因此把每场战争都看成独立事件；辛格则是把战争都看成“同一类事件”，只要冲突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就称之为战争，接著再把战争放进资料集中进行回归分析、当成类似的数据处理。

而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是行为主义者获胜，“许多研究生、甚至大学生可能都看过关于‘战争相关因素计划’（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统计研究，这就是辛格开发的。”

雷克指出，这场辩论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该用历史来理解世界，把所有事件都视为单一事件，还是试图创造一种理论，来对某一类事件进行概括？“修正主义式的理解是，关于这场辩论的论述，其实更像是一场关于科学或理论的辩论，而沃尔兹（Kenneth Waltz）、卡普兰等人反对历史学家，试图提出关于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但修正主义者也会认为，不同学派的最终差异并不显著，双方观点其实大量重叠、且相当一致。”

雷克总结，这是一场关于如何理解世界的方法的辩论，也一直持续到今日。如果说国际政治领域存在一个核心分歧，就是这一个。而在第二次大辩论后，行为主义者们，也正如那些声称赢得第一次大辩论的现实主义者们，宣称自己赢得了第二次大辩论，人们都应该以更有系统的方式来研究政治行为。“但实际上，这场辩论至今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