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国际关系・二｜越战动摇传统国家利益
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国与世界都蒙受巨大冲击。在现实场域，不论边境政策或“对等关税”，特朗普冲击波持续发威，就连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白宫持续缩减公共科研资金，惩罚“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未妥善应对校园内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学，这场风波最后演变为哈佛等高校与政府的剧烈对峙。
而以上种种也在理论场域激起波澜，尤其是国际关系。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敌意，以及对美国优先、MAGA议程的积极推动，都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辩论，不少学者为此探问：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已经终结？全球化又将走向何方？而这些探问本身，似乎又与国际关系过往围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经典辩论相共鸣，呼唤著当代对话的推陈出新。
5月15日，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举办“国际关系大师讲座”，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国际关系学的历史”为题，讲述现实政治、学界互动，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迭代变迁。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越战对国际关系学界造成的影响。
越战带来寒武纪大爆发
雷克接著介绍，在第二次大辩论后，国际政治领域就进入学一段“寒武纪大爆发”，也就是类似人类学家、进化论学者在寒武纪页岩中所发现的，“在此之前只有极少数动物留下化石，当然无脊椎动物或许缺乏足以形成化石的骨骼，但总之学者在寒武纪页岩里突然发现种类繁多的动物化石，第二次大辩论后也出现了各种研究方法。”
雷克举例，过去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明确指出，客观的观察者可以观察国家、定义什么是国家利益，也可以客观地研究国家立场，区分谁是敌人与朋友，辨析国家的力量、以及如何极大化。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但越战的到来摧毁了所谓“国家利益”。
雷克指出，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可以说，介入越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家应该做的；但种种示威活动也表明，关于国家应该做什么，其实存在各种不同意见。
国内政治视角崛起
而这个现象让学者放弃了单一国家利益的概念，不同理论方法也开始在“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的领域扩展，“结果就是，在60年代，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舆论互动，虽说当时并没有产生巨大影响，但突然间，就催生了更多样化的体系。”
雷克表示，首先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与助理教授们。例如埃里森（Graham Allison）出版了《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1971），“当然埃里森或许是当中年纪最大的，在思考方面也最成熟”；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则是助理教授，在《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1978）当中定义了国家主义（Statism），也试图从更国内政治的角度来定位旧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利益。
接著是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当时还只是研究生，也从国内结构的视角出发，发表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如何形塑外交政策的文章；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则聚焦经济利益团体，探讨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政治；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研究个体层面的心理过程如何影人们做出正确决策。“整体来说，就是一群人坐在哈佛吃午饭，互相激荡，思考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关系，而这些人最终也对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实主义出现变化
雷克指出，同一时间国际关系领域也出现另一股趋势：围绕现实主义的开放式讨论，为自由的国际思想开启了新空间。例如经济学家库珀（Richard N. Cooper）就在1968年出版的同名书籍中，开始探讨互赖经济学（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奈伊（Joseph Nye）则在1977年出版了名著《权力与互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这本书深深影响了我”；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接著在1986年出版了《贸易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就像19世纪的自由主义来到了20世纪。
雷克补充，这一时期也带有制度主义倾向。例如鲁格（John G. Ruggie）就在1975年发表了国际组织研究领域的著名文章，提出“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术语，对后续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克拉斯纳也在1983年编辑出版了同名书籍；基欧汉则在1984年出版了名著《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充实了制度主义的国际政治方法。
雷克指出，就连在现实主义内部，也打开了某种闸门。早在1958年，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就出版了教科书《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挑战了摩根索所谓“权力平衡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奥根斯基认为正是因为权力的不平衡，所以才有和平，也就是当国际体系中只有一个大国、只有一个霸权国家，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创造秩序，进而缔造和平与繁荣。
雷克表示，这个框架影响了后续许多学者，例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1981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以及奥根斯基自己与库格勒（Jacek Kugler）在1980年出版了《战争总帐》（The War Ledger），整体来说都是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HST）的变体。
雷克指出，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多样性，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例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1974年开始耕耘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以及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与法莱托（Enzo Faletto）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雷克表示，以上种种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但这一时期人们更加聚焦现实主义如何运作。
第三次大辩论？
雷克指出，有些人把这段时期描述为第三次“大辩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情况更像学者们互相讨论，但没有最终定论。
雷克也提到由欧洲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衍生而来的新分支，例如现在所说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以及主张传统方法的布尔（Hedley Bull），后者在1977年出版了《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一书，成为这个繁荣时期的一部分，并且导致了“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成形，“这个学派非常历史导向也非常建构主义，布尔也因此被视作第一位建构主义学者。”
接著是同样出自社会理论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分支，雷克表示这一分支主要关注既定学说背后的“隐藏假设”（hidden assumption），以及从外部视角来观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而对各方的狭隘性进行批判。“所以如果真的有所谓‘第三次大辩论’，其实也来自一种非常不同的取向，例如受到社会理论的影响，也受到欧洲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影响。”
但雷克强调，国际关系领域的真正的分歧如前所述，其实还是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建构主义方法（constructivist approach）的差异。“在这个领域，多数研究都采取实证主义方法，也就是寻找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大型涵盖律（large covering laws），进而解释行为；而其反面，就是更历史的、或者可以说是更内生的方法，例如通过历史叙事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