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发展高球场非仇商 社会整体利益为重
土地大辩论咨询于上周四(4月26日)展开,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表示,小组成员会兼听各方意见。但在咨询前,早有媒体、政客以至商贾指发展高尔夫球场是“仇商”,不合中央心意,企图左右咨询结果。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立目的是凝聚共识,解决土地问题,小组成员不应受到无理批评以至恫吓影响,而是本乎社会利益,如实反映民意,订立发展方案。商界、政客也不应只视一己之利为利,而是以香港整体利益为先,为民解困。
房屋问题严峻,已成社会共识。2012年梁振英上任特首,已然强调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惟“港人港地”、《长远房屋策略》皆空有愿景,难言治本。及至林郑月娥上场,房屋问题仍只见寸进。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一度指三年公屋上楼,实是“意识形态多于实务指标”,早前更混淆视听,将绿置居当作公屋计算,市民早觉察政府黔驴技穷。土地大辩论咨询,实为政府挽回民望的最后机会。 平情而论,这次咨询结果难言乐观。在咨询之先,部分商界、政客早已蠢蠢欲动,用尽一切威吓、误导之能事,左右小组的咨询方向,大呼发展粉岭高尔夫球场是仇商,甚至或明或暗表示,若小组建议发展高球场,将会上京“告状”。其实稍有常识者均知道发展高球场绝非“仇富”,如果港府属意发展高球场,中央也不会出手阻挠。 《香港01》多次强调,我们同意政府为商界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致胜路径,但是不应对其千依百顺。众所周知,除了粉岭高球会之外,香港尚有清水湾高尔夫球场、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两者与粉岭高球场同属18个洞规格。反之,香港楼价急升,公屋轮候时间达4.7年,居于㓥房者达二十多万,市民早已走投无路。 也许有人认为,政府可选择填海等方式拓地,发展高尔夫球场似针对富人。但是,从申请拨款、规划到进行填海工程、等待土地沉降,为时十年以上,故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将其订为长远方案。房屋问题实属燃眉之急,观乎《长远房屋策略》2017年的检讨报告,政府当时觅得的土地只足够在2018-19至2027-28年度的十年内兴建237,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距离280,000个单位的目标甚远。政府的官僚作风甚浓,以致进度落后,定需负上重责;但政府曾一度停止造地,要在一时三刻追回进度,亦不无难度。
观乎土地咨询文件,高尔夫球场属于中、短期发展方案,占地庞大,早已平整,相对于公私营合作发展,球场属政府土地,可以由政府主导规划,减少官商勾结的争议,实属发展首选。商界此刻漠视民生需要,坚决保留高尔夫球场,不但难以服众,反显其为富不仁。
牺牲市民权益满足商界 有违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在土地发展过程中,牺牲的不止富人。观乎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善用现有土地》文件,在210幅具潜力发展用地中,有逾三分之一属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当中有不少原作兴建市民的康乐、社区服务设施。此外,在土地咨询文件的发展选项中,也有屯门泳池、屯门高尔夫球练习场等康乐设施。故此,将高尔夫球场列入咨询选项说成针对商人,乃至“仇商”,根本不符事实。 再者,咨询方案早明言,在取缔私人游乐场后,如果有需要,政府可以另建相关设施。如果将来填海后土地充足,政府也可以另觅地点复建高尔夫球场。但部分商界人士、政客此刻就高尔夫球场寸步不让,甚至认为不应列入咨询方案,难免激起众怒。 商贾、政客将发展高球场方案说成“仇商”本已甚为牵强;将保留高尔夫球场说成是中央意思,更是大谬不然、误导公众。事实上,如何运用土地资源需要考虑不同因素,并按社会整体发展作取舍。以内地为例,自2011年以来,国务院、地方政府取缔111个违规兴建的高球场,并要求507个高球场作出整改,既为保护水资源,亦因反对奢靡风气。诚然,目前香港迫在眉睫的是房屋问题,发展高球场并非仇富,而是有其实际需要。
毋庸置疑,一些商家巨贾位居人大政协要职,但是,他们必须认识到其部分想法已然落伍。习近平早于十九大报告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承认了政府与商界的密切关系,政府须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同时指出,必须守底线、讲规矩。
政府多年来以低廉租金租地予私人会所,已让其有利取尽,面对当前严峻的房屋问题,若然政府选择牺牲市民权益,保障少数商人的耍乐场地,就只会显得只谈“亲”而不言“清”了。 何况,中央官员不但未有直言要保留高尔夫球场,过去更强调香港的房屋问题突出。早于2011年,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就提醒港府须警惕楼市问题;同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访房委会,时任特首曾荫权于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就提出复建居屋,更考虑以市民负担能力为居屋定价。同样地,习近平于去年7月1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监誓时曾指出,香港“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由此观之,中央期许今届政府能够务实为民,解决房屋问题,如果发展高尔夫球场建屋,有助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中央没有理由反对。 在这前提下,反对发展高尔夫球场者必须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既能保留高球场,又能够保障市民的住屋权利。可惜的是,反对发展高球场者提出的却是将“监狱迁往内地”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方案;又忽然环保,大谈高尔夫球场的生态价值。可见,他们对当前的房屋问题视若无睹,只欲保住既得利益。
政府商界政客应审时度势 保障市民的基本居住权利
商界必须明白,中央近年来加强对港管治,原因之一是社会动荡、抗争洊至。社运正正源于民生问题。相信不少人犹记得2014年的反东北发展示威,当时一众青年不满政府未有优先发展高尔夫球场,反而迫新界非原居民村落搬迁,故决定包围立法会。当日被捕者众,加深了官、民之间的裂缝,并且埋下了占中的伏线。 纵然近年来社运大潮貌似平息,但是房屋、土地等引起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正不断加剧,若然商界继续只见目下小利、不见全局,社会恐将再陷入动荡。尤有甚者,当日参与社运者,实不过是部分关心政治的青年,随着社会问题深化,他日参与抗争者,还可能包括一众受压迫的基层市民,这亦将会大大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不少富人就社会问题有所反思,例如巴菲特主张实施富人税,香港首富李嘉诚亦建议增加利得税,他们愿意减少利润,原因之一是社会动荡有碍营商。事有本末、轻重之分,政府、商界、政客都应该审时度势,从长远角度思考土地发展问题。拥有栖身之所,实为市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商界不应拒绝、阻挠,反倒应该用尽方法提供协助。若然社会不公情况恶化、市民的基本权利未受保障,只会造成政、商、民的三输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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