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大辩论．专访】如何重塑土地利益格局？
“土地大辩论”周四（4月26日）揭幕，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员曾钰成、黄泽恩、邹广荣及余伟业接受《香港01》专访，表示觅地困难在于要理顺各个持份者的意见，预料未来工作会更艰巨。有关注团体质疑，所谓“辩论”只是权贵与既得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这场关乎土地利益格局的论战一触即发，渴望改善土地资源应用的你，又准备好了吗？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描述，农夫帕霍姆终日为“土地问题”烦恼：“如果没有足够的土地，生活根本无从谈起。”——香港特区政府也是这般逻辑，经常把房屋短缺、楼价高企等问题，归咎于“土地供应不足”这伪命题，捆绑香港发展多年。
去年竞选特首时已承诺会以破格思维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后两个月即成立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以检视土地供应选项、凝聚社会共识、开发土地资源。小组共有22名非官方及八名官方委员，前者来自学术界、建测界、规划界、保育界、传媒界、商界、智库及基层等，而且没有“梁粉”、地产商、传统乡事派及在任的政党代表，曾经令人眼前一亮。
“我除了做智库，也有政党背景，（政府）可能想通过我疏导一下；说得圆滑一些，就是如果民建联有什么反对意见的话，我帮忙纾解一下；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叫我帮忙摆平。”立法会前主席、“香港愿景计划”召集人曾钰成，是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中最具政党色彩的委员。他坦言自己过去较少就土地房屋议题发表意见，故原本推荐其智库研究员代他加盟小组，惟政府仍冀他亲身上阵。
按照曾钰成的理解，林郑月娥成立小组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消除发展土地的障碍。”
小组最近与民建联有闭门会议，他们（民建联）觉得这样难、那样难。我说，如果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党，到最后每一样也say no，等于我们交白卷。你一早承认我们要觅多少公顷土地，你总不能袖手旁观，然后叫政府自己解决。假如你不准填海、发展高球场、郊野公园，你有什么可以做？这是很严重的土地问题。
专责小组副主席黄泽恩的初衷，比曾钰成简单得多。“林太当时约我吃饭，说想我帮忙‘揾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以为就是‘揾吓地’、‘开吓会’，所以就答应了。”他本身是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又曾任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有多年与政府合作的经验，却不料是次工作会如此艰辛：“‘揾地’（表面是）是一个很简单的名词，但其实很多功夫要做，不只是检视觅地方法这般简单，背后牵涉土地的供应与需求的问题，还要平衡不同利益团体。”
专责小组委员立场南辕北辙
“小组本身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还要面对社会不同持份者，相当困难。”黄泽恩笑言，小组工作性质之复杂及工作量之庞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几乎要“全职”参与这份“义工”。
专责小组自去年8月底成立后，过去八个月内，已召开14次大会，讨论了18个被归纳为短中期、中长期及概念性的土地供应选项，当中包括极具争议的私人游乐场用地、发展商囤积农地、乡村式发展用地、维港以外填海、以及发展郊野公园边陲等等，似乎较往届政府更为大胆。
《香港01》早前曾经根据小组文件整合有关选项，并参考各个发展区的发展比例，计算可建单位总量。以短中期方案为例，若全部顺利推展的话，最多可建成100万个单位。
不过，小组可以怎样平衡利益群体，凝聚社会共识，继而选取最能够惠及大多数香港人的土地供应方案，仍然是个未知数。
“土地房屋的问题，本来就是很结构性的。香港人有很大需求，但在实际操作上的意见是十分分裂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半香港市民是业主，另一半是非业主，你会希望楼价升还是跌？”社企“要有光”创办人兼行政总裁余伟业，当初应发展局邀请加入小组，希望把基层的声音带进讨论。屋邨出身的他经过不懈奋斗成为跨国企业高层，于2010年辞去高薪厚职，致力帮助基层改善住屋状况。
余伟业说，小组委员的背景不尽相同，大家对土地供应选项立场“南辕北辙”，“犹如社会的缩影一样。”因此，在小组开会时，就选项激辩是司空见惯之事。他意外的是，当谈到基层住屋权益，成员立场又变得一致，“（大家觉得）不能任由㓥房问题恶化、公屋轮候队伍愈来愈长……”
根据黄泽恩的观察，持份者主要分三类，“一种是既得利益者，例如政府去新界收地，会影响作业者的生计；另一种持份者与金钱无关，但与理念有关，例如环保团体希望保护中华白海豚，他们有崇高理念，我们要尊重他们；另外占大多数的持份者，是什么利益也没有，例如我住在般咸道，新界填海对自己没有利益冲突。”
当上小组副主席后，黄泽恩便马不停蹄接触不同持份者，了解他们的意见，但同时也深深感受到，要凝聚共识并非易事。就以备受关注、占地172公顷的粉岭高球场为例，他本身就拥有该球会会籍，也曾有支持保留高球场的人士致电给他：“我跟他说，你打给我也没用，我要避席会议，就算我出席我也不讲什么……我不是有野心的人，所以不会太易受人影响。”尽管如此，他和我们谈及有关选项时，还是会提起高球场的历史意义、保育价值及体育贡献。
在平衡不同利益团体时，横跨智库和政党的曾钰成，要面对的情况就更为复杂。“民建联有许多地区工作，如果土地发展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有冲突，社区干事必然要站在市民及选民的一方。当区区议员会说，假如你支持，我便和你反面。”他笑着解释，“香港愿景和民建联的分别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总是需要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的支持，但反过来讲，如果香港愿景提出的建议，是民建联或者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话，也没有意思。”
曾钰成虽为民建联创党主席，但十分强调该党与香港愿景并非直接挂钩，“面对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会做研究，研究后才会有立场。之前马鞍山填海争议，民建联就和香港愿景划清了界线。”他透露，香港愿景目前已经完成一份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预计在本月底发布。
理顺不同持份者声音，本质相当艰巨，这不难理解为何林郑月娥及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经常将“凝聚共识”一词挂在嘴边。曾钰成说：“前两个星期，政府分批用直升机带我们到上空看地，我深刻看到，新界许多荒废的地方，几乎所有棕地都有建筑、货柜、汽车维修作业等等，并非政府一声令下就（可）赶他们离开，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个备受争议的例子，是黄远辉近日提倡的“新公私营合作”，即以公帑发展如交通枢纽的基建及解决排污问题，提供诱因让私人发展商改划土地，借此取回等值的公营房屋。曾钰成分析，其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厘定补地价的标准，如果政府给予发展商过分优惠的地价，又会予人官商勾结的印象，“所以黄远辉说，要有一个超然独立的补地价机制。”
持份者先入为主碍寻共识
共识固然难存，但假如大家继续坚持己见，就无助解决土地问题，过程当中难免需要妥协、牺牲，不然最终只会原地踏步。曾钰成举例道：“小组最近与民建联有闭门会议，他们（民建联）觉得这样难、那样难。我说，如果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党，到最后每一样也say no，等于我们交白卷。你一早承认我们要觅多少公顷土地，你总不能袖手旁观，然后叫政府自己解决。假如你不准填海、发展高球场、郊野公园，你有什么可以做？这是很严重的土地问题。”
要达成开发土地共识，余伟业指，关键是“对话”而非“对骂”，他以过去营办社会企业的经验作例，“‘光房’是什么？就是将香港最有钱的人向基层提供土地，这件事看似很矛盾，但最终又成功，而且运作了那么久。有些有钱人喜爱帮穷人，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做。我是喜欢在矛盾中寻找共识的人，希望可以为香港作出贡献。”
公众期望的理想“对话”，或许是各个持份者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过，观乎小组过去八个月工作，不时令人质疑其中立性，尽管主席黄远辉经常强调，小组对任何选项没有前设，但却对个别选项有明显的倾向。他曾于小组会议后表示，“成员普遍认同填海是建立土地储备最合适且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而该次会议文件中，亦侧重铺陈填海的优点，有避重就轻之嫌。
另外，小组也有文件提及，“根据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的结果，公众普遍支持以‘六管齐下’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当中包括填海”；然而，事实上当时填海反对率达46%，是六个选项之中最高的。最近，黄远辉力推“新公私营合作”方案，再次备受质疑。
究竟小组的意见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黄泽恩称小组会如实上呈公众咨询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政府及行政会议手中；曾钰成也有同样见解，指小组意见未必与政府最终决定有关，但强调林郑月娥非常重视小组，“假如小组说每个选项都多人反对，政府不能因多人反对而不做。从政府角度，不发展土地只会增加问题。我理解政府会认真看看，反对意见为何、是否真有道理？抑或可以与持份者想办法解决？”
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主任邹广荣也是小组一员，去年香港大学都市实验室科斯产权研究中心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填平船湾淡水湖，取得1,200公顷土地。建议引起激烈讨论，去年12月5日，土地供应专责小组讨论这项建议，作为倡议人之一的邹广荣笑言，该次会议没有怎样发言，主要是当时已有详细的倡议报告，会上主要是官员逐点回应报告内容为主。
当时文件列出多个技术局限，包括需要兴建额外水务设施、发展新市镇难解决交通问题等，邹广荣却认为，“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但可能在法律及政治层面上耗费大量资源。”他指出船湾淡水湖受郊野公园条例保护，如果发展需要引来司法覆核，在这个层面而言，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谈到小组的工作挑战，邹广荣指现时委员仍未就土地短缺数字有共识。当初政府讨论未来香港土地需求时，援引《2030+：跨越2030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当中提到未来香港长期需要4,800公顷土地，撇除已落实规划的3,600公顷用地，现时尚欠1,200公顷。不过邹广荣认为，这个数字完全低估香港土地真正需求，包括没有预计到人均居住面积需要改善、改划用地未必成功以及土地储备数量三个因素。
为何香港需要建立土地储备？邹广荣解释，这是为了应付楼价波动，概念与“外汇基金”相似，至于需要多少储备，邹广荣认为，“当然愈多愈好，但当时我觉得至少要有1,000公顷。”不过在席间，小组委员未就以上三项因素达成共识，邹广荣坦言这些地方不太容易有共同意见，“所以最终维持至少1,200公顷讲法。”
面对未来五个月的“土地大辩论”，四位小组委员有不同期盼。曾钰成期望社会可以理性讨论不同方案，“我觉得许多人的观念不应放在大辩论，讲到唇枪舌剑，一定要压倒对方，而是希望通过搞清楚事实，凝聚共识……过去两星期，我亲身与不同持份者对话，我觉得坐低面对面对谈，有些事情不难找到共识。”对话是消弭分歧的第一步，求同存异并非没有可能，“如果各自通过传媒互相抨击，有些事容易造成误解。”
邹广荣期望，公众可以踊跃参与，冀大辩论可以做到教育市民的功能。黄泽恩也期望大辩论可做到“educated debate”，给予机会公众对话，凝聚共识，“意见不同无问题，希望可以提供足够资讯予大家；第二是提供平台，让不同人有机会发表，单独讲又可以、面对面讲都可以。”即使未能凝聚共识，黄泽恩仍期望可以有主流意见。余伟业则认为，现时我们将许多心思放在矛盾点上，他期望将来大家找到民意共通点，减低矛盾，为下一代谋福祉。
专责小组成员似乎对“土地大辩论”的结果颇为乐观，不过，民间关注组织对小组工作并不“收货”。
讨论避重就轻 民间拒收货
例如小组曾经承诺，会以“科学化”方式客观罗列所有选项的优缺点，但随着工作推展，小组所公开的土地文件不时被质疑资料不齐全。再以政府属意的公私营发展为例，迄今为止仍未有提供地块面积、分布等，教人难以作出理性判断。又例如在提及“棕地”的文件中，仅采取“零碎、位于偏远地区”等模糊的描述，未有提供进一步资料。
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青曾于电视节目中提及，政府现时仅公开1%资料，但尚有99%靠市民自己发掘。组织曾经多次举办“民间揾地团”，上月发表报告指，发现具发展潜力的棕地达723公顷，当中涉七个30公顷以上的棕地群，非政府所指的“低效益土地”。
影子长策会成员龙子维早前也在报章撰写《土地大辩论——为谁而辩》一文，批评小组过去数月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不影响既定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找寻理据去‘牺牲’一些势力稍弱的既得利益群体”，从而让一些本来已经占尽香港土地政策优势的地产商，继续垄断珍贵的土地资源。在他看来，真正的“土地大辩论”，绝对不能回避大众对香港角色和产业的想像。
香港批判地理学会成员、浸会大学地理系教授邓永成及其学生叶钧颂合撰的《不愿面对的土地真相：从体制的二度剥削说起》也质问，“所谓的土地辩论到底在辩论什么？若是不问理由，一下子就把辩题局限于土地供应不足，而非宏观地辩论土地问题的关键，香港的土地真貌仍然面目模糊。”文章呼吁，土地辩论需要解释权力和空间社会的关系，才能解构矛盾的对立面。
《香港01》亦多次强调，香港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把土地资源向市民倾斜的政治家。
谈及我们的政治家，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曾就18个土地供应选项的优次，向多个政团查询；至昨日下午3时截稿前，民建联、工联会、自由党、经民联及新民党等，均表示不予回应或没有回应；公民党则指未有属意优先开发的选项，但一直倡议以棕地优先的原则；民主党是唯一一个有确切回应的政党，他们首要支持收回即将于2020年到期且占极大面积的粉岭高球场，其次是发展棕地，第三是以《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囤积的荒废农地。
这场关乎土地利益格局的论战一触即发，渴望改善土地资源应用的你，准备好了吗？你愿意和《香港01》一起积极参与，令其成为香港人重夺香港发展权的“土地大变论”吗？
上文节录自第10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23日）《 土地供应大辩论揭幕 是时候重塑土地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