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族裔老化．下】难获社福资讯　社工：安老服务是否平等？

香港人口老化，情况不仅发生于本地人身上，少数族裔老化亦已隐然发生。据2016年的香港中期人口统计，65岁以上的少数族裔（撇除外籍家庭佣工）长者人口，已经由2011年的9,698人，急增至2016年的20,124人，增幅超过一倍。两年前，本地有社福机构展开少数族裔长者服务，发现这班前身不少是本地啹喀兵的少数族裔长者，选择留港终老，但因为言语障碍，致他们难以接触医疗服务与社会福利，成为被忽略的一群。“因为语言、因为文化，他们接触本地资讯与资源真的好有限。即使政府做几多新嘢，他们一系唔知、一系攞唔到。”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长者核心业务总监陈颂皓说。

从事少数族裔人士服务多年的社工陈颂皓，曾听过长者“过门不入”的经历：“他路经一间中心，见到里面有许多老人家，但全都是华裔，他不敢行入去。”听其描述，她猜想应是长者中心，便追问为何不入去看看，少数族裔长者答：“我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行入去。”

这可能就是本地安老服务的实况。她有很大的反思：“唔系你特别拒绝佢，唔畀佢入嚟；而系只要我哋冇做任何嘢，佢哋已经入唔到嚟。”例如翻译、例如走入他们的社群推广，拉他们进来。现为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长者核心业务总监的她，明言本地安老业界的思维模式，说是开放服务给所有人，“但实际运作公平与否，大家好清楚。”

贫穷长者坐公园度日

现时少数族裔占全港人口比例约8%，相比2006年，增幅逾七成。虽然他们的人口仍以25至44岁的壮年为主，但陈颂皓指，现时55岁以上的少数族裔已逾五万人，“55岁的young-old（初老）好快变为65岁。”

许多人以为少数族裔长者会回乡终老，实情是不少都选择留港，原因之一是家庭观念重，若儿孙都在香港出生和工作，就不会愿意跟家人分隔两地，“除非有天家人照顾不到自己，不想子女辛苦才会走，但未必是其意愿。”陈颂皓指，他们的家庭结构，常见是两老与儿孙三代同住，亦有家庭与亲戚同住，如表哥表姐、叔婶等，这与香港居住环境有关，“若不多钱，租不到地方，一起住会便宜点。”

少数族裔的在职贫穷情况严重，即使年轻人有工作，亦未必代表有钱供养家中老人。“听过有些长者没有零用钱，哪里都去不到，落街坐公园仔又过一日。他们的贫穷情况，基本上与本地长者相若。”基层少数族裔以南亚裔为主，如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而印尼、泰国的东南亚裔长者，亦有部分生活于贫穷线下。

香港的安老服务系统，不是走入一间长者地区中心，取个活动申请那么简单，尤其想要长期护理，往往要转介。究竟社工有几掌握（如何帮助少数族裔长者），我们存疑。

一生随夫居于军营　妇女不会中英文

陈颂皓指，语言障碍让少数族裔长者的晚年生活加倍困难。现在这一辈长者多为啹喀兵，男性因工作或已学懂一点中文，女性若终生随夫居于军营，便只懂尼泊尔文，“佐敦以前有军营，故区内多尼泊尔长者。他们基本上是97年后才融入香港，搬进区内私楼居住。”

语言不通，让他们难以接触社会资讯，如2元乘车优惠、长者咭、医疗券等，许多少数族裔长者从没听闻。“年轻人当然都不知道。虽然近十年，民政事务处有拨款做少数族裔支援中心，但那（资讯）只是一般性，长者是minority of the minority（小众中的小众），做不到。社署的长者服务单张有翻译乌都语、尼泊尔文等版本，但香港的安老服务系统，不是走入一间长者地区中心，取个活动申请那么简单，尤其想要长期护理，往往要转介。究竟社工有几掌握（如何帮助少数族裔长者），我们存疑。”她指若无社福机构主动作为桥梁，做服务的“驳脚”，他们极难接触及申请相关福利与服务。

据香港基督教服务处2017年向立法会提交的“少数族裔贫穷问题”意见书指，现时主流的安老服务对少数族裔长者的认知不足，现有服务亦未必能照顾其特别需要。据机构分析服务开展以来，接触过150名60至83岁少数族裔长者的数字：约7%申领综援70%租住私楼，没受惠于公屋福利超过30%年过70岁，4%申领高龄津贴5%申领长者生活津贴超过90%长者从未知悉医疗劵计划

未来需要：少数族裔老人院？

陈颂皓想到一些很实际的需要：“例如送饭服务，厨房一日煮几百个饭，如何为一个巴基斯坦长者煮一个没有猪肉的饭？不只人手，厨具要不要另用一套？是否要有社区厨房为他们提供服务？”

还有安老院舍更是挑战：“他们有照顾长者的观念，但当有天长者需要住进安老院舍，便会有好多问题。食物有没有猪肉？老人院有没有地方可以拜神？”她坦言，现时无论私营院舍或津助院舍都未有配套，甚少听闻有少数族裔长者可以住进老人院，“面对他们的人口老化，便要知道，他们有同样的安老服务需要。”从她过去的经验来看，许多少数族裔长者基于经济或家庭状况等问题，根本没有能力住老人院，但她认为未来需否开设一些回教安老院舍，需要社会进一步讨论。

“许多少数族裔妇女都是家庭照顾者，未必可以全职工作，我们是否可培训她们（当院舍的工作）照顾自己的长者？这或值得考虑。”她补充。

医疗翻译匮乏

陈颂皓认为，现时社会对于少数族裔长者的需要，欠缺具体数据和分析。2016年机构开展为期三年的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Project SEE），团队包括本地社工及尼泊尔裔社工，至今为273名60岁以上的少数族裔长者提供服务。前线经验发现，35%少数族裔长者患有2个或以上的长期病患，如糖尿病、心脏病或高血压等；而更让他们担心的是脑退化症（认知障碍症）。

团队现与“先知先觉认知障碍预防计划”合作，以医院管理局采用的认知测试工具——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的尼泊尔文版本作评估，有5至6名尼泊尔裔长者，诊断患有早期认知障碍症，现正参与延缓脑退化的活动小组。陈颂皓指，少数族裔长者及照顾者对认知障碍症知识匮乏，长远需要更多教育推广。

至于医疗翻译的需要，她指现时医院管理局向非牟利机构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外购少数族裔的医疗翻译服务，但只有医护人员有权要求翻译服务，“我接触的少数族裔长者与妇女，即使听不明白都会点头说Yes I am fine。要求翻译服务的权利，应该在用家，他们才最清楚自己有没有需要。”

有需要的人，斗有需要的人？

少数族裔长者的服务需要，现在仍有许多留白的地方，尚待发掘与填充。只是，当本地长者的安老服务仍在争夺资源，如何说服公众认同他们的需要？

“虽然他们是少数，但对社会也有贡献。他们以前守边界，做士兵也非容易的事；其太太即使只是家庭照顾者，若相信照顾家庭可以分担社会服务的工作，那是不是贡献？我认为是。”她顿了一顿，续说：“现在社会都往资源分配里钻，感觉似是有需要的人斗有需要的人。为何不可以多一点互相支援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