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寻找被遗忘的香港房屋史　严瑞芳：好羡慕那种生活方式

上世纪50年代，香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房屋福利历史——对象是公务员，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会借地及低息贷款给他们起楼自住，居民会自组“公务员建屋合作社”负责统筹及管理；单位可以世袭、业权不得随意转让，但随著业主年老、子女离家并迁走而丢空。现时香港尚有61个未解散的合作社，合共有逾1,000个单位。视觉艺术家严瑞芳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辗转发现了这种被遗忘的福利房屋，因为她的父亲于1960至70年代所居住的大坑“皇家厂”木屋区，恰好与两幢公务员合作社房屋同区。去年她执起菲林相机，走进这两幢荒废待拆的楼房，用镜头记录屋内的细节。这辑名为《大门没有上锁》的作品，最近获颁WMA大师摄影奖。“现在我们常常思考如何生存、共生，为何住屋没有其他可能性？而原来，香港曾经出现过这么好的房屋理念。”严瑞芳带点懊恼地说。

寻父前传：由“皇家厂”到公务员合作社房屋整个荒废房屋“探险”之旅，由严瑞芳为逝世多年的父亲整理遗物开始。“我们家实在太细，许多东西都不能保留，时常要执拾丢掉。执屋时见到爸爸的回港证，打开一看，见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址。我成世都同佢一齐住，呢个系咩地址嚟？”那个叫“皇家厂”的地方，上网也不能搜寻出什么资料。但她记得，从前爸爸、阿嫲和亲戚讲客家话时，常常提起它。于是决定与丈夫亲身寻访，看个究竟。首次访寻之旅在去年3月，他们按地址写的大坑道门牌号码去找，却发现两幢荒废的楼房。“好似唐楼，见到大门打开，便走进去。”楼宇各有六层高，一梯两伙，共24个单位，所有大门都没上锁；屋内里一片混乱，住客都搬走了。她从台上留下的便利店单据和月饼，猜想住客可能是在2016年的中秋节后搬走的，即她到来的半年前。现场留下许多家庭杂物没有清理，形成有趣的画面，她便开始按动菲林相机的快门，记录屋内的细节。

如家庭博物馆的废墟翻阅屋内文件，她才知道那是“公务员合作社房屋”，一种上世纪殖民政府为公务员而设的房屋福利。每个单位有逾2,000呎，瑞芳初次踏入那个荒废的空间，犹如一个“丰富”的废墟，让她著迷——1953年兴建楼房时的政府文件、合作社在酒楼开居民大会的会议记录、1986年的泳衣美女月历、1989年5月31日的《南华早报》头版，还有一幅留在睡房的白板，写上2008年2至3月期间，某个家庭回家和离港的行事历，“我猜是家人和枕边人沟通家庭聚会的安排。”严瑞芳觉得，个人琐碎小事可以补充时代的大历史，这个奇异的空间开发她的想像，用社会事件来诠释这个家庭由建屋到搬走那半世纪的故事：“我觉得，可能因为当年iPhone推出，他们买了智能电话，便不需要手写白板了。”

她猜想，因为单位可以世袭，“物品可以如家庭博物馆般累积”；又因为楼宇没有电梯，家庭迁离时，留下大量搬不走的杂物，“可以想像，那是个可以容纳三代同堂的家。”

这类公务员合作社房屋，是上世纪50年代一种房屋福利。政府容许公务员根据《合作社条例》（第33章），以合作社的形式向政府申请批地及低息贷款建楼自住，业权属合作社，可以世袭，但若要转让单位，须征得社员同意解散合作社。政府于1987年推出机制，容许合作社取得100%社员同意便可解散，以转让楼宇及土地业权；但因要取得所有社员同意相当困难，遂于1993年修订至只需75%社员同意便可。据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全港共有238个公务员建屋合作社，其中177个已经解散，余下61个合作社尚未解散，涉及单位约1,063个。

拍摄不惊动屋内物品虽然是废墟，但严瑞芳希望以最客观的角度去记录，所以她在拍摄期间，并没移动屋内物品或为物件“摆位”，唯一的“动作”是翻阅屋内的文件，让她认识楼宇的来历：“文件写他们在1953年开始建楼，每人用100蚊股份组成这公司，然后问政府借5万蚊来建楼，分20年摊还……几好呀！”“好羡慕那种生活方式”，居于公屋的她，说来一脸盼望，“有一间屋是属于你的，一家人有共同的使命去维系自己的家。唔似得𠵱家，成日讲加唔加租、够唔够钱买楼。”她在杂物堆中，看见一种安乐的生活环境：“对于公共空间的事，他们应该不会自私，因为见文件写大闸坏了，大家会讨论如何处理，又会定期约去酒楼食饭开会，谈楼宇管理的事。”屋内一些纪念品如座台雕塑，她发现这家有的、那一家也有，“似是所有邻舍都是认识的，好好朋友那般”，她笑说。这些公务员，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动荡，屋内保存许多报纸，有一张是六四前的《南华早报》头版。“见到这一幕好震撼，因为30年前的六四前，立法局已经讲我们未来要在2003年有普选，哗，原来真系讲咗好耐。那一刻觉得好真实。”她也在私人相簿中见到许多民主女神像的相片，还有雨伞运动的颈链，“我会想，究竟现在他们怎么想？还有没有对政治的关心？”后来，严瑞芳搜寻那地段的现况，发现已售予中资公司，将会建成过万元一呎的豪宅。

一家人有共同的使命去维系自己的家。唔似得𠵱家，成日讲加唔加租、够唔够钱买楼。

以创作填补父亲的空白那么，“皇家厂”呢？遍寻之下，原来是在距离百几个门牌号码外的大坑道半山，现址为一间护理安老院。从旁边留下的古树还有泥土上的地基，瑞芳猜想，那大概就是父亲寄居十多年的木屋区原址。“皇家厂是政府给前线员工搭建的木屋，都是路政署的员工。爸爸应该是跟亲人在那边居住的。”瑞芳与父亲感情要好，“我好了解他的性格，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的历史。”回想过来，这片空白成为了某种遗憾，“我便透过创作，去寻找他的历史。”这辑名为《大门没有上锁》的图片，合共10张，虽然父亲并不居于那里，但她在这荒废的空间中，看见与父亲同期的时代痕迹。

“在这些物品中，见到许多流行文化的东西，可能是我爸后生、最年轻力壮时的时代面貌。”例如一张置于睡房、1986年的月历，相中有健美少女穿上高衩泳衣，“在那年代，高衩已是美。”她笑说，在屋内也发现不少色情杂志，“好多不同国家的influx（汇集），美国呀日本呀，都是那个年代的想像。”究竟这辑相片，是有关纪实、虚拟、想像，还是记忆？严瑞芳一时也说不清，也许就如今次展览的主题“过渡”，大家都在时间线上，边走边看。所以，她特意选了一张被丢弃的祖先神主牌，作为整个图辑的结尾：“祖先神主牌都掉，可能是新屋没有神主台？或者参与建楼的阿爸、阿爷那代祖先，（屋主）已经不认识……人的感情和连结，是会隔断的。但神主牌前有一棵植物，没人打理却仍不断生长，这植物的意象给我很深刻的感觉。无论你是否舍弃它，它都会用自己的方法生长，真真假假的影像可能会逝去，但那棵植物，却代表著生命。”

上文节录自第10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23日）《 摄影奖得主严瑞芳　用镜头寻找被遗忘的香港房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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