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六七暴动：罗恩惠的“墓碑式”坚持（全文）

今年是六七暴动50周年。“流世光阴半百年”间，历事者多先归黄泉，尚存者自难免感慨“半江惆怅却回船”，但更为堪忧者，是记录这段香港“分水岭”历史的档案，正逐渐无声消逝于我城之中。资深媒体人罗恩惠想追本溯源，却发现许多关于六七暴动的档案消失无踪。档案，是历史的凭证，也是记忆的依存。《消失的档案》公播在即，《香港01》邀约罗导演于“01空间”试播，并与本报社长岑建勋先生交流对六七暴动的看法，同时也为《香港01》开启“六七系列报道”先声。-------------------------------------------------------《消失的档案》将于3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博群电影节2017公影。详情如下：日期：2017年3月8日（星期三）时间：晚上7时地点：香港中文大学本部　邵逸夫堂映后座谈讲者：罗恩惠（纪录片导演）、程翔（资深传媒人）、梁文道（文化评论员）座谈语言：粤语香港中文大学将于2017 年2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起开始接受校外人士登记，敬希留意。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2893163

罗：罗恩惠 岑：岑建勋

岑：六七暴动时你年纪尚小，是什么催使你耗用四年光阴拍摄这部纪录片？

罗：先是因缘巧合。我与屈颖妍早在1990年代初认识，离开电视台后我们都开始执教鞭，有次聚会听阿屈说起，她正在写一部关于六七暴动少年犯的书，也就是后来的《火树飞花》。但她当时很烦恼该如何下笔，因为受访者每次回忆旧事，情绪都会非常波动，我就建议她可以将访问拍下来。后来屈带我认识这班人，从听他们的故事开始。

岑：一般研究这课题的人，像张家伟，都是带着希望还原历史的想法，可以说你的动机比较单纯吗？

罗：也不是这样，家伟做这课题，是因为在《亚洲周刊》做这专题时，罗孚【注1】介绍了一群曾经历六七暴动的老人家给他认识。那个专题做完之后，他觉得故事还可以做下去，也就继续寻找资料。我也是因为这样，采访屈颖妍介绍的左派人士之后，就他们的说法找资料核实，结果发现很多资料都不见了。我们首先找影片，找到的九只DVD都只有一样的21秒影像，内容都是人来人往的画面，其他资料都不见了，当时感到非常震撼。没有影片，我们开始找档案，找“澳门一二．三事件”【注2】，却只有事发前的数份报章资料。找新蒲岗的资料，发现1964、1965、1966、1968、1969年的资料都很齐全，但1967年的资料却全部消失了；就算找到，也是不尽相关的内容。

据关键词“Prisoner”找1967年的档案，能找到不少乱过马路被捕、南亚裔犯法等档案，但据这些正常的关键词却完全找不到受访者的犯法档案。1956年右派暴动、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骚动的资料都有，右派暴动的犯案者资料甚至相当齐全，连入狱时间、家庭记录、家人探访记录都有，但是“六七”的档案是整批消失的。

岑：就你调查，档案的消失是出于偶然，还是有特殊原因？

罗：一定不是偶然。是什么人希望这批资料消失？我在第一年就有这个疑问。我也曾经访问（前档案处处长）朱福强，据说1997香港回归前，中英联络小组的专家小组曾经讨论如何处理档案，后来一批去了英国，一批留在香港。但香港没有档案法，就算有“有心人”或“有心部门”想移走，也没有法律可以规管，何况各个部门也未必愿意交出文件。如果我说文件消失不是政府行为导致，我想一般人也不会相信。

后来我开始找解密档案，一些左派的朋友也在找，知道香港的档案消失后，也想派人到英国与北京找资料。当然，北京现时是不会开放当时的档案，但英国已开放查阅。现时我手上的解密档案颇为齐全，都放在办公室内。有些档案在图书馆虽然可用索引寻找到记录，实际上却不见了。

举个例子，当时华润总经理没有与指挥部商讨，在还未展开罢工时，已在北角电车站的路轨上放炸弹，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担任华润高层的都是又红又专又伟大的人，资料应该很容易在网上搜寻得到，但是，这位高层的资料却完全消失。后来我得知港大图书馆有部记录他的年鉴，但书本不能外借，要看也须戴着白手套在玻璃房内查阅。我跟着编号找书，但整个图书架上唯独不见了这部书。正面一点想，只能说是有“善心人”眼见档案散失，自行取起来自用了。

岑：你对六七暴动如何受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影响，甚至是受其推动才爆发的这些历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认识的吗？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为发现档案消失，再扩大调查范围。过程中经历了数个阶段，是什么促使你继续前进？

罗：第一年开始研究时曾问过不少资深行家。他们听到我要做六七暴动，反应都是“哗，这样厌恶性的题目你也碰。”说到“六七”，大家先会想起“炸弹”，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讨厌谈“六七”，不是因讨厌政治，只是认为当时左派中人的手段过于污秽。有旧同事与我关系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与‘左仔’没有接触，不想碰这些题材。”但是，只要老人家愿意说，我们就须聆听、记录、查证。当开始采访参与六七暴动的左派高层、工人与学生，我发现我是在追赶时间。我曾访问过的杜叶锡恩、被掳往大陆拘押的（时任高级警务督察）Frank Knight、（时任政府新闻处助理总监）Peter Moss身边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过身。不只老一辈，连何枫【注3】的女儿何晓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时间我常出入医院、出席丧礼，就感到要快点做。

但是欠缺资金如何做下去？我找来旧同事叶汉明做拍档，问他说如果筹得20,000元，可否替我拍摄十天？他也希望了解这事，就说大家试试，先不讲钱。后来又有朋友帮我买了一部机，旧同事都一个个来助我。有位老朋友是生前任职《文汇报》左派高层的遗孀，她平日生活非常节俭，却愿意支持我拍摄。那笔钱是以前的同事、行家给她用作子女生活及教育开支的。但她的子女已毕业，她说如果丈夫仍在生，也会支持这件事。她身处的圈子是很左派的，他们对我却很信任。

若心中想着要做正事，自然会得到帮助。《消失的档案》中出现在林彬事件现场的那位女士，我之前替她义务拍过一节短片，因而认识。与她聚餐时我说起正在拍摄六七纪录片，想要好好记录这些老人的故事。她听罢拿着菜单的手不停颤抖，原来林彬被烧的时候，她任职广华医生的舅父冲去救援，她也随往，亲眼目睹林彬被烧成全身黑色。惊惶数十年，她从不对别人提及这事。一个当事人就坐在面前，我过了数个月才敢访问她。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来的，不是我说我是某某人，或代表某某机构，而是我刚好遇上这件事、我又是一名记者、我又遇上这些人……上次试播，有一位退休的监制好友忽然说，拍摄纪录片是一项神圣的工作。我做了这么久也不敢用这个形容词，我只肯定我是敬虔的。

还有，当我从资料中得知自己住所对面就是第一个炸弹现场，而一直知道这件事情的父母却刻意隐瞒时，感到很震撼。我对暴动欠缺认识，但身为记者、历史爱好者，对别人经历特别有深刻感受，我就觉得必须秉持杨继绳的“《墓碑》信念”，追根究柢，深入探讨下去。

岑：与你说话的人，背后应各有原因。影片中的炸弹队队长、油漆工会的郭庆鎏老先生，至今仍认为自己当年做了正确的事；但也有表示忏悔的，如年纪较轻的罗海沙及金尧如的儿子，罗孚还曾公开道歉。同时也有像少年犯、参与罢工的公务员等要求平反或交代的，或像Peter Moss、Frank Knight等代表英方的。这些人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要他们开口说话、说真话，容易吗？

罗：视人而定。Peter Moss 很乐于协助，Frank较困难，而且Frank在镜头前所说的与我找到的档案差距较大。至于郭伯伯，他给予我很亲切的感觉。他是我采访一年后，最后一位访问的人。左派朋友主动问我是否需要访问他，他年纪较大，说话也辛苦。访问当天，有三名工友协助他回复记忆，投弹队的朋友也在场。当时已是8月，郭伯伯外穿一件残旧恤衫，内里却是一件羽绒背心。他吸了两次类固醇，才能提气接受访问。我问他：“当时香港人多有死伤，我接触的人都犹有余悸，你如何看？”他板直腰子、两手按台说：“我们（港九油漆总工会）工友朱日基、蔡南在7月16日被警察击毙，我要抢尸抢不到、救人又救不到……我们是这样死的，怎能不跟他（港英政府）死过？”说话时激动得台面也不断摇动。当时我有位二十来岁的女学生助手，看到老人家这般年纪、如斯身体还这样激动、愤怒，也吓呆了，不明白老人家何以事隔数十年还如此激愤，但我能感受到郭伯伯的痛。

“因为他杀我们工友，所以我要跟他死过！”后面还有不少精句（Soundbite），只是我们没有播出。他们都是有经历的人，曾经历贫困，希望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早在广州已参与罢工，对殖民政府展开各方面的斗争。在郭伯伯的意识中，这是场圣战。他们常谈到电影《集结号》，“集结号”就是在等候的战鼓号角，只是等来等去，他们已被边缘化多年，号角声还未奏起，身边“战友”却已陆续老、病、死。我觉得郭伯伯在忆述往事时，述说的就是自身的信念。所以我是很尊重他的，并非因他做了什么事，而是他对做过的事有所担当。郭伯伯与因执行炸弹队任务而被捕、入狱的队员再碰面时，必会鞠躬道歉。

岑：在调查史实的过程中，面对整理困难的资料，如何取舍？

罗：我工作约两年半后，才遇见第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左派”的人。那是（从事爱国电影和文化事业数十年的）廖一原的夫人汪云婆婆与女儿廖小云。廖一原的电影事业在文革开始后大受打击，大批左派导演、编剧无法创作，连信奉爱国主义的公司总导演也激愤至爆血管过世。汪婆婆受访时也谈到他们在摩星岭集中营的经历与家庭走过的爱国路。廖家令人敬仰的，是他们的“一贯爱国”。廖先生与左派关系密切，因而收藏了一批重要资料，此外还收藏了一批价值不菲的书画藏品。这批资料和藏品，婆婆捐了一批予电影馆，另一批则捐予香港中文大学。十年前估值过千万，我问她何不留半以养老或换居？婆婆说：“我都已这样年纪，将来的人要研究左派与内地的交流，那些资料很珍贵，须全数捐出去。书画也捐出去了，因为那里恒温。”【注4】“我们是爱国人士，自小信奉爱国主义，不是忽然爱国，也不能因利益不足而放弃爱国。”我一听“毛管戙”，现时坊间提起“爱国人士”，大概只会联想到“爱字头”、在街上打和平示威者的那些人。

当日是我生日，我在日记写下“采访多时，到今日才遇到真正的左派”。我差点激动落泪—此前我一直在采访左派人物，但他们的行为根本称不上左派。我也曾左倾，左派所信奉的价值、无私的奉献精神，均应有一定准则，但他们并非如此。访问了婆婆后，我觉得故事终于完整了，可以埋版了。岂知到快要完成埋版时，我才遇上吴荻舟【注5】的家人，看到他的笔记。那是一本很小的随身笔记，我最后还是在图书馆用了四天时间，核对资料，证实笔记的真实性。虽然要从头来过是大工程，但思前想后，我还是将笔记内容重新穿插在整条纪录片内。

岑：回到六七暴动，我理解的是时间上由开始到12月鸣金收兵，整个过程与国内的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小组分不开。军管（军事管制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介入、7月发生的武汉兵变如何令香港在8月的行动趋向激烈，我都认为与国内关系密切，梁威林与祁烽在当中无法推卸任何责任，这两人一定是中心人物。

罗：不但他们不能推卸责任，我手上还掌握不少重要文献，只是过于复杂未能放到纪录片中。可以说，当时局势比表面所见更为复杂。有人做了20年研究，曾有机会在大陆的军管档案室查阅文件，那里的文件叠起来有两米高。我们只对这批资料点了题，就是“周恩来全面知情”。过去认为当时局面完全失控，周总理不能控制大局。当然也不能否定这情况曾出现，如中央在5月时还一直说不能将文革输入香港，但这里有不少头脑发热的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不少非总理意愿的事。只是，沙头角枪战是总理授权的，来的是军队。

另外，8月22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是最重要的关键。事发后整场运动局势出现逆转。最关键就是老毛说的“香港还是那样子”，因为这句话，事态也就变了。到12月，也就是（时任见习督察）陈欣健说的“闩水喉”之前，在港领导全被召往广州。他们原以为是讨论如何进一步斗垮港府，得到的指示却是要冷静下来。两个星期后他们还是接受不到，就直接到北京听总理定夺。当时若非广州会议摆不平、须北上听候定夺，支港（广东省人民支援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就要冲下来，解放军也已预备好枪枝准备冲下来“解放香港”。当时的指令与会议，都逐字记录在档案中，个中曲折颇如武侠小说。只是现时大家都只用简单、直接的三两句话总结。

《香港01》记者：香港的左派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认为，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收回香港是顺理成章，最后却按兵不动。当时左、右派工会在香港斗争很激烈，港英的镇压也很激烈。工人的躁动，从1950年代就开始累积，六七事件的发生是因为“时机已至”。从历史角度看，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香港会否出现六七暴动，或者以另一种模式出现？

罗：这问题很好。大家多认为暴动起点在胶花厂，其实不然，再之前已有青洲英坭厂事件【注6】。 再之前的冲突，像陈欣健所说，参与示威的人都已是装备齐整。左派在“一二．三”到澳门“学习”后，可说是已在等候召集。最后港澳工委选择在胶花厂事件中“吹鸡”，所有工人、学生也就聚集了，在外围相当激愤。加上当时被殴打的萧剑辉【注7】上台演说，群情就更激愤。但当时港英政府是想“摆和头酒”的。档案所见，当时何贤（澳门华人社群领袖、何厚铧父亲）从澳抵港，透过利氏家族的利铭泽作中间人在中环恒生银行大厦顶楼会谈。当时金尧如找了梁威林、祁烽，还涉及（时任《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但梁威林与祁烽反对“摆和头酒”，执意闹大事情，两人选择了在可以转弯的一刻不转弯。萧滋【注8】带队前往港督府被拦阻、被打穿头前， 事情曾有机会转弯，但梁威林与祁烽不愿意。

政府在九七后一方面说暴动不正确，但一方面又颁大紫荆勋章给杨光、次一级的金紫荆星章给当时谴责暴动的商台何佐芝，这样的逻辑谬误仍存在。过去数年我接触过不少左派人士，他们都还有不少委屈和愤怒。曾有大学历史系替30名老人家做口述历史，说好完成后会放图书馆，但至今连逐字稿还没有。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事情？我想不论媒体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再说“这些事还是别说了”，包括我们拍纪录片这样正常的事，却还是难以参加电影节和公映。资料应妥善放置，旧故事要好好倾听，唯有梳理资料，以多元立场、多元角度加以讨论，才能面对历史，才有和解的可能。

【注1】资深报人，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创办《新晚报》，是左派中就六七暴动公开道歉的第一人。【注2】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动乱，爆发严重警民冲突，事件导致左派势力实质控制澳门，令澳门成为“半解放区”。【注3】何枫是九坞劳联工会书记，7月14日警察攻入红磡宝其利街的九坞劳联工会，事件中何枫丧生。何晓明为前《新晚报》文化报编辑、《大公报》校园版主编，2014年逝世。【注4】如何有效保存资料、保留真相才是她首要考虑，捐赠对廖夫人而言大概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注5】吴荻舟自1949年起，以编辑、顾问等身份长驻香港，实则为中共香港工作小组负责人。1962年始出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实质掌握香港事务。【注6】1967年4月29日，红磡马头围道青洲英坭公司发生外籍工程师打伤工人事件，触发工人抗议；5月4日资方宣布关闭工厂，驱赶工人，触发工人集结抗议，左派动员前往“慰问”。【注7】据萧剑辉指当时他在胶花厂外被一管工拳击胸部。【注8】萧滋时任三联书店副经理，5月22日负责率领书店职工往港督府示威。当日冲突中，警方拘捕167名左派群众，左派称之为“花园道血案”、“五．二二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