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恐左惧共源起六七暴动 港府宣传战“功不可没”
撰文：陈俊求上周提到，左派宣传机器基本上是操纵在极左势力手上，港府面对极为煽动的宣传攻势，也不得不谨慎而积极地应战。反宣传有两个层面，一在暴动期间，二是暴动后，而两者之中，暴动后的反左宣传更为重要——其造成的客观效果，则是在“香港人意识”的构成过程中，殖入反共、恐共情绪，对社会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本文原载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报第57期B19版，按此订阅周报）
暴动期间的宣传工作，主要为阻止左派报章主导舆论及持续地散播不利港府的资讯。为统筹整场宣传战，香港政府1967年6月在政府新闻处下设立特别宣传小组，针对左派的文宣进行反宣传工作，冀稳定民心。作为政府新闻部辖下机构，特别宣传小组可谓克尽其喉舌之责，而它主要的工作，则是在中文舆论世界中争取话语权。
政府深知传媒是控制舆论的基地，而她争取报业支持的政策，可以用八字归纳：“导之以利，威之以势”。首先，她运用银弹政策，直接争取中文报章的支持，凝聚社会的反暴动力量。例如5月24日在《明报》刊登整页名为〈支持政府 维持和平〉的广告，其中共有近280个团体和非官守太平绅士代表表态支持港府。其次，她着力统筹所有非左派报章，甚至迫使其表态。因此，银弹政策的背后，同时还带着胁迫的意味。例如，政府曾要求在所有报章刊登一篇名为〈维持繁荣安定〉的广告，报社若接受广告，一可赚取政府的广告费，二可表明支持港府镇压暴动的立场。但若然拒绝刊登，就会被政府视为“左派报社”。
左派暴行不得民心 舆论团结声讨恶行
这种近乎强迫表态的政策，一度令部分报社进退两难。时任《香港夜报》的社长胡棣周直言，这是政府要求报社在亲英国还是亲中国的问题上表明立场。不能和稀泥下，非左派报章还是颇为配合政府的宣传攻势。就效果论，香港的非左派报章逐渐呈现鲜明的反暴动立场，这一是回应港府的因势利导，二是出于抨击左派超越社会容忍底线的残暴行为。其中《明报》更早于五月风暴的“风头火势”下，在5月14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左派暴力行为：“这次骚动的起因是若干劳资纠纷，本来都可经过各种正常途径取得合理解决。但事情发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范围，令香港市民受到极大损失。从现场摄得的照片与电视片段可以看到，目前参与骚动的群众，极大多数已不是发生工潮的工厂工人，而是外来的毫不相干的人群。这些人烧巴士、捣毁徙置事务处，种种行动与原来的工潮早已相距十万八千里。”7月13日，《明报》再发表社论，批评左派暴行使香港沦为“恐怖世界”，并促请香港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对策，恢复治安与和平”。
不论是为势所导还是激于义愤，多份非左派报章在暴动早期已陆续加入反暴动的阵营，支持港府维持法治。据统计，5月13日至5月18日期间，在《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报章皆曾刊登支持香港政府镇压左派的声明。各大非左派报章成为政府“盟友”，更有效地联合社会其他的重要持份者，成为反暴力声音的重要发表言论渠道。例如，《华侨日报》于5月31日刊登了新界乡议局支持香港政府镇压左派骚乱的声明。
左派不得民心、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不但成为政府在这场宣传战中最大助力，更直接加强各非左派传媒间的合作。8月24日，电子传媒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被左派暴徒放火烧死，商台翌日即在《明报》发表声明，指将“在多方面协助香港政府敉平骚乱”。
塑造初代港人意识
局势发展也有利港府论述促成主流及不受左派媒体强烈挑战。随着极左势力在中共内部逐渐失势，在港左派得到来自大陆的支援也锐减；而在舆论上中共也不便再煽风点火。后来至文革结束前夕，指示香港新华社及香港工委发动暴乱的林彪已遭空难而死，江青也已下狱。如此一来，中共既不便追究谁在香港发动文革，也不便在舆论战上与港方针锋相对。六七暴动时在港关键领袖祁烽更透露，1980年代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更就六七暴动达成“不翻历史旧帐”的共识。前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也曾表示：“中央觉得在过渡期重提这件事没意思，翻历史旧帐也不利和谐团结。”在中共不争、不吵下，港府也就顺利地主导了解释六七暴动的论述、话语权。
在论述不受挑战的环境下，港府更趁机在香港人意识形成的同时，殖入反共反左的意识形态。港府先是强调中共、左派的恶。经历港府连番宣传攻势，〈香港左派形象变迁〉断言：“此后，一提到‘左’，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骚乱、炸弹及林彬之死。”诚然，社会在六七暴动后普遍对左派暴行反感，传统左派几乎已无立锥之地。其次，则为强调港府的善。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初开始改变统治策略，着意收买人心，提出“香港是我家”的观念，例如举办“香港节”，为香港人建立归属感，使其渐渐视香港为家。在香港政府的官方论述中，多集中叙述其善后政策，强调殖民政府在暴动后的积极回应，包括改革劳工法例、加快建立福利制度、开通民意渠道、大搞文娱节目等等，并论述香港政府如何将香港由“乱”带入“治”的1970年代，冀以福利赢取民心。
善、恶兼立下，逐步树立港府与港人作为我者，中共与左派作为他者的对立关系。正如大陆学者强世功所言：“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直至现在，香港人心中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恐惧，仍然不能磨灭。这也构成了我们要理解香港现时社会问题时，必然不可以绕过六七暴动的根本原因。
渲染左派挑动情绪 港府似有卸责之嫌
暴动后的宣传工作，目的则在于在社会中塑造恐共、反左情绪。暴动在1967年底渐趋平伏后，香港政府在1968年出版大量的官方刊物，例如Hong Kong：Report for the Year 1967、Events in Hong Kong，1967：An Official Report等等，着力深化大众对左派的恐惧感，令社会对其产生更为厌恶的情绪，目的在于孤立及打击左派。这轮事后宣传攻势，可以说是始自1967年的政府年报。港府在年报中，极力渲染左派在暴动中为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形象。例如指出在“花园道事件”中，左派示威者即使没有被警察打中，也争相倒地，并掏出绷带包扎，而受伤的左派人士，则将鲜血涂抹到其他示威者身上，增加场面的血腥程度，借此说明左派报章有关警队使用过分武力拘捕左派的报道有所夸张和失实。另外，在叙述8月到12月的连串真假炸弹浪潮时，年报指当左派放置的炸弹造成无辜途人伤亡，左派报章会称之为“不幸的意外”，借以突显左派推卸责任的形象，更指出左派为展示实力，曾多次指派在左派学校就读的年幼学童携带及放置炸弹，甚至造成两名学童被炸死，以显示左派暴力行为威胁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年报强调，六七暴动对香港的日常运作并无影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普及运动，也不为任何一个群体支持”，更指出“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对政府及其维持社会秩序的行动给予支持”。
出于这种考虑，港府对六七暴动的官方论述，也确实存在一定扭曲成分，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官方论述中几乎只字不提十分严峻的社会民生困境。港府在暴动后的总结论述，坚持香港在英国的管治下一直维持和平安定，而六七暴动的爆发，非因英国管治不善而引起的风波。因此，在普遍的殖民者论述中，六七暴动被定性为文革极左思潮渗透香港，以致在港左派把劳工纠纷政治化，以恐怖手段反英的暴力行动。
1967年香港年报更是这类论述的代表。其首页指出“1967年5月，香港的左派组织希望透过挑起民众罢工、游行、暴动和使用暴力，发表其对英殖政府的意见……而左派发动暴动的根源则来自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其后也花费不少篇幅描写在港左派如何挑起事端，例如散播反政府的政治宣传、错误及恶意的谣言等，所以才被镇压，可见香港政府着意合理化其武力镇压。蔡荣芳在《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中说到，这是殖民者常有的论述，以精英的立场来写历史，试图合理化外来统治，强调自身对殖民地的贡献。
但正如《香港01》〈社会躁动与文革共酿六七灾难〉一文所指出，香港草根阶层在战后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在论述战后暴动、骚乱时，不宜忽略民心不稳、百姓困苦的内因。1960年代，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香港隐伏着劳苦大众的艰难困苦，连串的劳资纠纷、银行挤提，以至1966年的天星小轮骚动事件，正是社会躁动与不安的警号。在《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香港政府将1966年骚动爆发原因归纳成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青年特殊问题四类，但报告指出这四项亦非促成暴动的直接原因，而报告亦含蓄指出当时香港在教育、医疗、住屋等层面的确有令香港市民不满的隐忧，强调香港政府必须严加注意这些问题，否则可能成为下一次动乱的根源，足见当时香港政府也承认1966年骚乱乃因自身管治不足的后果。但官方对六七暴动的论述，则明显淡化引发暴动内因的重要性。研究六七暴动的学者叶健民直言，若只将六七暴动的起源定为“革命输入”，不但忽视英国殖民管治者的责任，也埋没了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