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周年．民主｜两代民主党人的忧思：港式民主普选何去何从

第六届特区政府正式就职，普选成为一个未知议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月前接见上京接受委任状的新一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时，提到新选举制度是符合“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实际和发展需要的政治和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事后不少解读均指这意味短时间内不会重启政改，亦不会调低特首参选门槛。回首回归二十五年，原本“循序渐进”的民主步伐，为何如今好像停滞不前？对此，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和元老李华明各有不同见解，对民主的实践也有着不一样的想像。

港英急速民主化埋下伏线

民主党元老李华明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及他在港英时期所属的温和论政团体“汇点”：“那时候（我们）支持回归，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支持中国政府。”

其时的汇点，以“民主回归”为纲领，具备爱国爱港情怀，肯定香港回归祖国，并视之为民主发展的契机。不过，除了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之外，社会也有不少人是抱持着“民主抗共”、“民主拒共”的心态去面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事实，当中有受殖民期间的国民教育不足所影响，也少不了对西方民主的向往和憧憬。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过后，港英政府突然急速推动香港民主化进程，对“回归”抱持不同态度的参政人士，自然也对“民主进程”有着不同期许。例如前立法局修订《1994年立法局（选举规定）（修订）条例草案》期间，“香港民主同盟”主席李柱铭在二读辩论表态支持“末代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时，表明部份民主派支持者口中的“民主”和“高度自治”意谓“所有内政不受北京政府控制”；而时任独立民主派议员刘慧卿所提出的立法局全面实施直选修正案（“95直选方案”），更被视为回归前实现议会普选的契机，惟修正案最终因为包括李华明在内的汇点四名议员弃权，而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事隔二十八年，李华明回首当时的决定，一方面指摘英国政府在退出香港前通过急速民主化等政治操作与中国斗争，另一方面重申修正案罔顾现实：“我们明白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中国）是我们的‘母亲’。你怎可以无中国政府的同意、支持，在回归前做任何事。我们不是在1997年独立，而是将香港的管治权交还中国，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事实上，“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民主进程本就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区政府的推动、以及不同党派的参与。尤其是能够动员过半数选民的泛民主派，更加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回归二十五年来，泛民主派与中央的关系，却是由协商走向破裂。

中央泛民积极协商促成政改

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告诉《香港01》记者，民主党一直明白若要推进香港民主，泛民与中央的关系不能走向破裂，“这是底线（bottom line），而我们从来都不想这样做。”

罗健熙忆述2010年政改之前，尽管中央政府、泛民主派与建制派，就落实普选的时间表和方法上存在分歧，亦在应否全面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等细节上存在落差，但当中仍有可以商讨的空间，“比如五年、十年的普选时间表”，但后来这些空间愈收愈窄。

为什么“空间愈收愈窄”？泛民主派多数认为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的取态，但也有一些政治学者，例如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小骏曾在2015年出版的《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中指出，香港自治空间的大小，直接取决于直接取决于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政治信任程度，两者互成正比，所以香港更加应该积极行动，捉紧机会。

问题是，何谓“积极行动”？在泛民看来，孜孜不倦地高呼普选口号，也许就是一种积极；但可能在中央眼中，务实政改、理性协商、适时妥协，才算是一种积极。

2010年4月，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将800人的选举委员会人数增至1,200人；立法会议席则增加10席总计70席，分别是5席地区直选和5席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后者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该方案可说是2005年政改方案的改良版，被泛民批评“缺乏诚意”，原本通过机会不高，因为法案必须获得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即40席）支持，但当时整个建制派只有36票。在这样的重要关头，对普选念兹在兹、手握8票的民主党成了最有可能促成政改的“关键少数”。

于是，同年5月，民主党三位核心成员何俊仁、刘慧卿、张文光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就政改会面并提出改良方案，将5席功能组别新增的议席改为由不属于现存功能组别的选民投票产生；后来经过一番拉锯，在中央政府的首肯之下，特区政府接纳民主党的建议，设立5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在立法会投票前夕，民主党循例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尽管创党主席李柱铭强烈反对，但大多数党员仍然同意支持政改。2010年6月25日，立法会以近八成赞成票通过方案，成为回归后唯一一次成功的政改。

期望保持沟通可惜事与愿违

这次“成功争取”，就是一种“积极行动”，离不开民主党与中央的协商和妥协。

罗健熙认同成功需要双方良性互动：“我们说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投票权，当时超级区议会开放投票权，但另外两部份并未做到；但同一时间，当时的让步并不是（民主党）单方面，而是双方（中央、民主党）协商而来的结果。”他形容当时中央与民主党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即不是势不两立、没有交流空间的状态；而尽管民主党事后遭受激进势力非议，但该党仍然期望能与中央维持恒常讨论以继续扩大直选成分，“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以透过选举的形式，由香港市民选择，再作出决定。”

然而，在2010年通过政改方案后，传统泛民与中央的关系，却未有更进一步。

已经退党的民主党创党副主席、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早前接受《香港01》专访时，将双方关系和民主运动受阻归因于两点：一是民主党经2010年后再无能力“妥协”，失去民主运动的主导权，只能被激进力量牵着走；二是传统泛民错估形势，任由激进派在2014年发动占领行动，默认以占领等“摊牌式”的政治威逼手段迫使北京让步，但这无疑犯了“大忌中的大忌”。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17年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当中规定提名委员会人数须按照现时选举委员会四大界别同等比例，并且维持1,200人组成；不实行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特首候选人需取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人选不超过二至三人。该决定与主要传统泛民和关注团体与就2017特首选举提出的 “三轨制”方案相距甚远，他们原本希望参选人可以透过三种方法取得提名参选，包括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提名委员会任何一种，并经由提名委员会确认，不设候选人上限；而“8.31决定”可谓直接打碎他们的低门槛普选梦，一些人转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

同年9月22及26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学民思潮（双学）先后就此发动罢课行动；后者结束后，双学突然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回旋处声称“重夺‘公民广场’”，及后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学生领袖被捕，引发大批市民到场声援。到9月28日凌晨，时任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宣布提早“占领中环”，至当日下午，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以驱散群众，却激发更多市民到场声援，展开79天的抗争，希望可以借此驱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8.31决定”、接纳“公民提名”。 不过，中央并没有退让，由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代表政府与学联的对话也无果，占领行动于12月在警方清场下告终。

激进势力促使泛民陷入两难

抗争运动结束，但抗争因子却因而萌发。“伞兵”、“自决派”、“本土派”等新势力相继崛起，不断抨击传统泛民的民主步伐太过缓慢，从而提倡激进抗争方式。当中以梁天琦和黄台仰为代表的“本土民主前线”、以黄之锋及罗冠聪等学民思潮和学联核心成员组成的“香港众志”，最受瞩目；其中本民前主张“香港独立”和“勇武抗争”。

新势力迅速获得渴望求变的年轻人的支持，传统泛民陷入进退两难局面。但罗健熙强调，民主党始终坚守务实、温和的政治路线，没有在本土思潮的冲击下退让。他提到民主党于2017年举行回归二十年周年研讨会时，发布题为《站在历史巨人肩上——民主党对香港与中国关系的回顾及展望》文章，“我们相信，‘一国两制’对香港最好，仍然相信在主权框架下，给香港人最大自主空间。”李华明亦指，要在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自然要在《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进行，而非“革命”、“独立”。

可是，倘若民主党始终认清“一国两制”宪制伦理，为何会和中央愈走愈远？

罗健熙不得而知，只能引述政圈有说法指是建制派不满中央与民主党协商云云，“只可以说，在2010年后得我们（中央与民主党）再没有联络，但当然，如果你（中央）不联络我们，我们都不会有事无事地主动联络。”

但在李华明看来，问题源于愈渐激进的示威和占领方式，“以为外国制裁、本土暴力行为，拉布、冲击，就可以瘫痪政府，这是很致命的错误。”例如2019年反修例风波爆发，非建制派在同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八成议席，整个派别欢天喜地，但李华明认为这正是民主大倒退的关键，“传统泛民被激进力量劫持，中央意识到泛民已经走入末路，被外国政府势力利用，因而彻底对民主派‘死心’，才有‘完善选举制度’。”

反修例风波是民主“黑洞”？

2019年反修例风波之后，中央深刻认识到香港政治发展出了问题，先后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全面提升国安系数。以往泛民不断争取的低提名门槛的“双普选”，换来更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由选举委员会决定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参选人的资格。立法会普选议席也由40席大幅削减至20席，当中取消了“超级区议会”的5席，另外新增40席被指具备“国家意志”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界别。

有意参选立法会人士，需要通过资格审查制度、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并需要获得所在选区不少于100名、不多于200名选民提名，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委员的提名，即最少10张选委会提名票，才能获得候选资格。以去年底举行的换届选举为例，只有极少数非建制人士成功达到入闸门槛；与此同时，不少传统泛民选择“杯葛”选举，甚至质疑争取选举委员会提名是“跪低”。最后，民主党未有派人参选，而90个议席当中，只有社会福利界的新思维狄志远自称为“民主派”。

李华明形容，反修例风波是香港民主进程的‘黑洞’，‘掉进去，很久也出不来。”

很多人都担心，香港民主之路从此中断，但中央坚称没有也不会违背普选承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底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当中整理了从港英时代到特区选举改制的香港民主路程，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之后，政改就有重启条件。

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月前接见上京接受委任状的新一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时提到“必须长期坚持”新选制一说，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也解读指，重启政改的先决条件是确保“爱国者治港”得到全面准确落实，他又预计起码需要十年、经历两至三轮选举后，当局才能评估新制度是否得到巩固。

转型“忠诚反对派”重返政治舞台？

对于泛民能否继续站上政治舞台，田飞龙建议他们转型为“忠诚反对派”。对此，罗健熙坦言，民主党党纲第一条经已列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我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国”，他们亦从来没有提出脱离主权框架，也是在此前提下向政府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施政，“这从来都没有改变，假如未来仍有空间，我们依然会这样做。”

惟被问及会否向选委争取提名时，罗健熙说：“我不能够很具体地说，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选举制度可能让更多人参与，令市民更加信服。其实，所有政党或参与政治者，最重要是得到市民支持，然后成功当选。如果市民不再信任和认同你的决定，便不会投票支持你。”以去年底立法会选举为例，不少“民主派”人士参选，但市民并没有投票支持，“我们需要思考背后是什么原因，又能否说服市民支持我们？如果无用，也是败选，那还有意义吗？民主党需要对香港人负责，我们是立根于香港的政党。”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预料，未来政改将会以目前的选举制度为基础：“中央对政改的理念，是要有利‘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有利爱国者治港、有利国家安全、有利香港繁荣稳定，这些远比民主化重要。所以日后就算要改，方向都是更进一步强化爱国者治港，加大爱国阵营的社会代表性，有利行政主导和国家安全等等，是以现时的新选举制度为基础改进，而不是推翻这个制度，引入西方式的民主。”

李华明也有同样预期，相信未来即使实行“一人一票”的特首选举，必然会存在较高提名门槛，不可能是西方式的低参选门槛普选制度，“这是政治现实。”

民主党会接受有一定参选限制的“民主普选”吗？

罗健熙回应指，民主党所相信的“普选”模式，是希望在“一国两制”下为港人争取最大自主权，“这对香港人是最好的。市民对制度的信任、对制度的参与，并不仅是体现在投票权上，还有提名权和参选权。我们只能够将这套论述不断向中央政府反映。至于他们是否接受？会否降低选举制度或开放立法会选举制度？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

踏入“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承诺的中期阶段，香港将会迎接更多的未知、更多的挑战。若要走好未来的民主路径，不只考验中央与香港的信任，还有从政者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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