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周年．产业｜重构区域竞合关系　破除产业困局

“我1997年大学毕业，当时在美国。”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立法会选委界议员黄元山忆述回归以来的香港变化，“那时候，美国金融与香港金融的体量完全不同，大很多。”二十五年来，香港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归功于香港市民的努力，也少不了国家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大背景，使得支柱产业从“服务本地”壮大至“服务国家”。

然而，尽管经济继续繁荣，但发展并不平衡。随着金融业、专业服务业等支柱行业的独大，加上香港未有重新建构区域竞合关系，香港也出现了产业单一化、就业低端化、生活成本高企、贫富悬殊严重及上流渠道收窄等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削弱香港长期竞争力，赶走一批又一批原应在这小岛安身立命的人才。来到“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场时期，候任特首李家超团队应该如何为香港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回归25周年”深度报道系列

从服务香港到服务国家

“经济发展是有逻辑、有历史因素的。”黄元山指出，金融业，专业服务业，贸易物流业，都与1960、1970年代本地制造业兴盛息息相关，“我们不是‘特登’去发展金融业，而是当时香港工业的进出口生意有很多融资需求，同样也有贸易、物流的需求。”

到1990年代制造业北移，那三大支柱行业仍然继续为移师内地的港资工厂提供产品生产环节以外的服务——黄元山称其为“离岸制造业”（offshore manufacture）。

香港工业总会研究报告《香港制造：香港工业启新章》则把这类为工厂提供服务的行业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与之相对的是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即“生活性服务业”。报告指出，从1980至2019年间，制造业所占的GDP从10.4%锐减至1.03%，而服务业则从78%增加至93%；若将服务业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同期一直有上升趋势，在2019年占实质GDP42.2%。除此之外，报告调查了231家港资企业，发现受访企业中，在港分公司的功能以市场推广、财务会计、行政管理等服务业为主；而在内地的分公司功能则以生产制造、工程技术、技术支援等工业为主（下图）。

报告形容：“由于本地生产活动并不多，我们可合理推断，在内地的港资制造企业对香港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了强大需求，而且一直以来均是香港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部份。”

除了“离岸制造”，还有“离岸贸易”。国家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生产成本低廉，国家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加工集散地，被称为“世界工厂”，加上珠三角地区轻工业发达，都为香港的转口贸易提供巨大商机，也造就“港口一哥”的神话。

然而，在商机处处之际，香港并没有引入科技加强基建，变相削弱自身竞争力；于是，随着内地放宽“沿海运输权”，沿海城市纷纷搭建现代化的大型码头，基建落后及价格昂贵的香港码头竞争力不再，港口吞吐量跌至世界第九（下图），不敌上海、宁波舟山、深圳、广州等内地主要港口。

目前，香港航运物流的竞争力体现在高端航运服务业，例如海事保险、航运金融、海事法律和仲裁等。“一箱内地生产的商品，从上海运到加州，甚至物流都不需要香港。但企业在香港、融资在香港、所有单据都在香港。”黄元山如是解释“离岸贸易”的概念。离岸贸易的壮大，体现出香港的免税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但也进一步固化了香港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香港过去二十五年的发展，从“服务本地”转向了“服务内地”，当中最明显、香港自身获益最大的便是“离岸金融”。黄元山指出，1990年代的金融业、银行界都在服务香港本地的经济活动，“透过这些活动，我们建立了一个basic（基础）的金融服务体系”，“起了巢”。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拥抱“市场经济”，大批国有企业改革，“内地的中国人寿、中国石油等企业，需要找地方集资，香港这个细巢就突然变大了。”黄元山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忽略服务本地企业的需求，而是去服务整个内地实体经济的国际融资需求，蛋糕就大了很多。”

金融业的崛起，带动专业服务如会计、法律等行业的崛起，也让香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我毕业的时候，一个从香港本地大学毕业的学生要入摩根大通这种级别的投行是很难的。当时，我身边没有本地学生是可以入到去这种公司，起码都要在美国大学毕业才能进去。”黄元山对比，“今非昔比，香港有很多国际投行的分公司，本地大学毕业生也有机会入大行、竞逐高人工的位置，更不用提由此衍生出的合规、运营等岗位。”

区隔思维箝制新经济

“从没有这样的故事，到有这样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讲，机会是大了的。那当然是香港的进步了。”黄元山紧接着说，“但如果是好聪明，却没有兴趣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怎么办呢？”

“我们从1970、1980年代的Made in Hong Kong（在香港制造），走向1990年代之后的Made by Hong Kong（由香港制造）。按道理说，应该要把产业的高增值部份留在香港，但我们没有做到。”黄元山解释，“Made by Hong Kong”指香港企业将供应链及产业链分散到不同地方，具体生产基地甚至贸易并不一定在香港境内进行，但香港能发挥协调统筹作用。例如工业北移后，香港理应从OEM代工模式转为上游科技研发，借此打造类似美国矽谷的研发中心、品牌中心、设计中心，但香港显然错失升级转型机会。

“矽港”计划便是香港错失升级转型的例证。香港曾经积累大批电子工程人才和研发资源，据美国国会代表团考察报告记载，摩托罗拉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年成立，是企业在亚太区半导体部门中心。往后三十年，摩托罗拉在港搭建实验室、设计、测试中心等芯片产业上下游设施。1990年，“矽港中心”建成，为21世纪初时亚洲第二大的半导体测试装配工厂，每周能测试520万芯片。

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前任校长田长霖担任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来港规划香港的科技产业发展。田长霖则邀请汉鼎亚太创始人徐大麟来港交流，并谋划在港建设芯片厂。

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间芯片厂的“矽港”计划，希望和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合作，把台湾科学园区的发展经验移植至香港。然而，“矽港”计划在推动过程中却遭到了“三司”中两位司长带头反对。一年后，徐大麟公开表示放弃在港推行“矽港”，将搬往上海执行。他解释指上海愿意以近乎免租的条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税，其后五年税款减半，但香港政府不愿退让。

“矽港”在上海落地后更名为“中芯国际”，四年后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伦敦交易所上市。中芯国际现在已成长为中国唯一能量产14纳米的芯片制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芯片制造商之一，市值达2,075亿港元。更重要的是，中芯国际为上海带来了半导体产业群，由此带动了本地制造业岗位迈向高增值。

如今，上海本地有超过200家知名半导体企业，2021年半导体销售收入约2,500亿元，从业人员20万多。2018年，国际知名新能源车品牌Tesla选择在上海落地“超级工厂”，看中的便是这个城市有世界上吞吐量最大、最为现代化的港口的同时，还具备半导体、钢铁等造车上游产业。

时至今日再对“矽港”盖棺定论，“土地”和“税务”是否真的是不能退让的问题？尤其是“土地”方面，“矽港”当年要求200至250公顷的土地，后又退让为可租用30公顷土地，但司长仍然不改强硬态度。难道是香港真的缺这30公顷土地吗？回归后，深圳河拉直而落入香港辖区的落马洲河套区，面积已有87公顷；去年底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中所规划土地达300平方公里，可见新界北仍有约3万公顷土地可供发展。

可以说，徐大麟所提出的土地要求，对于整个香港北部而言都不过是“杯水车薪”。然而，合作失败所折射出特区政府严重的区隔思维，对发展河套区及新界北地区的消极态度，对新兴科技产业的保守作风，无一不发人深省。

竞争优势削减人才为何而留？

回头看，“矽港”并非个案，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个有资源积累，却因政府轻视而无奈走向式微的本地产业。“擦肩而过”四个字，回到经济数字上，不过是制造业和服务业GDP占比的轻微变化。而落到每个港人上，却是无法顺应世界的新经济潮流，难以“人尽其才”的残酷现实。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邓希炜在《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指出，本地大学生为求稳定高薪选择修读医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驱动经济增长的科学或工程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市场并无给科学、工程学毕业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

何谓没有“学以致用的机会”？现时，八大公立院校依然保留大量工程学系（下图），2019/20年修读工程科和科技科的毕业人数为4,058人（18.2%），但毕业后能成为全职工程师的仅有1,138人，在全职就业的毕业生中占比8.34%。相较之下，就读商科和管理科的4,780位学生（21.4%），毕业后能全职进入商务专业行业的有3,133人。而教育科的毕业生虽仅得1,134人（5.1%），但毕业投身教学专业的则有1,743人，反映教育行业的受欢迎程度。

简而言之，工程及科技科的毕业生中每三人中仅有一人会成为工程师，而商科毕业生有七成机会进入相关专业行业，教学专业的需求则远大于供给。黄元山批评，本地创科仍未形成生态系统，因而入读工程科，循应用教育路径培养的青年人才难以出头。

“好多人都说家长教育，在创科、职业教育上宣传得好些。”黄元山话锋一转，“如果行业有机会而人家不知道，你告诉他，那这是‘宣传’。但没机会就走去‘宣传’，那些不叫宣传啦！”

“回头来讲，教育多元化是要出路多元化，出路多元化还是要产业多元化。”黄元山指出，曾与香港“叮当码头”的新加坡，过去的发展则均衡得多。

据新加坡统计局（下图），新加坡除了有GDP占比七成的服务业，还有占比两成以上的制造业。而制造业中，经济贡献最高的三个行业便是电子产品、化学制品及生物医药产品，去年分别贡献了498亿、140亿及104亿新加坡元，提供了7.4万、1.8万及约9,000个工作职位。三十年前，这三个行业的产值合计1,808亿新加坡元，如今已翻了41倍。就业人数方面，三个行业1980年的从业者合共为8.3万，如今为10.2万人。可以说，新加坡在转型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高增值知识型经济时，并没有像香港一样放弃了自身的人才、知识和技术积累，而是顺着新经济的潮流，迈向了真正的“多元产业”。

重构区域竞合关系食“四方饭”

“新加坡的忧患意识是很高的，政府希望社会稳定、多元、和谐协调。”黄元山说，“他们知道只食‘金融’是‘食唔饱’，所以会发展其他。历史就是这么演进，回头看他们整个发展是更加均匀和有战略性的。”

造成本土新经济人才奇缺的，不只是产业结构固化的问题，还有香港冠绝全球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人力资源顾问机构ECA International最新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外派雇员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ECA International亚洲区域总监关礼廉表示，香港生活费用高企，但生活质素并没有比其他城市好。他又称，本港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外派雇员选择返回原居地或流去新加坡或杜拜等。

外派雇员都是行业精英，起码“有得拣”，但基层出身却“无得拣”，只能“困”在香港，眼见着上流的渠道愈来愈窄，承受着停滞的薪酬和日益下降的生活质素。邓希炜在《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一文中指出，过去二十年，香港的人均GDP增幅达89%，但同期的家庭入息中位数增幅仅得63%，而食品价格涨幅超过80%，住房开支激增加306%。由此可见，尽管香港这二十年来整体经济蓬勃发展，但每个香港家庭到手、可支配的钱却愈来愈少，在食和住上都备受压力。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曾在楚辞《离骚》中发出喟叹，劝诫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旧制。在黄元山的眼中，由候任特首李家超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亦应加速改革，寻求改变不平衡经济结构的破局点。

黄元山指出，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为香港划下了八大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香港必须循着八大中心的目标，制定“顶层设计”。他强调：“这八大中心不是凭空而来。就好像创新科技和文化艺术，完全是香港曾经有基础、有优势，却一直忽视发展的范畴。”

黄元山认为创新科技的破局点在“河套区”：“河套区是“十四五”规划写明的，粤港澳合作平台之一，另外还有前海、横琴和南沙。”他续指，河套将是深港“深度合作”的试点地区，要在河套实现“一国两制”的突破，以及深港的“双赢”。他分析，对深圳而言，可以借助与香港的合作解决企业国际化的问题，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认证及海外营销；而对香港而言，则能借助深圳成熟的产业链，解决科研成果商品化难的问题，“同时，两地共同去国际上招商引资，吸纳人才时便极具竞争力。企业落地不但能享受香港的制度及科研优势，又能坐享进入深圳、大湾区乃至中国的市场的机会。”

不过，黄元山强调，两地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应该深度合作，不应该以“前研后厂”简单分工，因为这无助于两地解决自身问题，也不能展示出河套区的制度优势。他先以基础研究举例，“香港在研究有优势，但不能忽视内地有大量科研资金投入，河套区的实验室，应该是能同时拿到陆港两地的资金。”下一个环节是原型生产，“河套也可以做小批量生产，将科研成果‘从一到十’，然后拿去内地市场作测试、调整。”但是，他也提醒，特区政府应该加速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及深港合作，“时间好紧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紧密的合作，十年后又是另一个光景，人家未必会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黄元山以“食四方饭”来比喻香港的经济模式。“香港金融是国际化的，赚全世界的钱，所以金融业收入高。同理，我们的创科、品牌、设计也不能只看着本地市场，而是要以国际为目标，是globally competitive（具全球竞争力）的，这样才能提供高收入的岗位。”黄元山认为，“十四五”所提出要强化“八大中心”的功能，其实是强化香港“食四方饭”的能力。

“香港有很多机会，大湾区内的粤港澳合作平台、内地市场及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这碗‘饭’会愈来愈大。”黄元山如是形容香港的未来，“我期望，香港能够食到。”

请按此试阅香港01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