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十人引介

十九世纪末西方武力来到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历史书纪录了这一切改变。器物上不断的更新，前所未有的西洋文化活生生呈现在眼前，国人被迫接受这一切。从前师长传授的知识无法应对所看到的世界，国人需要开始思考这一切，而新思维就在这样环境下诞生。自康有为推动维新运动失败后，以服务帝王为主的儒家思想就不再是主流。西方的大炮和思维用来改善生活前却先被用来屠戮自己同胞，让民初知识份子一方面检讨自己文化的弊病，另一方面也检讨西方思想的正确与否，形成了中西的比较。儒家给予人积极向上的动力还有传统优良品德，都让儒家没有随著王朝覆灭中消失，反而注入了更多新元素，形成我们所看到这一百年来的儒家思想变迁。

在百年之间几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复杂程度更超越前几千年。战争使中国人们四处迁移，没有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学派。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有机会在各地开显出不同学派样貌，甚至留学海外，在海外传播儒家思想。故本次新儒家思想系列不强加分类学派，而是以时间线为轴，从诸位先生最活耀的时期为代表各自表述，继而分别点出各时间点中思想与历史事件交织而成的儒家精神光辉。

民初时期——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柳诒征、马一浮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把清朝旧名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进行改革，以培养人格为首要目的，废除年级制改选为自由选科制，汰除不适任的旧师并聘请新批知识份子，使得北大风气蔚然一变，成为中国中西学术思想重镇，也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与传承儒家精神的摇篮。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学者中，胡适是当时的大学者；他写下中国第一本哲学史，以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来解析中国思想，是当时前所未有的新方法。梁漱溟则被聘请讲印度文化，梁先生既是佛家也是儒家，对于文化复兴方面用力下苦功；他认为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上述几位先生是以自身思维理解儒家精神辅以学习西方知识，建构中西融合思想。之外，另有两位先生以儒家经典主轴，另辟蹊径，试图以儒家经典融会西方思想。马一浮先生曾任教北大，后在四川创立复性书院，最后回到浙江担任文史馆长，其认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儒学的精神就在于德和理这二字。马先生一生读书恳切学问，创立六艺新说，以古代六艺融入西方思想各方面，构成中西思想融会。柳诒征先生任教南京大学，认为儒家经典皆为不可忽略的历史，它们不仅承载前人之经验，反映历史之得失，更是当世或未来的先导。

诸位先生虽然在文史哲三方面各有侧重，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要发挥儒家精神以解决人生问题，纵使人生际遇不同所遇事件相异，人之根本需求与渴望，却是不曾改变的。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方东美

因为1937年的八年抗战开始，于1938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以及在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统一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下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大后方培养学术人才，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的美称。因为前方正在打仗，所以在西南联大提倡民族士气作为教育工作之一。当时冯友兰任职西南联大文科学长，讲授中国哲学史。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用处，本不在于求知识，而在于求智慧；而研究哲学是“进学在致知”，获得真理则是“涵养须用敬”。冯先生用宋明理学的“理”，重新诠释了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新理学成为冯友兰先生新创之学问。

方东美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应电台之请向全国青年广播，讲中国人生哲学以激励民心士气。方先生认为儒家主导了中国人的生活，典范人格为圣贤。方先生从易经“生生之谓易”转化为“生生之德”，把宇宙人生改成一个创造历程。时间即生命，生命即创造，开创了所谓的大易之说。方先生认为未来哲学复兴在于中国哲学的创造，透过哲学智慧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形成统一的科学思想系统、统一的宇宙构造理论以及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兼及道德、艺术、宗教等不同领域。

冯、方二位先生皆提取中国思想中一个概念进一步阐发，使之成为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一个转折点。两位与前一时期的先生们亦师亦友，有些思想痕迹可以看到传承关系，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洋哲学的概念越渐熟悉，其中西融合便不只是不同时期之转移，而是中国思想渐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出来。

两岸各自建国后——傅斯年、钱穆、徐复观

历史总是无法预料，中日战争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内战，再然后就分裂为两个不同政体。来台后蒋中正接受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其昀先生建议，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遂于台湾草山上创立中国文化大学，早先创文史哲三系，是为现代儒学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中国思想在台湾落地生根，形成了不同的新诠释。现今有一个新名词为“港台新儒家”，专指1949年后香港台湾两地儒学的发展，包括鼎鼎有名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与其弟子。而在这些先生之外也有另一批来台的学者，虽专精不在哲学，但是对于儒家精神，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港台新儒家为显学，许多书刊论文都有详论，他们承自宋明理学，有一套新的阐发，在此不详论述，以下想介绍在这个脉络之外的其他学者。

钱穆，著名史学家。他与胡适先生对于新文化的见解不同，钱穆先生反对新文化，在北大时期常与胡适先生争论。钱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为中国思想当属共同性和一贯性，比如他认为儒墨思想虽然有所差异，但实际在差异中又有共融，此见中国思想特别富有和合性。故治中国哲学必当就中国思想之发展与演变中来说，如果以治西方哲学之态度与规则来治中国思想，则实有失却真相处。

傅斯年，胡适学生，傅先生在官场上有所成就，早年便与毛泽东不合，反对共产党与苏联，是蒋中正面前的红人。傅先生著作《性命古训辩证》，其书以性、命二字为主考究在中国思想中的演变，并由二字延伸到中国的宇宙与人生境界，最后得出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的结论。

徐复观，熊十力弟子，早年听从其师之言从政而不走学术，来台后军中退伍，致力于学术研究。其思想特色与对儒家看法可由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窥见：“西方思想家，常把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著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而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 …吾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上述除了钱穆先生外另外两位先生都由中国哲学中一些关键字入手，如性、命、仁和礼等等。他们各自进行考证与创立新诠释，新诠释往往建基在宋明理学，这让百年来的儒学有越来越倾向宋明理学为主轴的阐发。宋明理学的时代背景恰好与百年来中国环境有相似之处，故对此倾向情有可原。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学者密切的交流，儒学仍在变化，而儒家精神却是自古不变的，百年来几位先生的努力发声，使得儒家思想注入新活力，确保了儒家精神的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