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哲学史的哲学教育
看完王伟雄教授关于 Gettier problem的文章《试论分析哲学的正路与歧途——以盖提尔的论文为例》后，勾起了我当年读哲学的一些惨痛回忆。
记得当年港大一年级的时候，上哲学概论，谈到知识论，教授（好像是一个叫Christopher New的英国人）用了几堂时间分析Gettier problem。我当时只觉得很啰嗦，但不敢说它琐碎无聊，还以为是什么大问题，只是自己未搞懂而已。多年后自己恶补哲学史，才发现Gettier对知识的定义，原来是来自柏拉图，但柏拉图讲得比他有趣得多。而所谓的知识论，除了到底Smith知不知道Jones得到那份工作之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概念和问题，课堂完全没有提过：perception, memory, common sense, sensibility, representation, reason, intuition, innate ideas, a priori knowledge, induction, causality等等，还有大哲学家如Aquinas, Locke, Hume, Kant等，都曾提出过一些更有趣、更深刻的问题和分析。我那时回头再看，心里不禁妈妈声，咒骂New那几堂课浪费时间。
到我自己在大学教哲学概论的课，碰到知识论此题目，以为要迁就学生的程度，于是不假思索，跟风用大学时代读过的这篇Gettier problem来教，怎知道学生的反应是：“那是因为结论内容太阔，造成巧合，不明白这例子有什么重要性？”“这个Gettier一定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个巧合来”，另一个干脆说：“好无聊啫！”令我无瘾之极。第二年再教这课，我决定丢弃Gettier，回归正朔，从柏拉图，Locke，Hume，Kant讲起，同学却不觉得深奥难懂，反而更明白知识论问题的重要性，深入浅出，兴致勃勃地参与讨论，教学效果好多了。
分析哲学不是不好，但在分析哲学偏见影响下的大学哲学哲学教育，往往造成一种风气或偏见，以为分析哲学的几个problem，就是哲学问题的全部。分析哲学认为历史上很多所谓哲学问题，都是语言不清楚造成的，这说法本身并无不当，但它一旦渗透进大学哲学教育，就慢慢变质，让学生以为哲学史从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开始，之前没有哲学，或都是错误的形而上学（我读港大的时候，哲学系就居然没有西洋哲学史这门课）。虽然那些教分析哲学的教授，自己或许都很熟悉西方哲学史、懂几种语言，但在这种偏见影响底下设计出来的课程，却往往不鼓励认识哲学史、不鼓励学外语（尤其在哲学里十分重要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不鼓励读原典(比如讲什么是correspondence theory，不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原文)。
这种教法有一个深刻的弊病，就是学生的思维只有一个方向，即problem solving，哲学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对问题的脉络和意义，却没有深刻的理解。我在港大上导修课时，导师就最喜欢问一个问题：“对于这说法，你有什么批评呢？”我当时咕嘀：“大佬，我连个理论都未搞清楚，点批评啊？”当然没有同学懂得批评，为免dead air，于是他只好自己批评，又自己解答。固然，problem solving不是不好，对于初学者来说，不需要理解一大堆专有名词，就可以动动脑筋，亦无不可。但这种problem，往往断章取意，脱离了哲学史原本的脉络，无法提供机会通盘地掌握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意义，以及学习一套哲学概念和语言去理解和思考问题，于是，所谓哲学思考，往往变成凭空臆造、自找问题、自问自答。哲学训练不只是要凭空思考，而是要掌握一套哲学语言和工具，甚至对自己使用的语言非常敏感和准确。但如果哲学只是这些problem，最后就变成IQ题，玩完就算，却未能发现问题背后的意义和深度，或即使发现了，也没有充足的哲学训练和概念语言来思考和处理。所以，与其花几堂时间分析Gettier’s problem，不如介绍一下什么是perception, memory, common sense, sensibility, representation, reason, intuition, innate ideas, a priori knowledge, induction, causality……学生得益会更多。
今天香港的大学甚至中学教育，弥漫著一种急功近利，只求实效，不著重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认识历史文化经典的风气。我在港大哲学系的经验只是一例，同样，我也在港大读了三年西洋历史，从来都是从近代史读起，古希腊、罗马、中古历史付诸阙如，一些西洋历史写作的经典典籍，如Herodotus、Thucycides，更是听都未听过。这种情况，在今日香港日益严重，最近还有学生跟我说，希望有机会可以多读一点哲学史，这都是事实。而且不止在哲学系，很多学系都有这种趋势。网友Wong Kwok Ho 在我的Facebook留言说：“将传统教育所重视的知识脉络，体系一类要素简化，以技术分析取代，这趋势不只在大学的哲学出现，其余如文学，心理，某些社会科学也出现了这现象，例如中学中文教育中，用西式的修辞，语句分析一类技术盖过内容背景文意的传授，这些都令学生能掌握到的学问深度大减，这可能是整体学术教育界的一种要反思的不健康倾向。”同样，中学中文减少读范文，中史不是必修，英文减少读文学作品，只操练阅读理解和写应用文，都是例子。
曾经有一位教统会成员（忘记了是谁，好像是王䓪鸣）在电台节目说：“立法会如何组成，有几个议员，这些information，上网都随便可以找到，不用在课堂教。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大意）这种似是而非的歪论，近年弥漫整个教育界，甚至主导了一些课程设计。中学通识科要求学生就一些非常复杂的议题，如宪法、政治制度、全球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等，发表批评意见，却没有提供这些问题的基础知识，对于一个还在打地基的中学生，实在强人所难。
所以，我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挑起什么门户之争，而是探讨我们今日面对的一些迫切问题：如何教哲学？希望青年学生有多点机会接触哲学史，拓阔眼界，不用再走我曾经走过的冤枉路。
（本文由作者整合Facebook两篇贴文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