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哲学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热烈争论“研读哲学史是否重要？”，这个“是否重要”的问题，当然是指对哲学研究者（以及被训练成为哲学研究者的学生）而言。普大哲学系当时并不规定哲学主修生必须修读一些哲学史的课，其中一位教授哈尔曼(Gilbert Harman)以为这个情况将会更改，这是他不赞同的，于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外贴上一张标语，上写：“向哲学史说不！”[注一]
三十多年后，另一位哲学教授纪泰(Raimond Gaita)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演讲，题目是“为何修读人文学科？”，讲辞有这么一段：
对于大部份人文学科来说，要了解这些学科，便不得不知道，它们的历史并非“只是历史”。人文学科的学者——当然包括哲学家——带著批判精神与过去的、远至古希腊的思想家周旋，从而得到滋养。[……]带著批判精神与过去周旋，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跟现在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认真地、毋自欺地尝试拒抗沦为不过是自己时代的孩童，这里“孩童”一词是取其贬义。[注二]
虽然纪泰在这里是泛论人文学科而不是专谈哲学，但他对哲学史的看法还是很明显的——哲学史并非“只是历史”。纪泰和哈尔曼是否对哲学史有互不相容的看法？
让我们先弄清楚哈尔曼的看法，因为“向哲学史说不”这句“口号”实在很容易令人误解。哈尔曼后来向另一位哲学家解释，说他并非敌视哲学史研究，更不反对学生研读哲学史，只是不赞成将哲学史定为必修课；他认为哲学史的知识对哲学研究很多时候都没有帮助，正如科学史的知识对科学研究没有帮助一样，因为当代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跟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即使表面上相似，其实因时代之异而不尽相同，根本没有历久不变的哲学问题。哈尔曼也谈到有些人将某些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奉为圭臬，他认为这是不智的（虽然他没有解释这点，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古不一定胜今，今亦未必胜古，我们应该就著作论著作，看内容而不是看时代，那样的评定才公允）。[注三]
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和哈尔曼的相当接近，以下我会提出一些论点和例子以支持或补充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认为纪泰说的也很有意思，可以理解为与哈尔曼的看法相容，也可以说是重要的补充。
哈尔曼的看法基于一个划分，就是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从事哲学研究的是哲学家(philosophers)，他们研究的是有待解决的哲学问题；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是哲学学者(scholars of philosophy)，他们研究的是哲学的史实、发展、和人物的生平及思想。这个划分大致上是成立的，至少事实上有很多哲学家完全不研究哲学史，也有不少研究哲学史的学者从不用心于解决哲学问题。然而，我们不应视这个划分为泾渭分明，因为绝大部份哲学学者都有坚实的哲学思考训练，有能力讨论和处理艰深的哲学问题，称呼他们为“哲学家”并无不妥。[注四] 此外，有些哲学家做的哲学史研究，揉合了自己的哲学和研究对象的思想，例如罗素的莱布尼兹研究和海德格的尼采研究，这样的著作不应该勉强归类为哲学史研究或哲学研究，而是两者的合体。
换句话说，哲学研究对哲学史研究有帮助，可是，哈尔曼认为反之则大多不然。假如说哲学史的知识对哲学研究完全没有帮助，那肯定是太极端的说法，很容易提出反例，例如研读某一历史上的大哲学家的著作，从中学习如何处理（某些）哲学问题，这已是哲学训练，对自己将来处理哲学问题，当然有帮助。还有，认识某些哲学问题的历史脉络，对了解和试图解决那些问题，也应该多少有点帮助。那么，哈尔曼认为哲学史的知识对哲学研究很多时候都没有帮助，这个看法岂不是明显错了？非也，但哈尔曼的看法需要进一步澄清，才会显得合理。
哈尔曼的意思应该是：哲学史的知识不会对哲学研究提供多少独特的帮助，即是说，这些帮助大多不必依靠研读哲学史而得到。试想像一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的学生，毕业后申请哲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打算研究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里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他在本科修了当代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知识论、形上学、和科学哲学等课，成绩优异，形式逻辑的训练也很强，但从没有修过哲学史的课，对哲学史的认识十分有限；哈尔曼会认为这位学生已有足够的哲学训练继续研究心灵哲学，即使他在本科有修一些哲学史的课，这对他的哲学研究也不会有额外的帮助。
假如这位学生打算研究的不是功能主义，而是一个在哲学史上已经有不少讨论的问题，例如心物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或知识论里的外在世界怀疑论(external world skepticism)，对该问题的历史脉络的知识便会对研究有点帮助。不过，这些哲学史的知识也许仍然不是必要的，只有些辅助作用，因为研究的问题已经和哲学史上的不完全相同，甚至有颇大的分别，例如科学新知识所带来的全新的考虑点——正如哈尔曼所说，没有历久不变的哲学问题。就算缺乏有关的哲学史知识，仍然可以集中研究一个哲学问题的当代版本，以加深我们对这个版本的了解，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研究，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哲学研究。
然而，“没有历久不变的哲学问题”这个后设哲学的(metaphilosophical)了解，要从历史的角度才能够得到。纪泰提醒我们哲学史并非“只是历史”，这是非常恰宜的提醒，除了点出研读哲学史同时是学习处理哲学问题（哈尔曼不会否认这一点），更让我们明白到哲学史视野的重要：哲学史视野的重要不在于帮助我们研究个别的哲学问题，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哲学研究必有时代限制；如果缺乏这个意识，便容易流于独断，不会考虑可能有其他截然不同、却是合理和有洞见的看法，最终成为纪泰说的“自己时代的孩童”。另一方面，哲学需要有哲学家愿意成为“自己时代的孩童”，专注于解决当代的哲学问题；这里“孩童”一词是取其褒义——这些孩童会长大成人，开枝散叶，产生下一代的哲学家，延续哲学的发展。
[注一] 见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网页：https://philosophy.princeton.edu/about/eighties-snapshot。
[注二] 纪泰演讲的部份讲辞，包括这一段，可见于以下网页：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study-humanities-24569。
[注三] 见 Tom Sorrell and G. A. J. Rogers, eds.,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3-44。
[注四] 哲学训练不够强的学者，就算只是写一位哲学家的传记，在解释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时，也会显得缚手缚脚；例如 Rüdiger Safranski 和 Julian Young 都写了尼采的"philosophical biography"，但在哲学内容方面， Young 的那本尼采传记比 Safranski 的丰富和深入得多了，反映出两位作者哲学功力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