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周年︱曹二宝：不是GDP　香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究竟在哪里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年。这既是一个逢五逢十的日子，又是25年前生效的香港基本法规定的“50年不变”的中期。尽管“50年”是一个哲学概念，并非是指数字意义上的50年，但回归25年还是具有某种节点意义。回归25年以来，一直有一些备受讨论的议题。在香港回归25年之际，重新反思这些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一件既必要又迫切的工作。对此，《香港01》采访到曾任香港中联办研究部部长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曹二宝。以下是第二篇。

第一篇：回归25周年︱曹二宝：主权治权不可分是特别重要的经验教训

香港01：回归25年以来，香港在整个中国的GDP占比持续下降，陆续被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反超，以至于有一些声音说，香港的重要性或者说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在下降。您因公常驻香港期间，也参加了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退居二线回到内地，继续推动两地合作，怎么看这个现象，香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在哪里？

曹二宝：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也是我从香港回到内地以来，每当两地合作调研或应邀作涉港讲座，不断有人问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七一”香港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首次用没有时间上限的“长期”这个用语，和2000年前荀子的名言“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来表达“一国两制”“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个坚定的国家意志以来，内地、香港和海外舆论场仍在引用香港的GDP及其国家占比等数据，来说明香港早已“今不如昔”，对中国不再有战略价值了。他们不理解习近平“七一讲话”为什么要宣布两个“长期”：“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实际上，习近平“七一讲话”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他提出的与两个“长期”同步的第三个“长期”：“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他对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除了三个传统优势（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下同）外，特别提到这三个优势：“营商环境”、“普通法制度”，“国际联系”。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两个“更小”，更“变不了”

正如你所说，香港回归以来这25年，有个现象备受香港、海外和内地舆论场关注，就是香港的经济总量（GDP），早在1998年即回归祖国翌年，就被广东省超越；2010年起不到10年，又先后被北京（2010年）、上海（2013年）、深圳（2018年）和广州（2019年）这四个内地“一线城市”超越；“十四五”期间，可能至少被十四个内地“二线”省市超越。香港GDP的国家占比，更从1996年16.8％，滑落到目前不到2％。这些都是刚性数据，人们难免质疑香港对国家是否还有战略价值。重温邓小平经典论述、初学习近平“七一讲话”，就扫除了这种疑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国家改革开放伊始和决定如期收回香港时，邓小平就预计到：“四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五十年后，“香港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更小了”。他并指出了造成香港“出力更小”和“经济的国家占比更小”（简称“两个更小”）的原因：“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香港”，“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认为，说“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据此，他提出了“统一以后大陆不会向香港伸手”的原则，就有了香港基本法的特区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而不上缴中央和中央不在特区征税（第106条）等规定。

上引香港回归祖国后这25年中，它的经济总量被内地城市或省份超越和国家占比急遽滑落的数据，印证了邓小平的预测。当年他做这个预测时，并没有动摇反而更坚定了他的这个著名宣示和承诺：“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

邓小平这里宣示和承诺的“变不了”，就是他称为“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习近平“七一讲话”称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一国两制”这个“好制度”；就是邓小平称为“成百年”不变、习近平“七一讲话”称为“长期不变”的“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做出“两个更小”的预测并宣示和承诺“变不了”的同时，邓小平就深刻指出，这个宣示和承诺，都是“郑重”和“有根据”的。“郑重”就是“说话算数”和“讲信义”，邓小平说这是“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政府、中共中央”的“传统”；是“泱泱大国”的“风度”、“尊严”和“准则”。“有根据”就是“这不是信口开河”，邓小平说“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这25年，正值习近平“七一讲话”称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期间，他赞誉香港为祖国创造这个奇迹，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贡献及其不可替代，集中体现在“十四五”和之前国家赋予香港的十一个定位中。其中，除了三大传统优势是回归前就有的以外，八个新的定位，都是香港在回归祖国后实行“一国两制”和“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这25年中形成的。

国家赋港这八个新定位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十二五”赋港，2011年3月）、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以上“十三五”赋港，2016年3月）、国际航空枢钮、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以上“十四五”赋港，2021年3月）。这八个国家赋港新定位，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25年最闪光的亮点，也是邓小平当年预计香港“两个更小”就更“变不了”的根据，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最有说明力的证明。

二、一入一出，挑战机遇

香港回归祖国这25年中，国家有两大变化，影响香港的全局性功能地位。第一大变化是所谓“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值香港回归四年半。中国就从之前向世界开放，变成了与世界双向开放；世界则从之前只对港澳开放，变成了也对中国内地全面开放。加入WTO至今这20年，就是习近平“七一讲话”所说“祖国创造经济奇迹”的20年：中国经济总量长期以两位数增长，GDP排名达到世界第二了。但就国家占比来看，香港经济以其体量远小于内地各个省区市或省会城市，更是国家整体经济体量一个零头，其多项指标在全国的排名，以至世界排名，都相对滑落，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第二大变化就是所谓“出”：2014年国家资本和技术输出首次超过输入，中国输出产能和技术的“一带一路”（简称“带路”）建设顺势起步，时值香港回归17年。中国就从资本和技术的承接国，变成了输出国；中国经济亦从之前只“引进来”打造国内市场，向同时“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双向开放，或称“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型。香港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内地各城市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四大“独特优势”，即“区位优势”、“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服务业专业化优势”、“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香港首届“一带一路峰会”，国家领导人演讲，2016年5月18日），参与和助力国家推动“带路”建设，悄然提升自己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功能和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2015年11月）。

这两大变化对香港的全局性功能地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作为香港传统优势的“国际航运中心”，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加入WTO前，全球往来中国的集装箱（港称“货柜”），只能在香港装卸，经由陆路水路进出中国内地；加入WTO后，往来中国的货柜，就可在中国任何港口装卸了，无需经由香港。记得2005年我曾参访当时已建成、正试运行的上海洋山港，得知其水深40米，而支撑货柜呑吐量世界第1-2名的香港9号、10号码头，水深仅18米，就意识到洋山港的货柜呑吐量，迟早超过香港。翌年即2006年，香港货柜呑吐量失去持续了12年的全球桂冠，2007年被上海洋山港超越，2013年跌破“三甲”，以后世界排名逐年下降，跌到了目前的第10名，还将继续下跌。香港三大传统优势之一的“国际航运中心”，面临挑战。

而在中国资本和技术输出超过输入中，顺势起步的“带路”建设，又给了香港这个传统优势以机遇。如香港在中国推动“带路”建设中，是“国家开放格局的海上重要门户”、“位于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路”等，就是它在国际航运领域，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和中国内地各港口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区位优势”。国际权威机构结合“城市综合实力”公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最新排名，香港仍是全球第四。香港在全球各个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更为货柜呑吐量先后将其甩后很远的中国内地或外国所有港口，包括结合“城市综合实力”而排名其前的新加坡、伦敦、上海等，所不可替代。如香港拥有全球1/10商船队的所有权或管理权；聚集了世界800多家海运相关服务公司；是亚洲第一大国际船舶融资中心；也是世界第四大船舶注册地，等等。

三、世界一流，中国之最

这是初学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一点启示。他在谈及“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时，特别提及香港要“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其中“普通法制度”属于“营商环境”；“国际联系”就是“国际化”。

一是，香港的营商环境国际一流。对此，习近平“七一讲话”更用了两个顶级赞语：香港的“自由开放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形象、准确描绘出“国际贸易中心”这个香港传统优势，经过回归25年以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洗礼的今日风采。主要三方面：

（1）普通法系渗透西方的全球运行领域。数百年积累的司法判词都是法律，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须依循。就使得人类经济金融等不确性活动，有可能准确预判营商环境、减少投融资失误、规避法律风险。这就是习近平“七一讲话”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的深刻考量。

香港可依法聘任外籍法官，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的法官不限国籍。中资在海外遇到法律争端，当双方不愿到对方国家提起诉讼时，多选择普通法法庭。作为中国唯一适用普通法的地区，“十三五”已确定：香港是“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即使“修例风波”期间，香港诉讼和仲裁制度的全球声誉未减还增：香港法庭裁决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於伦敦、巴黎；巴黎适用欧陆法，普通法适用地区香港就排名第二）；香港名列全球五大首选仲裁地（低于新加坡、伦敦，高于巴黎、日内瓦）。

（2）语言通行全球各业态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国际金融经贸法律医学科学等业态高端的通用语言；高峰会议、高端交流和涉及商业秘密（不带翻译）的专业谈判，都用英语；全球科学医学等领域的创新思路或领先成果，都首发于国际权威英文期刋或文献；香港的英语普及度，高于亚洲各国或地区。

香港回归后，中文同英文并列为“正式语文”，加上普通话迅速普及，“两文三语”（中英文和普通话、英语、粤语）是港人独有的语言禀赋。就使得香港了解、研判世界各地营商环境，有明显优势。

（3）智产贸易领先亚洲。“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是“十四五”赋予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智权保护水平，接近西方最高水平的欧盟，超过新加坡。作为多份国际智权协议的缔约方，香港智权贸易领先亚洲。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简单税制，为智权创造者即市场主体或企业家，尤其在初创阶段，提供了智权贸易亟需的融资资源和减免税负服务。香港是9,000家各国企业首选的商务据点，便利全球市场主体依法自由出入及运营。

二是，香港的国际化为中国之最。香港目前有外裔人口约60万，全港人口占比约8.6%；其中欧洲各国公民35万、美国公民8.5万；外国领事馆或国际认可机构125个：62个总领馆、57个荣誉领馆、6个国际认可机构；中国香港护照全球免签国家地区172个，多于中国其他护照免签地域；全球跨国公司在港总部或办事处多达3600多家：欧盟驻港企业约2300家，都是全球总部；美国驻港企业1,300家（800家涵盖了美主要金融企业），283家是全球总部，442家是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美、英和欧盟，在香港都有其海外最大商会，等等。

香港中国同胞取得外籍，只要不申请变更国籍，仍是中国公民但在中国境内不受外国领事保护（约500-600万），他们所持护照，国家和香港特区都视为旅行证件而非国籍证明；内地中国同胞则外籍和中国籍不可兼得。涉及在华外企的全国性法律《反外国制裁法》，不在香港特区实施。

邓小平创制“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时，就注意到香港的人口构成和市场主体最国际化这个特点，明确指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又指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就在提出“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这个“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的著名谈话中，邓小平特别指出：“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正是按照邓小平这些指示精神，香港基本法界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这个“香港居民”中唯一有“治港”资格的“港人”概念，就包括了在香港“通常居住”满七年的“非中国籍人士及其子女”。

香港回归25年来，特区三个政权机关都有少量或小比例外国或外籍人，如政府律政司、警务处和立法会功能界别及法院等；组成政府和立法会的必须是“港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但其中一些人有外国居留权；组成法院的未必都是“港人”更不限国籍；除了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首席法官等必须由“港人”中没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担任的职务外，“港人”中的外国或外籍人和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均可担任这三个政权机关的各级职务。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的香港特区官员中，也有外国或外籍人。

三是，香港的简单税制和宜居条件，位居世界前列。香港税制简单，最吸全球企业家眼球：直接税只有三项（物业税、利得税和个人薪俸税），税率低且有较高免税额。如香港个人薪俸税和物业税均15%；利得税按两级缴纳：首200万港元是8.25%或7.5%，其余是16.5%或15%，而新加坡的利得税是17%；香港不征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和离岸活动利得税等。

香港宜居条件亦居世界前列。如犯罪率较低、破案率较高（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医疗服务效率排名世界第一（全球评分87.3）和人均寿命最高（男82.9岁、女87.95岁），等等。

香港素有“纽伦港”美誉。不只因为纽约、伦敦、香港长期排名国际金融中心的“三甲”而香港行三，主要因为“世界一线城市”首榜的前三名就是这三个国际超大城市、香港长居第三。实际上，发达经济体如“纽伦港”等，从未将GDP列为经济发展目标；“世界城市”的等级划线，也向来不以GDP而以营商环境和国际化为评定标准。而这两个评定标准，恰恰就是习近平“七一讲话”特别赞誉并说“中国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的两个“独特地位和优势”：“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和“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

综上，香港对国家战略价值，就是邓小平说的在“一国”和内地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前提”下，或习近平说的在“‘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前提下”，长期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这一战略价值的衡量标准，不是GDP及其国家占比，而是“世界城市”等级划线的标准：营商环境和国际化。正如习近平“七一讲话”指出的，香港“在构建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除了“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外，他特别指出香港还需“继续保持高度自由开放、同国际规则顺畅衔接的优势”。其中“高度自由开放”就指香港的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同国际规则顺畅衔接”就指香港的国际化为中国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