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周年︱让香港民主为整个中国的民主化探路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年。回望过去25年，民主一直是横亘在香港和北京之间一个核心议题。本来，北京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所制定的基本法中，便已顺应香港社会的普遍期待，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最终达至普选目标。待香港回归后，起初的政制改革尽管北京会基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政治忠诚等因素，设定一些限制条件，以确保香港民主化的可控，但总体上是民主成分持续增加，民意基础渐渐扩大。

但后来北京和香港对于香港民主化进度的分歧不断增大，香港社会开始兴起激进抗争的声音，标志性事件便是2014年的占中行动，而这又反过来加剧北京的警惕。在香港社会盛行不愿与北京妥协的氛围下，2015年特首普选政改方案被否决，香港民主化进程随即陷入困境。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的爆发强烈刺激北京，导致北京强势调整治港政策，进而才有港区国安法的出台和选举制度的修改。目前香港选委会、立法会和特首的人选，都是新选举制度的产物。

相比于回归初期的政制发展，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被北京强势注入了安全和秩序因素，变成了北京主导下的以港府行政主导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确实有助于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提升行政效率，曾经盛行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乱象大幅减少。但事有两面，新选制的民主成分明显被压缩，长期占有香港过半数民意的泛民群体遭到排斥。

这就使得哪怕新选制在北京看来是无奈之下的必要产物，能将激进主义、本土主义、分离主义排斥在外，从而确保香港政治的稳定和效能，但还是面临比较大的认受性困境，并导致许多港人情绪低落，心灰意冷。当然，这也是可预期的。毕竟，香港曾遭受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香港和内地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遭遇，各自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

从短期来看，若新选制下的香港能出现一位类似于港督麦理浩那样的治港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励精图治，推动社会公平，凭借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人心，是有可能改变许多港人的认知，提升新选制和北京治港的认受性。但从长期来看，寄希望于香港出现一位“一国两制”下的麦理浩是不够的。香港需要的不止是一位有作为有担当的特首，而是层出不穷的有作为有担当的治港者。古往今来，一个社会能否持续产生有担当有作为的为政者，往往决定一个社会的良政善治能走多远。

关于精英治理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利用一代人的时间成功地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要打造这样的新加坡，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最有魄力的、最有敬业精神的领导人。我们在物色这类人才，委以重任以检验他们。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保持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好工作。”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

香港虽非国家，但治理的好坏、优劣，同样与能否有效选贤与能密不可分。可目前香港新选制还是深受旧有人才选拔机制和小圈子的束缚，能否真正并且持续做到“良才善用，能者居之”，是存疑的。从这一点来说，香港亟待建立一套结合古今中外经验的选贤与能的精英选拔机制，让贤能者担当治港者重任。

除此之外，一个非常关键之处在于，民主是合乎人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和大势。尽管目前世界的民主实践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香港人普遍渴望的选举民主更是问题重重，但民主作为一种广受认可的现代人类社会核心价值，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民主作为一种价值是一回事，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又是另一回事，若想建立一种优质可持续的民主制度，有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而非只是喊喊民主口号。

以此逻辑观之，重要的不是去喊民主口号，陷入对民主的某种意识形态化想象，而是怎么建立优质可持续的民主制度，让民主的价值转化为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实践。尤其是在选举民主或者说自由主义民主实践陷入深层困境的形势下，香港能不能探索出一条更适合更优质的民主道路，给人类社会另一种可能，就更是具有现实意义。毕竟，民主本就是香港基本法的承诺，港人又是一心向往民主，让香港探索民主更多可能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中国内地迟早要民主深化，要引入可操作的、具有约束性的民主成分，但从中国内地的现状和选举民主在西方出现的危机来看，中国内地最好出路是以现实国情为基础，发展出一种超越选举民主的民主形式。可这样的民主形式并不能凭空产生，而必须进行探索和创新。

从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显然只有香港最适合最有条件探索新的民主形式。这既是“一国两制”所赋予的政治空间，又契合港人的心愿。从北京的角度来说，自然希望香港民主能考虑到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治理效能，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香港社会则更加希望香港民主能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若香港民主能探索出一种平衡北京和港人双重诉求的形式，既不唯上，又不唯下，既有实实在在的民主，又不民粹，既能考虑国家、整体的利益，又能兼顾香港、个体的感受，既有精英治理，又有民主约束，那无疑对于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具有启发意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既然香港具有“一国两制”的得天独厚条件，那么今天北京在思考香港民主时不妨从长远着眼，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用让香港民主来为中国民主化探路的智慧、胸怀和抱负、担当，来推动香港民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