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年｜专访曾钰成：社会需时走出19年伤痛　解结前提维护国安

回归初期，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社长姜恩柱曾形容“香港问题好比一本深奥的书”。香港回归25周年间经历风风雨雨，“五十年不变”走到中程站，到底香港这本书中央读成怎样，市民身在其中又应该如何谱写这本书？《香港01》与多位不同背景、见证回归的政坛元老谈起香港25年间的变化。
民建联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认为，经历25年的发展，现时中央政府确信已“读懂”了香港，所以才会将“一国两制”列为国家的根本优势。在这过程中，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无疑促使中央改变对港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中央读香港这本书的信心。
他认为，香港社会确实需要时间走出2019年遗留下来的种种伤痛，但坦言经历修例风波，香港政治状况已经升级至国家安全层面，所以国安议题必须优先处理，待中央认为特区有能力自行维护国家安全后，其他与修例风波有关的种种社会解结，或者全民共议“一国两制”的未来等等，才有条件讨论，让香港“开新篇”。
回归25周年——政坛元老专访之一

由自觉未必懂管、“崭新课题”到“国家优势”

作为长年的建制派领袖，曾钰成一向予人印象能言善辩，转数甚快，不过谈到香港这本“书”时，不免放慢语速，仔细思索准确的用词。似乎香港这本书的内容，连纵横政坛多年的他都感到复杂。

曾钰成指，中央负责港澳系统的官员，对于香港这本“大书”的看法，一直都在变化：“到底是否难读呢？这个中央才知道，我很难评论。我只能说，在回归初期，中央对香港的态度，就是觉得最好香港事务最后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甚有些中央官员说到根本不会懂得去处理香港事务，所以信任香港人，香港事务由香港人自己管。当时的领导人江泽民多次公开说过，会相信香港人管好香港，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不会干预香港根据《基本法》内自治范围内的事务。”

到胡锦涛上任中共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中央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开始有变化。曾钰成引述中共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亦即当时对中央来说，如何维系“一国两制”是新课题；十七大进一步表述为“重大课题”：“课题，即是‘有待’的意思。”他认为一定程度上反映，回归初期中央对读懂香港这本书，尚未有百分百信心。

不过，后来官方再没有延续“课题”这个说法。至2014年，国务院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强调中央对港实行“全面管治权”；到中共十九大，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将“一国两制”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基本方略中，视之为国家的优势之一。曾钰成认为：“这说明国家领导人对‘一国两制’的自信，由开始时觉得自己不懂，到后来有充分自信。如果这本书中央未读懂读通，又怎样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怎会有信心将‘一国两制’列为国家根本优势？所以现时对如何处理香港这个议题，似乎中央比过去明显有更强的信心。”

中央曾苦口婆心释出善意

落到具体对港方针，曾钰成忆述，回归初期中央曾经多次苦口婆心，尝试说服香港政界通过政改，逐步迈向普选，“第一次政改，2005年时，（时任特首）曾荫权曾经带了所有立法会议员上广州，和内地官员谈（政改），之后2010、2015年都有类似做法，2010年当然是侥幸能通过。当时北京真是一番苦心想争取泛民支持通过政改，就算你不满意也是向前走一步……香港一路不做23条立法，2003年失败了，中央一直没有逼迫，直至2019年后发生的事情才出手。”

所以香港这本“书”的内容，本身也在不断演化。曾钰成指，中央政府当然需要深入了解香港的政治状况和历史发展，去研究对香港应采取什么政策。后来的发展所有市民都看到：2019年修例风波后，中央对香港的忍耐已到达极限，一年内先后落实《港区国安法》及修改选举制度，论者大多形容中央“收紧对港政策”，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更直指现时香港处于“肃清”阶段。

不过曾钰成首先斟酌“收紧”的用词，反问中央两大举措背后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指，中央连番出手订立《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并非“无端白事”之举，“你觉得中央会是‘一觉醒来突然之间想改就改’的吗？当然不是。大家都明白，像中央官员所说，回归以来有若干事件冲击‘一国两制’，最大规模当然是2019年。人大2020年立国安法时，研判是香港的确出现危害国安的情形，特区政府当时没有能力自行立法，所以才这样做；见到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结果，2020年反对力量主张‘35+’，令中央觉得根据原有的选举制度，真的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一定要改。”

▼中央两大举措　改变香港政治面貌▼

“收紧”与“放宽”一体两面：研判标准从来只得一个

近两年社会关注公民社会瓦解，曾钰成首先表示不认同“中央出手令公民社会瓦解”的说法，并反问同一个问题：中央两大举措背后目的是什么，而这些以往主导香港舆论的势力，其主张及影响，到底对于“一国两制”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在2019年前，这些反对力量确实早已存在，但未到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步。

他又认为，争拗个别一句口号、参选时大叫争取普选、某某团体行为有没有违反国安法，政府对某某团体的态度为何和以前有分别等等，完全没有意思，因为研判的标准由始至终只有一个，就是“香港局面是否达到危害国安的标准”：“争拗没有意思，中央很清楚的，哪些力量是实际上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只是在政治发展和资源分配看法上有不同，不接触国安问题。2019年发生什么事大家见到的，国安法的四项罪类非常有针对性，当时真的在发生。”

同理，记者问到在何种条件下中央有空间重新“放宽”对港政策，曾钰成认为是一体两面：“过去两年见到的行动，是问题出现后中央尝试去解决，见到香港出现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只靠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遏止不到。你说什么时候‘放宽’，那就看危害国家安全的威胁还是否继续存在？我们香港自己又有没有能力抵御呢？”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如果可以自行顺利立法，让中央见到香港可以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上发挥作用，中央自会较放心。“不然社会上又吵一轮，又示威又抗议，最后做不到，那很难叫中央放心吧？对港政策一定是按实际情况调整。”

现时无空间谈更新《基本法》：社会仍处于2019年后遗症

如果将“一国两制”比喻成书，书籍的内容当然要随著时代的变化，推出不同的“修订本”、总结经验迈向未来。曾钰成过往曾表示，希望参考当年起草《基本法》时的做法，设立具广泛代表性及官方认可的咨询委员会，让中央政府与香港人一同商议2047后的香港如何走。《基本法》五十年不变承诺即将进入“下半场”，不过曾钰成对此议题有了新看法。首先他认为“下半场”的说法不太准确，由中央至特区官员，近两年已多次表示五十年之后不用变，正如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所指，首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后则是“不需要变”。

其二亦是更现实的一点，是虽然宪制文件确实有与时并进的需要，但谈到全港性的讨论，今日绝对没有这个气氛，因为2019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后遗症至今仍在缠绕香港社会，指的未必是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而是社会上对立气氛情绪仍然存在。“一些案件到今日仍未审结……又很简单一个例子，大家在2019年时许多‘老友记’本来大家开个群组在聊天，结果你取消我好友，我取消你好友，现在重归于好了吗？没有，现在大家动𫐄还在说黄营蓝营。”

是以曾钰成笑指，如果今日自己傻傻的站出来想和大家讨论《基本法》，相信没什么人会有兴趣，“香港社会先要解决2019年社会动乱遗留的问题，才能真正地——用（候任特首）李家超的说法，去‘开新篇’。不然今日说‘开新篇’，明日又有案件在审，社会上又有不同意见，真的很难有气氛去做（开新篇）。”

解结2019：不应只针对执法部门

“开新篇”是个很广阔的议题，而谈起2019年修例风波，相信一幕幕可怕的画面又会重新浮现，示威者掟砖、放火、袭击他人等事件四处发生，亦有冲击国家主权的行径出现。中央和特区政府已通过严厉的执法行动和订立《国安法》打击上述行为。不过在过程中，亦有一些牵涉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极具争议事件，如元朗7.21袭击，至今仍未得到一个公道的说法，令市民难以重新信任政府，成为社会解结的障碍。

不过曾钰成认为，要拆解2019年事件在市民心中的死结，首先要搞清一些最根本的大是大非：“在（修例风波）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有没有做得不妥善要改进的地方呢？一定有。政府又有没有哪些事情，把握得不准确呢？一定有。但是否就只集中那些问题？有些人说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什么呢？有人批评‘警队滥用暴力’，但整件事是否就只是一个所谓‘警队滥用暴力’的问题呢？”

他希望社会在拆解2019年发生的种种事件时，不要只集中在期间某些事件或者单一群体上，指整场修例风波是外国势力影响下，一场针对国家对香港主权、“一国两制”的活动，即官方所指的“颜色革命”，危害到国家安全，期间更有大量暴力事件发生，有人无差别地刑毁、伤人。因此曾钰成指，西方有一些政客，称香港2019年的示威浪潮是“和平民主运动”，令人完全摸不著头脑，“真是得个嬲字”。

最痛心示威者撕毁《基本法》、涂污国家名称

曾钰成特别提到整场修例风波期间令其最痛心的一幕，是2019年7月1日当晚示威者攻入立法会议事厅后，除破坏设施，也做了几件极具象征性的事：“他们（示威者）攻入立法会后做了什么？他们对住镜头撕毁《基本法》，不是纯粹的毁灭性，不是撕一本普通的书。涂污议事厅内的区徽时，只涂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字，然后把港英旗披在主席台前。他们想怎样？明显有个强烈信息，是想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主权。”

故此，曾钰成指出社会必须先认清前因后果、事件的性质，当时出现危害国家安全局面，这个最根本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过程中的种种事情才有空间再行审视。

“过去或许太重视权利，没教义务”

修例风波期间做出最过火行为，尤其于前线使用暴力、蔑视国家主权的示威者，为数不少都是年轻人，社会关注到这是否结构性的问题，年轻世代想法或已普遍出现变化。曾钰成表示不会“一竹篙打一船人”，不少年轻人都有相当清楚的守法意识，参与暴力行为的学生终究是少数，实际上当时学校大部份都正常上课。他亦相信，绝大部份学生都不会认为所谓 “争取理想”就可以随意伤人、放火。

不过他认为社会的确要了解为何有一部份青年，会对国家、法治有这种态度，教育固然是其中一个要检讨的范畴，但也不能只怪学校、个别教师或某个科目，应该全面审视回归以来尤其早期，中央和特区政府向在该段时间成长的年轻一辈，在传达什么信息。“全面一点回看，当时电视电台所说的，都是《基本法》保障大家什么权利，像出入境自由、选择职业和修读科目的自由，多讲自由权利，但义务就很少触及。事实上，《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也只有一条，说大家有遵守法律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以前也很少提到。”

曾钰成指，近年官方著重说明“一国”是根本，不过回归初期在宣传教育上，确实强调两制多于一国，以及彰显港人与内地有何不同，或许因此形成年轻人不同的观念，希望日后能够填补回来。他认为，社会需要对年轻一代有公平的看法，不能将之全部归类为“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