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ake谈国际关系・三｜冷战终结在于“选择”

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国与世界都蒙受巨大冲击。在现实场域，不论边境政策或“对等关税”，特朗普冲击波持续发威，就连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白宫持续缩减公共科研资金，惩罚“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未妥善应对校园内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学，这场风波最后演变为哈佛等高校与政府的剧烈对峙。

而以上种种也在理论场域激起波澜，尤其是国际关系。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敌意，以及对美国优先、MAGA议程的积极推动，都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辩论，不少学者为此探问：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已经终结？全球化又将走向何方？而这些探问本身，似乎又与国际关系围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经典辩论相共鸣，呼唤著当代对话的推陈出新。

5月15日，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举办“国际关系大师讲座”，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亦参与协办，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卫·雷克（David A. Lake），以“国际关系学的历史”为题，讲述现实政治、学界互动，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迭代变迁。

雷克既是美国政治学会暨国际研究学会前会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会创办人暨主席，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发表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层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间接统治：美国国际层级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国大学通用政治学教科书《世界政治：利益、互动与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三篇，聚焦冷战导致建构主义、赛局理论崛起，以及中层理论盛行时代，主义走向何方。

建构主义崛起

雷克表示，从前述发展来看，现实政治深深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实主义的霸权，越战则在推动学派开展上扮演重要角色，下一个重大事件则是冷战的结束，“但这并非完全由冷战结束本身决定，而是通过时机与影响，改变了人们研究国际政治的方式。”

雷克指出，冷战结束带来两个巨大影响，第一就是推动建构主义发展。建构主义聚焦人类的认知与理解，并探讨其变化如何导致行为连带出现重要改变，例如在“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这一分支内，就有研究是关于人权理解的进步，如何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人权治理、人权概念和规范的发展，是如何改变国家之间对待彼此、对待自身公民的方式，例如希克金克（Kathryn Sikkink）的研究。

雷克表示，建构主义认为理念驱动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因此这一学派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例如温特（Alexander Wendt）的1999年名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就探讨国家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在1996年编辑出版的《国家安全文化》（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也是代表作。

雷克接著指出，建构主义之所以能与冷战结束相连结，在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似乎在某个时候重新定义了苏联利益，“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转变，认为世界不必被困在冷战中、美苏可以找到合作与和平的道路，最终也导致了柏林围墙倒塌和苏联解体。”

换句话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对世界理解的转变，导致了冷战的终结。“这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且支持了建构主义的发展，证明人类的理解可以影响世界政治。”

赛局理论崛起

雷克接著指出，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学界的另一大影响，就是推动国际政治的“策略选择”（Strategic Choice）、“理性途径”（Rationalist Approach）发展，主要就是“赛局理论”（Game Theory，又译博弈论）。

雷克回顾，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1979年出版了名著《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表示人们如果了解国际关系的结构，就能透过结构预测行为。“沃尔兹指的是，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下，会呈现多极或两极的权力分配，但他没有想过，冷战结束后会出现单极体系。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随著冷战结束，沃尔兹的理论已经失效。”

但雷克分享，自己1990年9月在加州大学举办一场研讨会，探讨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沃尔兹在开场白时就拍了桌子：“我不会改变任何一个‘I’或‘T’，我书中第189页就说了，关键问题是苏联能否跟上美国步伐，QED（证明完毕），我已经解释了冷战的结束。”

雷克表示，沃尔兹可以说是当时会场最知名的政治学者，但他坚持冷战没有改变什么，“我以前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导致那次研讨会进行得相当艰难，而在场其他人，其实也没有完全被沃尔兹说服。

但雷克表示，通过沃尔兹的结构性视角，反而更能映射新赛局理论的时代脉动。新的赛局理论借鉴70年代经济学所开展的理论模型，摆脱了政治由结构预先决定的观念，强调选择的作用，过去无法用简单赛局模型理解的东西，如今都可以通过不完全与不完美资讯赛局（games of incomplete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重复赛局（iterated game）来进行观察。

雷克指出，从经济学中汲取的一系列创新，让学者把焦点从结构转移到选择上，而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持续发展。例如自己与鲍威尔（Robert L. Powell）在1999年合著的《策略选择与国际关系》（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聚焦如何建构国际政治的赛局理论模型架构；其他诸如米尔纳（Helen Milner）、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也有代表著作。“很多人都在这班列车上，用赛局理论的模型理解各国在国际政治中如何、为何做出不同选择。”

雷克强调，建构主义和赛局理论等理性途径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注重选择。建构主义强调，人选择接受怎么样的世界观，而这种选择最终会如何影响行为；赛局理论则强调，我的选择取决于你的选择，而你的选择也同样取决于我的选择。

总之，随著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学界更加关注国家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如何相互影响，“苏联的选择改变了美国的行为，美国的行为也反过来推动俄罗斯的变化。”而赛局理论模型与心理学模型，可以说是目前的最新趋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振了过去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行为经济学的耕耘。

还会有下一场大辩论？

但雷克也强调，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仍在国际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我肯定会说，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研究，还是在建构主义和某种更具策略性的选择途径中进行，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仍然活跃。”

而除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范式（paradigm，又译典范）外，也存在一群折衷派（eclectic）、耕耘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y）的学者，他们围绕范式边缘进行研究，与任何主义（ism）都无关。“这就连结到接下来要提的‘问题解决理论’（puzzle-solving theory）。范式当然没有消失，但越来越多研究涉及人们想要理解的现实世界问题，学者也为此提出非常具体的理论，试图进行解释。”

因此回看现实主义，其是由一系列假设组成：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且国家利益可以被观察，而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得合作困难重重，这是一个零和世界，你赢我就输、反之亦然。“但这些假设可能不适合研究气候变化或人权，因此学者们开始针对气候变迁、人权、人权政治等议题，建构非范式的中层理论（non-paradigmatic mid-level approaches）。”

雷克指出，因此今天的国关系领域，其实处于中级理论盛行的阶段，这就会牵引出一个疑问：学者们还需要像过去那样进行“大辩论”吗？当然范式之争依旧存在，但它们不再定义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向，如前所述，这个领域目前是以问题解决理论与中层理论为主。

“事实上，我认为范式之争大多是不真实的”，雷克表示，所谓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辩论”，其实更多是关于方法而非内容，且它们从未真正定义过当今的世界分歧，反而更多是实证（positivist approaches）与叙事（narrative approaches）的方法之争。

实证方法希望得出普遍的政治规律，并用现实世界的数据来检验假设，而这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辩论”的动机；叙事方法就如建构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内生的，彼此环环相扣，人们无法从宏大整体中分离出任一变数，也不能保持世界恒定，但可以通过历史与脉络来讲述世界发展，“这也正是布尔（Hedley Bull）在1960年代中期所写的，历史是理解政治的工具。”

而贯穿领域的这一分歧，今天依旧持续，“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内部的巨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