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大学教育改革可以是起点｜于品海

杨志刚教授这两天在《香港01》发表了呼吁大学改革的文章，大胆提出香港“有开放、无改革”，回归二十多年后依然以殖民统治时期的心态，依赖英国人的思想来发展香港的高等教育，是香港“最开放、最不改革”的制度范畴。杨教授认为，香港高等教育制度过度重视论文，目的是世界排名，问题是排名的目的又是什么？他认为，这种唯论文论的大学治理只会降低对应用科研的重视，与社会现实需要脱节，在大学和学者的研究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协作”，甚至形成“论文一流、排名一流、‘卓越’一流， 实质贡献却微不足道”的尴尬表现。

为了避免香港的大学继续沉迷在“世界级大学、学术自由、院校自主、国际化”的所谓“卓越”迷思，激发无意义的竞争，杨教授提出大胆建议，仿效加州大学和得州大学的多校园联合的高等教育体系，将八所大学“合并”，还可以借鉴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云南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香港建立“香港联合大学”。杨教授无法在一篇文章详细介绍“港联大”的具体构想，作为一名资深高等教育工作者，他的建议估计不是随口一说，但也只能是一家之言。当他评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如何不自觉地巩固了港英政府为高等教育留下的“牢笼”，其实正好反映了不少高级公务员同样在过去很长时间不思进取，故步自封，看不见国家和世界的变化，看不懂回归的意义，更意识不到香港在大变局中举步维艰，脱离现实的窘况。

香港01的希望，折腾了八年终成共识

杨教授的改革呼吁是从大学教育说起，与最近香港吹起的改革风异曲同工。由于这股风是由中央政府吹起，至今没有人斗胆表达反对改革的意见，顶多是在“无声抗议”，或者是虚与委蛇。《香港01》自创办之日就提出香港要改革（创刊社论《香港01的希望》，2016年3月11日），尽管八年之间发生各种不尽人意的迂回曲折，但“希望”不改。由于中央的加持，香港社会逐渐凝聚了改革共识，各路人马开始主动或被动接受改革，还算没有辜负这些年的折腾。应该说，就算大家还没有对改革具体指什么，如何改革展开讨论，但承认问题存在就是好的开始，接受改革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更是走出了一大步。杨教授抛出的大学改革构想，可以是激发讨论的诱饵之一。

香港的大学久负盛名，但香港绝不是所谓的大学城市，无论是从科学、人文学科、文化诸多维度而言，都相距甚远。由于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社会运动都与大学相关，在骚乱之后，我专门拜访几位大学校长，通过他们尝试了解大学以及高等教育在香港发展的角色。当时的经验让我很认同杨教授对香港大学体系的总体评价，对于论文和排名主导，以及英国人在香港高等教育依然存在的影响深有同感。他认为教资会通过拨款政策和机制将所有大学锁闭在“牢笼”中，而“笼牢就是他们的正常世界”的分析更是戳中问题的靶心。向几位校长讨教之后，我本想继续向教资会主责官员请教，但却吃了闭门羹，一些人对《香港01》还是有些禁忌，依旧以“蓝、黄”思维来猜测这个“倡议型媒体”究竟有什么“阴谋”。

当时是2019骚乱平息不久，“香港国安法”刚颁布，让人很是好奇香港几所大学的法律学院、社会学系、教育学院是如何看待年轻人过去一段时间的角色，以及除了外部势力，香港学术界是如何理解自己在社会骚乱中的表现，甚至是否知道自己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面的责任。年轻人的“暴躁”反映了社会存在深重的怨气，大学生是宣泄怨气的引领者，较年长的群体事实上给予了年轻人极大的同情，骚乱才会如此严重，维持这么久。从几次对大学的拜访以及同事采访研究所得，香港高等教育和香港社会其实是活在两个平行的时空中。

大学享誉国际，香港却急需输入人才？

香港众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不研究香港，对英美社会议题的兴趣远多过香港，连香港的冲突议题都甚少染指，因为外国权威论文期刊对香港的兴趣不大；香港政府的资助与大学是否研究香港议题，是否为香港治理出谋献策关联不大，学者们没有诱因为香港思考。法律学院只负责“生产”执业律师，就像一所职业培训学校，很少研究普通法如何在一国两制引领下有效发展，更没有从宪法高度深入探讨香港司法体系的挑战，香港政府寻找法律专家建言也不会从大学着手。教育学院同样缺乏针对香港育才的价值要求和规划，疏于关注他们培养出来的教师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政府同样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自然不需要业界回应，以致教师群体在骚乱中身份错位。当听到中央领导盛赞香港基础科研的成就，许多香港人估计是一头雾水，他们从来不知道香港的大学在科研领域的威水史。我怀疑出钱的香港政府对此也缺少认识，主事官员会否要求大学说明情况也值得怀疑，就好像自由经济排名，香港大学的国际排名就是用来填充讲稿的数据，排名代表什么，对香港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官员们并不关心。

香港管治团队最近提出不少人才输入计划，琳琅满目，宣告已经有几十万人才申请来港，有十几万已经来港，他们的入息都不错，远高于香港的入息中位数。既然香港的大学如此威水，甚至享誉国际，必然培育了不少人才，那为什么香港还缺人才？需要紧急输入的理据从何而来？最近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都发生校长与建制精英之间的冲突，虽然两者性质不一样，但都暴露大学管治存在问题，加上过去十多年大学生是社会骚乱的主力，是否证明了高等教育存在某些急需面对的挑战？杨教授的改革建议应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还记得在筹组《香港01》的战略讨论会中，不少同事对提出“是时候改变了！”感到疑惑，不明白它的用意，甚至怀疑新闻媒体为什么要提出如此政治的要求。我们在创刊社论写道：“在回归以来的将近二十年里，这场改革迟迟未启动，香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或许旺角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是对香港社会转型最后的警示。”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明确宣示，“只有改革香港才能转型”，而作为倡议型媒体的《香港01》，“当然会积极推动和参与社会改革”，自然应该提出“是时候改变了！”今天的改革风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不在位者大声疾呼，掌权者讳莫如深？

有趣的是，近期积极传播改革呼吁的人都不是占据治理要职的官员。较早之前评论家“靖海侯”提出“大调研、大讨论、大蓝图”，发表了几篇直言不讳的评论，技巧地转达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治团队的改革要求。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的“十问香港”反映了至少部分建制派对改革的渴望，《香港01》的读者反应热烈。一向说话谨慎的前人大常委谭耀宗甚至直言“小修小补”不是改革，“有些官员get不到香港要改革的重要，未必有胆量和底气带领香港全面改革”。他们与杨志刚教授都不是将要推动改革的官员，是否“不在其位”所以才能大声疾呼？

曽钰成在他的“十问”中质疑，香港社会为什么“对‘改革’二字讳莫如深”？靖海侯同样有“对香港要改革的说法讳莫如深”的评价。曽钰成对讨论改革其实是欲言又止的，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听，我也不想引起论战”；谭耀宗的批评也是比较含蓄，认为“一些公务员本身就是这种保守力量，外界一提‘改革’他们就说这不能改、那不能改。”靖海侯较为直率，认为香港社会对三中全会改革精神的“一些理解和讨论是否准确到位呢？”他继而对香港社会提出三项批评：香港社会“1）多从《决定》中找机遇、找政策，而不是着眼香港找问题、找责任；2）多谈‘支持’‘服务’国家改革发展，而不是谈香港怎么改革发展；3）多看国家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而不是看中央对香港的改革要求。”看来曾钰成、谭耀宗和靖海侯都对夏宝龙口中的当家人是否有改革准备感到怀疑，但提出的批评依然是适可而止，就像害怕伤了治港团队脆弱的心。虽然如此，曾钰成还是禁不住质问：“大家要认真想一想，香港怎么可能不改革？”而靖海侯毫无保留地指出，“夏主任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香港要改革。”

改革的呼吁已经被所有人听见。在不断形成的改革声浪里，不出意外，刘兆佳教授曾经认为香港没有改革派的判断或许会被推翻，而他自然乐见这种情况发生，但在此之前，能否有更多支持改革的言论，更多的改革者挺身而出，当家人会否更坚定回应中央的改革要求，社会还是只能引颈以待。改革当然会触动不少人的利益和习惯，对当权者或习近平国家主席所讲的“既得利益”绝对是个挑战。改革不会是茶余饭后的琐碎事，更不可能是皆大欢喜的轻松事。来自不同领域的杨志刚、谭耀宗、靖海侯、曾钰成等都敢于发声呼吁改革，之前或许不会有人留意，甚至认为是“得啖笑”，被人套上“搞衰”香港的恶名，但在今天很可能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