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招牌逐渐消失　城市美学留不住

城市的文字是历史的载体。人手一笔一划、一勾一捺写成的书法招牌，曾经是香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线。

走进旺角砵兰街，76岁的华戈回忆起70、80年代写字档林立的景象，“第一档林仪，第二档谢仆……”此时此刻，砵兰街的写字档早已不在，城市招牌亦随著建筑条例实施被一一拆下。香港招牌满街的光景已成过去，这座城市的书法是否一同消散在时代的更迭中？

前代写字匠华戈、招牌工场第二代李健明，分享写字与招牌匠的故事时，尝试拼凑出往日繁华城市的招牌风貌。

大学线记者｜欧姵延　卢俊羽　大学线编辑｜何正轩　大学线摄影｜欧姵延　何正轩

研究香港书法家的团体“墨迹”指出，从20到90年代，经各地主要城市街道的旧照片比对，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汉字书法招牌数量最多的城市，而其中不少招牌出自坊间写字匠的手笔。

华戈，本名冯兆华，1983年开始在砵兰街摆档写字。德福广场、美心皇宫、富临酒家、帝都酒店，这些港人熟悉的地标招牌皆出自他笔下。“我从不‘拣客’，一视同仁。你穿著西装来我又一样（对待），你是扫街阿婶又一样，一楼一鳯姐（妓女）又一样。”。华戈忆起当年有一位年轻的女生找他帮忙题字，他以为只是学校作业，只收了一百多元。后来前美心集团主席伍沾德邀请他出席晚宴，才发现那次自己写的，是集团旗下粤菜酒家“美心皇宫”的招牌。“不拣客”、“不拗数”，华戈只求客人喜欢自己写的字。

家乡在广东顺德，华戈于八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家境不好，没有资源让他跟老师学书法，连毛笔都是从长至幼传下去，传到自己时毛笔早已“开叉”。非书香世家出身，更非名师之徒，写得一手好字全靠“好奇”，每遇长辈挥笔他都会从旁偷看。中学在县城的新华书店看王羲之的〈兰亭序〉字帖，过年又到祠堂看长辈写挥春，在学校则用“家传之宝”开叉毛笔参加书法比赛，华戈不服输的性格跨越了出身与资源的限制。

一块油漆招牌开始的写字人生

1979年，31岁的华戈来港，在亲戚的灯饰店打理杂务，一天的工资才30元。翌年全港青年学艺比赛，他在中文书法比赛中获公开组优异奖，作品在香港大会堂展出。有士多档主欣赏他的作品，用80元请他帮忙在土瓜湾的士多即席写招牌。在没有电脑字的年代，招牌一般由写字匠于牌匾即席挥毫，或者以书法在纸上草拟后，由招牌匠加工制成招牌。当时华戈到五金舖买来一磅装的红油和白油，用油扫沾上油漆即场为店家写上白底红字的招牌，“（街坊说）真厉害！隔离邻舍街坊个个都‘拍烂手掌’。”如是者，请他写字的人一个介绍一个，开展了为他人写字的职涯，一写便是半生。

辞工代他人书 不怕危险为维生

约1983年，找他写招牌的客人越来越多，华戈干脆辞去灯饰店的工作全心写字。刚开始的生意不稳定，他便在街上巡视，主动问店家是否需要写招牌。用旧书包装著各色油漆和油扫柄，穿上“白饭鱼”在街上到处逛，岂料有次警察推他到墙角问话，以为外露的绿色圆身油扫柄是手枪、油漆罐是手榴弹、白鞋上的红油是瘀血。写大字的人一身邋遢是常态，华戈在写字早期亦为生计奔波。

有次他在荃湾一座28层高的工厂大厦外墙写招牌，爬出离墙身只有20吋寛的竹棚从最高层写下去，那时没有买保险和安全带，他只用尼龙绳拴著腰间作安全措拖，不容错漏下写完一个又一个长、阔各四尺的大字。高空作业不怕危险？华戈把手一挥，豪气地说：

“为生计，怕甚么！”

80年代写字匠林立的砵兰街

80年代的砵兰街有九档写字档，华戈在行家的介绍下成为砵兰街第十档，提起其他写字匠，他仍能一一记起各人的名字和特点：“第一档，林仪，新会人，左右手（写字)；第二档谢仆，来自安徽、浙江一带；第三档许为公，写北魏（北魏体）的；第四档区基，写欧体；陈有写楷书，还有许一龙等等，共九个档口。”一街之隔的旺角道又有数档，如人称“大旧李”的李汉。后来他花了2600元顶下钱康在山东街的档口，附近还有黎光、黎振两父子，是写字匠里华戈最欣赏的人，认为他们写的字端庄、敦厚。即使处于竞争激烈的环境，华戈的字仍深受顾客欢迎，他表示秘诀是“人端字正”，才写得一手好字。

生意好的时候华戈一天可以赚到300元，是打工的十倍。“招牌佬”找他写字，他都是马上交货，把字写在白鸡皮纸上，让招牌师傅拿回去照他写的字“𠝹胶”。

“墨迹”把香港写字匠分为“学者派”和“自学派”，“学者派”一般是清末民初的南来文人，自20年代末开始活跃，如书法家区建公。而华戈所属于的“自学派”写字匠多为历史上多次移港潮下来港的内地年轻人，最早自50年代开始活跃，他们多数参考当代流行的字体风格书写，作品因收费相宜而多见于中小企业。

胶片与文字 一代人的情谊

往日写字匠草拟招牌字后，会在纸上洒上一层木糠使其风干，再由招牌师傅带回工场进行后期加工。现年50岁的李健明一家都从事招牌制作，他表示以前制作胶片招牌的工序毫不简单：先用生胶把草稿贴在胶片上，再用线锯机和30度刀互相配合，把字型切割出来，其后经过打磨、抛光才大功告成。

对李健明而言，“招牌佬”与“写字佬”的命运是互相交织的，双方都需要彼此才能营生。70、80年代交通不便，多数招牌店都只会找附近的写字匠帮忙写字。当时写字匠李汉在弥敦道和旺角道交界的街口摆档，认识了李健明之父——招牌匠李威。二人从工作的关系慢慢成为朋友，更会相约一同饮茶和行山。

李汉在90年代初退休，念在与李威的情分，希望把自己的字体留给他造招牌用，于是把字典前三分之一，即约三千个字写在纸上，分三次送给李威和李健明。李健明把三千字的原稿保存在十个文件夹中，但随著电脑字出现，李汉的字体已甚少用在招牌上。然而，把李汉的字体数码化的念头一直萦绕著，直至2015年李健明在电台节目中得知有公司帮人把手写字数码化，他于是上网找到台湾公司Just Font的联络方式，由对方为李汉的字体编码。

李健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拼字、勾字，检查并统一风格，终于在2020年发起“李汉港楷”的众筹，并在约两个月间筹得133万港币，成功公开发行李汉的字体，售价为港币2500元。以一人之力完成整个字体电脑化的工序难免吃力，但李健明表示李汉作为写字匠，愿意把自己赖以为生的字体送给爸爸和自己是很罕见的，完成字体保育的繁重工作，只因不想浪费李汉的心血。

招牌式微 顺应时代而转型

李健明指他所在的耀华工作室现时已几乎没有招牌制作的生意，原因之一是行业竞争大，内地招牌工场有价格优势。此外，现时的店舖租期较短，较少店主愿意花钱托人做昂贵的招牌。工作室现时主要以文创产品维持收入，亦有举办与招牌制作以及字体保育相关的工作坊及导赏团。

香港经济转型 书法招牌渐逝

“墨迹”是2020年成立的本地书法及应用艺术研究团体，由任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客席讲师的黄宣游成立。“墨迹”分析书法招牌式微的原因之一是香港社会结构性的改变。香港史上书法招牌产量最高的四大书法家：区建公活跃于30至60年代末，谢熙活跃于50至70年代，卓少衡和黎一鸣则活跃于60至90年代间。而这些名家招牌所属之行业， 见证香港定位之变迁。20年代起，香港名家招牌多是银行、洋行、商会、贸易、茶庄、参茸等商号；60年代起，则多见于工业、建筑业、实业、印刷等。到了80、90年代，香港经济急速转移至地产主导，租金和营运成本居高不下，令很多老店倒闭，传承几代的书法招牌续渐消逝。

谈到书法以至书法招牌的价值，黄宣游指出书法是讲求法道的艺术，书写大字而能够保持结构严谨绝不容易，故书法招牌的生命力是电脑字无法取代的。他期望透过开授书法班，以及透过社交媒体推广书法招牌的资讯，使本土招牌与字体更为人所知，提升城市人的美学水平。

法例令大量书法招牌被拆

招牌保育团体“街招”的创办人之一麦憬淮指，《建筑物条例》表明不论“靠墙招牌”抑或“伸出式招牌”均属建筑工程，展开工程前必须事先获屋宇署批准图则及同意，否则属于违例。这令旧有招牌成为僭建物，很多招牌在屋宇署的清拆令下被迫拆除，是大量招牌消失的主因之一。根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于2023年7月5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陈凯欣的质询，单在2022年，屋宇署在全港各区共发出1119个清拆令，进一步使香港招牌消失殆尽。

麦憬淮指“街招”已协助本港超过150间店舖保育招牌，利用拆除的招牌筹备不同的展览，甚或与不同师傅合作，以书法设计招牌，让更多人了解到招牌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艺术角色：

招牌其实是一个集体去看的一件事，不同的招牌组成的某一个街景，代表著那个城市，代表著那条街的特色。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