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城市绿洲的韧性 石梨坑村抗清拆:尽力打场必输的仗
“最不舍得当然是祖先兴建的屋、开垦的土地。当时石篱邨(公屋)尚未建成,祖先种下果树,这片土地养活了我们几代人。我们从来没有骚扰政府,政府也不应该骚扰我们。”从小住到大的石梨坑村面临拆村厄运,56岁的原居民叶卓莲望着前一晚亲笔写下的感受,哽咽得说不出话,交由侄女叶雯一字一句读出。
石梨坑村半隐在葵涌石篱、金山郊野公园之间,邻近石篱邨。去年9月,政府宣布拟改划地皮用途,由绿化带改为兴建五幢公营房屋。此寮屋村落已有百年历史,全盛时期有200户人,见证石篱变迁;村民世代自给自足,安居于山边,如今命运却只能交由政府定夺。面对杀到家门前的迁拆屠刀,即使自知胜算不大,村民仍贯彻与大自然共存的韧性,捍卫这块城市中的绿洲。
改变规划的消息公布后,叶卓莲的女儿周蔼铨和表姐叶雯迅速成立“石篱改建关注组”。自小在村内长大的两人花了三个月时间,向村民收集以往的文件、照片等,又透过口述历史重塑石梨坑村昔日的面貌。
石屎森林中的一点绿 点图了解更多位于葵涌的石梨坑村:
有村民述说,早于光绪时期(1875年至1908年),已有零星居民在石梨坑村位置自建木屋,但正式建村则要数到二战前。叶雯和周蔼铨的太爷(太公)叶荣正是开村村民之一,当年他从肇庆的罗定市来港,曾在葵涌从事搬运工作。叶雯和周蔼铨推测,当时附近平地已被人占用,于是叶荣与乡里便选择依山建屋。为方便农业灌溉,首批村民围绕由城门水塘流下的水坑而居,加上邻近石梨贝水塘,便在1950年代取名为“石梨坑村”。
亲力亲为 互助互勉 从大自然学会强韧
充足的水源让往日村民得以自给自足,6、70年代,包括叶家在内,大部分村民均开垦梯田,务农维生。叶卓莲小学时读下午班,每天日出前便会被妈妈叫醒,帮忙割菜。她如数家珍地细数各种农作物:夏天的瓜豆、冬天的生菜芹菜、大蕉,还有她口中的“石梨草”——白花蛇舌草,甚至为巩固梯田种下的茉莉花,叶家和隔篱邻舍一样,都会送到当时被徙置大厦第一至三座(现石排街公园附近)包围的露天街市贩卖。叶卓莲露出自豪的笑容:“很‘快脆’,一个早上便卖完,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们的菜)新鲜。”
以往村里没水电,叶卓莲的父亲,村长叶树佳在仁济医院的帮助下,于70年代成立互助委员会,为村民争取邮箱、石屎路、水泵房等基础设施,又引入电力和自来水供应,“以往要上山从城门水塘引水道的水渠取水,要搬水泥上山、设障碍物储水,再用水喉接驳山下,将水源引至居民住处。”随着互委会成立,石梨坑村的发展渐趋稳定,高峰时一村、二村人口曾高达200户,连同附近金山村合共有约2000名居民。
比起生活上的不便,台风侵袭才是村民最大的挑战。除了农作物“遭遇不测”外,叶卓莲居住的祖屋更遭殃——厨房整个沥青纸制的屋顶被卷走了,“没有了屋顶,厨房顿时很‘光猛’,雨水淋湿所有东西:雪柜、米缸、床铺⋯⋯”即使后来转用石棉瓦制的屋簷,仍会被强风吹起。大约2000年时,有次十号台风来袭,她记得当时屋簷和墙壁之间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空隙,吓得她抱住女儿大叫:“有光呀!好惊呀!”周蔼铨一样历历在目:“每次打风落雨,(水道内的)水就会泛滥,村路就会像‘滑浪飞船’(滑水梯)一样。”而塌树等大型障碍物,往往有待村民协力锯断、清理。
隔壁的叶雯家以往是由鐡皮、木板建成的屋,惟在她小时候被一次台风吹至破烂,她和家人遂于2002年用石头和砖块兴建新屋。以往居民大多亲手建屋,从坑内执拾石头,然后琢至所需大小及形状,亦会运用到红砖。虽然建屋时她年纪尚小,“只是细路仔玩玩”,仍学懂了搓水泥,笑称“像小时候搓面粉的放大版”。
身土不二 山林原野遍布惊喜
一片片田地,就是本土农业史缩影——随着内地输入进口菜,加上石篱街市改建后租金加至几千元,村民单靠卖菜入不敷支;而叶卓莲一辈的村民又出外工作,叶家的农田在2002年至2010年间逐渐变成休闲用途。尽管少有务农体验,年轻一代的村民仍活在村落的护荫下,拥有与大自然作伴的童年。同为“90后”一员,当一般同龄人看电视、打机,儿时的叶雯和周蔼铨却会将大蕉叶当作遮阳伞;家中养鸡和鸭,她们便会打闹着拾鸡蛋鸭蛋;又会在石头上画画,斗谁画得更好。叶雯笑说:“小时候放假,我会到处跑、到处玩,搞到整只脚伤痕累累,老师以为我被家暴。”
有别于在高楼大厦长大的同龄朋友,山林和原野构成了年轻村民们独有的回忆——周蔼铨还记得,小时候到同学家里作客,才知道原来住大厦要乘升降机。难怪她真诚地说道:“大自然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对大自然的谦卑亦由此种下,“其实我们都只是环境的过客,应该摸索如何在大自然生活,珍惜土地赋予的资源,而不是不断开发。”
屹立石篱七十载 见证社区变迁
石梨坑村虽隐身大自然,却非与世隔绝,尤其村长叶树佳与石篱区有不少互动。他曾在约1985年组织“石篱康乐组”,为石篱居民筹办聚餐、旅行等康乐活动。石篱曾有不少球埸,叶树佳听闻区内小朋友热爱踢球,便为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在叶卓莲的印象中,足球队曾代表葵青区出赛。踢完球后,父亲往往一改平时“一个早餐两份食”的节俭,“阔佬”地请队员们在区内茶餐厅饱餐一顿。1991年第四届区议会选举,叶树佳更毛遂自荐,与时任区议会主席李永达竞逐石篱区议员席位。
整个石篱邨分多期清拆再重建,石梨坑村则一直见证着石篱的发展。由叶荣建村时山头的木屋区,先后发展出临时徙置区、徙置大厦,以及石篱一、二邨等公共屋邨,石篱在数十年间出现四代不同住屋形态,而石梨坑村村民亦在期间经历两次“上楼”,搬往区内公屋。至今村内只留有约30户、共约70人,石梨坑村的面貌却是一贯,生活静谧不变。
区议员:石篱居民童年回忆 改划流程问题频生
见尽石篱变迁,石梨坑村终迎来变故,担任石篱(北)区议员逾20年的林绍辉直指拆村“完全不合理”。他从小居住在区内徙置大厦,形容石梨坑村为石篱“后花园”,是上山游玩的必经路,成为部分区内长大街坊的重要回忆:“我们常跑上山玩,捉蝌蚪、捉金龟子、玩豹虎,或到引水道嬉水。” 尽管现在村民不多,迄今仍有石篱居民会自发到石梨坑村内修葺环境,“石梨坑村都是我们的一份子。”
林绍辉续批评政府改划考虑欠周,流程上未有按部就班。本应先由城规会处理改划土地用途,再讨论建屋计划,政府却在去年9月13日葵青区议会会议上直接找来房屋署、运输署等代表列席,“明明十划都未有一撇,但好像已经一定会成事。”他又在会上询问关于石梨坑村居民安置及赔偿安排,但未获城规会回复。林绍辉坦言,大量区议会议席悬空下,政府疏于咨询,只在马路栏杆张贴通知。加上区内交通挤塞严重、屏风楼等隐忧,他深感无奈,只能轻叹:“政府想做的事,你都阻止不到。”
改划恐“越食越入” 赶绝石屎森林一点绿
自然、朴素生活,无疑是石梨坑村的两大代名词。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曾就石篱改划大纲向城规会申述,他表示是次改划范围原则上选址不当。吴希文担心,政府仅在雨季(约5月至9月)进行生态影响评估,或低估石梨坑村一带的生态价值。他在冬季前往视察时,部分观察和评估所述不吻合。他举例,他们见到怀氏地鸫等多个品种的鸫,又曾看到金头缝叶莺、铜蓝鹟、小白鹭等多种鸟类,但政府评估未有全面记录这些在石梨坑村附近出没的雀鸟。
吴希文解释,绿化带与郊野公园之间存在“生态连系”(Ecological linkage),林地间一直有动物穿梭。因此,倘若损害绿化带,雀鸟可能因为难以在此觅食,或受到高楼阻挡而减少前来,影响牠们的飞行路线,继而破坏“生态完整性”(Ecological integrity)。
他进一步补充,政府声称若发展该处,将砍伐约2100棵树,惟数字仅计算成龄树(Mature trees),未有考虑幼树和林下灌丛等。补偿方案同样不足,只计划在路边和屋苑平台补种约1600棵树,“那样的生态价值和我们现在于石梨坑村见到的一大片林地是不能比拟的。”
构想中的地盘与金山郊野公园最近距离仅100米,吴希文担忧如果事成,将开启迫近郊野公园发展的不良先例。除了生态影响外,更会失去城市和郊野之间的缓冲区,令城市面貌渐趋单一。
捍卫家园一呼百应 尽力打场必输的仗
得知改划消息后,叶雯和周蔼铨决定设立关注组,反对改划。她们原本只希望向村民传达资讯,后来竟惊喜地揭出石梨坑村的悠长历史,以及与石篱区的渊源,还有一直近在眼前的多样物种等。比想像中更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生态价值,让两人“越做越有动力,越想争取留在这里。”
幸运地,她们的努力获得公众响应。1月第一轮申述时,关注组在短短两星期已收到过千个意见,更有街坊自发协助,如根据政府兴建五栋公营房屋的计划,自制建成后的设想图,供之后申述用。然而两人深明胜算不大,“我们不是第一条村,也不会是最后一条村。”从事环境关注工作的周蔼铨表示,“过往十条这类村落中,有九条半都保不到。”她坦言曾犹疑是否要打这场注定会输的仗,但即使政府最后一意孤行,两人始终相信众人的付出会为家园留下见证。
过去几个月,叶雯联络村民做口述历史,周蔼铨则审视研究报告等相关文件,整理出历史、环境、规划等不同层面的理据,以反驳改划。准备下一轮申述的同时,两人发起导赏团、艺术创作、许愿节等活动,让更多人踏足她们的家,了解并体验石梨坑村。关注组又邀请本土研究社、风火山林等团体,就着是次改划从土地运用等不同角度分析,期盼引起更多人对土地议题的关注,“我们想集结不同人的专长,那怕石梨坑村只是一个案例,都希望可以创造到价值,贡献未来。”
“就算石梨坑村保不住,都有它可以做的角色。”或许这场家园保卫战最后仍是失败收场,但她们对输赢的定义有另一番解读:“若我们仍能争取到一些东西,也算是输少当赢。若你不去尝试争取,又怎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呢?”
拥有在大自然成长的体验,周蔼铨深感荣幸,她希望让大家知道,“香港不是只有我们村是这样,这种(与自然为邻的)生活形态值得被尊重和接纳,成为城市的另一种生活选项”。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植根城市绿洲的韧性 石梨坑村抗清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