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本土优先”成六七暴动后工运主调

六七暴动前，香港工会发展是“以政治斗争为纲”，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工会，都善于利用社会经济矛盾，挑拨市民与市民、社会与政府间的对立，最终酿成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骚乱。六七后，以政治矛盾斗争为主轴的工会路线极为不得民心，各派工会也开始转型，专注本土事务、保障劳工权益，并积极推动完善劳工法例。1970年代后的经济奇迹，可说是始起于告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

（本文原载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报第57期B16-17版，按此订阅周报）

谈起香港工运发展，六七暴动正是分水岭，香港今日的三大工会系统是在暴动后形成：势力最大、属下工会最多、资源充足的香港工会联合会（亲共派，又称左派工会）；左派工会冒起前独大于香江、左派冒起后与之分庭抗礼，及后影响力大不如前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亲国民党派，称自身为“自由工会”，又称右派工会）；与在六七暴动后勃兴的独立工会，其中以经过约20年整合而成立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被视为泛民主派）为代表。今日的格局与早期比较，已然大相径庭。

自开埠以来，工会运动已是香港政治、社会、经济史上的重要课题。有论者曾批评，港人劳工权益意识不彰，工运发展在香港举步维艰。然而，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工人运动正是发生于19世纪的香港（1841年的反人口登记法罢工），当中更有人把香港的工会经验传播至中国大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于1920年代成立之初，香港工人即占执委人数三分之一，足见早期香港工运的重要性。

因为地缘关系密切与人员流动频密，中港两地工运难免相互牵连，互为表里。国内的工会运动，深受国共两党的斗争或合作影响，亲国民党与亲共产党工会间时有倾轧。国内工会运动作为政治运动延伸的发展模式，也影响着香港工会发展。举例说，依靠工农运动起家的中共，早于1930年已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首位书记罗登贤更曾是太古船厂工人、省港大罢工组织者之一，是中共眼中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外，因应香港特殊的殖民地身份，国民党与中共也会借助在香港发动工运，借以向英国政府施压以作外交周旋。可以说，香港工会运动在发展早期，已与中港政局关系密切。如此一来，香港的工会斗争与政治斗争也自然难以二分。

工运第一期 大陆支部与延伸

1920年代到1930年代，可谓香港工会运动的起步期。1920年代，香港第一批具现代意义的工会冒兴——19世纪至20世纪初香港也有工会，不过其多为由晚清时期的“行业工会”或“行帮”转化而成。当中包括两大工会：香港洋务职工总会（通称“洋务工会”）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通称“海员工会”）。当时有“船上海员，陆上洋务”的说法，足见两大工会的影响力（时移世易，如今两会皆为工联会属会）。

洋务工会，顾名思义就是一群由洋务工人组成的工会。何谓“洋务”？在上世纪初，香港与邻近的贸易伙伴如广州、澳门的经贸事业几乎都被外国人把持，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经济命脉自是由英资垄断，陆上工人的工作场所也离不开英资、美资与印资等公司，而这一大批在不同行业服务外资公司或与之有关的工人，都被归类为“洋务工人”。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洋务工人维权意识开始高涨。1921年初，由陆上各行业组成的香港洋务职工总会终于成立——创建洋务工会的元老之一，正是曾担任中共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珠江纵队司令员等职，于文革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

至于海员工会，则由素有革命传统的海员组成。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经常以轮船奔走海外，从事革命工作，因此与香港海员接触甚多。在孙中山影响下，海员于船上组织剧社，以演戏向海外华侨筹款，甚至协助革命党人运输军火，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1年4月6日，全国第一个海员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的“海员工会”于香港成立。

在这些具群众基础而且组织力强的新兴工会带领下，香港在1920年代先后爆发了牵动国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局势的两大工运事件，即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与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两大罢工中，工会积极动员、串联工人，向港英政府抗争。前者开启1920年代全国罢工潮的先声，后者更动员工人十多万，几乎瘫痪香港，借以向港英政府抗争施压，争取华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及制定劳工法律以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制、废除包工制、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等应有权利。两场大型罢工行动不仅对香港工运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也足见国共两党的影响力。这些由国内政治势力组织及推动的工会运动，也引起港府警惕。在省港大罢工后，港府加强打击工运（如在1927年通过《非法罢工条例》），加上国共分裂导致国内局势更趋混乱，香港工运在欠缺组织领导下陷入低潮。

工运第二期 国共政治斗争优先

二战期间，工会运动稍为平息，随之而来的是呼应国家对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吁。国内著名工会领袖陆京士在1940年出版的《中华邮工》中撰有题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过去与将来——为纪念五一而作〉的文章，他说到：“最终我们要紧记总裁（蒋介石）的指示：‘现在全国有两大主要工作，一是前方抗战，一是后方生产，今天在后方生产，是和前方将士做了同样的神圣的事业，没有前方将士流血，不能保护后方生产，没有后方生产，也不能支持前方抗战’，中国工人运动今后必须在这个伟大昭示下努力前进。一方面加强组织、改善生活，一方面努力生产、支持抗战，完成艰巨伟大的历史使命！”工会取态鲜明：先公义后私利。

及至二战进入重要阶段，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本，香港工会人士也有支援抗日事业，其行动大抵与陆京士的呼吁相去不远。抗战胜利前后，中共羽翼渐丰，它与国民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本来已经与中国政治关系千丝万缕的香港工会运动，也无可避免地更受国共相争所牵扯。结果，香港工会开始隐约“拣边企”，决定工会立场到底是亲国民党或还是亲共产党。

面对如此政治局势与受1920年代工运前车之鉴影响，港府也谨慎应对并加强规管工会，终在1948年通过《职工会及劳资纠纷条例》，规范工会注册。这项新例驱使亲共产党的左派工会与亲国民党的右派工会开始各自整合力量。前者率先于1948年4月联合31间工会，组成“港九工会联合会”（即工联会，其后改称香港工会联合会）；后者则在同年9月，联合102间工会，成立“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工团总会）。起初，左派工会在会员人数与属会数量上都难比得上右派工会，根据香港“老左派”记者周奕在《香港工运史》的统计，工联会在1949年4月有属会31间，会员3.2万人，工团总会于1949年7月最高峰时期，则有属会118间，会员10.5万人，当中更包括港府的市政卫生与水务局两大机构（后者其后转投工联会），表面上势力最大。但工联会势力也不容小觑，旗下属会不仅包括“四电一煤”（电车、港灯、中电、电话与煤气）等公共事业，还有不少大型企业的工会。此外，工团总会的属会数目也颇为波动，从1947年筹备期间的54间，到1949年7月增至118间，但到1950年又降至62间。在中共建政、国民政府退守台湾、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工联会与工团总会的实力更是此消彼长，前者对香港工运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工团总会与工联会除了在争取属会与会员作斗争外，双方在香港两大暴动（“双十暴动”与“六七暴动”）也有直接冲突，而这种冲突更是血腥的。造成严重冲突主因是基于国共两党的敌对关系，而非双方对工人运动有什么实际分歧所致。香港学者张少强在〈双十暴动：冷战、晚期殖民主义与后政治行动〉，对195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之时，因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问题而爆发的“双十暴动”，有着这样的描述，“当右派工会跟厂方交涉之初，右派工会向厂方提出的要求已不限于悬挂国民党旗，还有指令厂方辞退所有左派工人，革除反对他们挂旗的职员，以及自此之后要经右派工会聘用新人……多家左派机构遭人纵火袭击（包括医疗所），大量左派工人（包括妇女）被右派工人痛殴、虐待、甚至活活打死。”据周奕《香港工运史》等记载，其时左派报章指部分左派妇女在事件中被右派工人“撕掉衣服，肉体欺凌，甚至当街强奸”，只是英国官方报告否认出现强奸事件。张少强在文章指，双十暴动在性质上“确实涉及大量主权宣示、政治复仇、国共对立，右派试图要在香港剿灭左派、霸占生活机会、抢夺工作地盘、扩大势力范围。”六七暴动期间，《大公报》在10月26日的社论中，也曾指摘港府：“纵容美蒋分子在乡村为非作歹，成立所谓‘民安队’，专门破坏新界同胞的爱国活动。”

这种因国共敌对引发的“代理人”斗争，在六七暴动之时甚至引发了耐人寻味的一幕——除了暴动外，左派工会发动大罢工大罢市，而同为工运势力的右派工会，却号召、组织工人照常工作，对抗由左派发起的罢工罢市。在1967年5月25日左派报章《大公报》发表名曰〈看谁在煽动 谁在造谣〉的社论，谓“何况今天的港九爱国同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对于横加于他们身上的暴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反抗到底的”，右派报章《工商日报》在同一天〈除暴安良，必须彻底！——是港府对暴乱份子采取更坚决行动的时候了〉的社论却指，左派工会的斗争与工业行动乃暴行与阴谋，谓“前天左派份子要胁中巴工人全体罢工，预早把几辆巴士横摆在北角巴士总站的出口通道，阻止自由工人将车开出，使香港交通一度陷于混乱。昨天港区巴士有部分照常行驶，九龙巴士则在上午停驶了三小时，左派的‘罢工’阴谋，仅如昙花一现。但左派份子此举不仅显出了他们力量微弱，更激起了全体市民的公愤，特别是住在港、九郊区的劳苦大众，他们要被迫改坐九人的士或临时行走的小型货车，除了负担增加，还有诸多不便。”

六七暴动后翌年，《工商日报》于4月7日名曰〈港九自由工人必须加强团结，港共仍图策动新捣乱，我们不能松弛戒心〉社论更指——“参加抗暴（按：暴是指六七暴动）的自由劳工，大部分是属于‘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简称‘工团总会’）一百零三个工会的，少数则是不隶属工会而深明大义者。‘工团总会’最近为了应付港共份子的挑战和渗入，决定加强工会与工会之间的联系和互助，使自由工人能进一步团结，誓为抗暴而奋斗到底。”在同一社论中，其更强调右派工会“工团总会”是站在港英政府一方，称“‘工团总会’的加强属会联系，其出发点是团结自由工人，提高警惕，协同港府当局，继续抗暴，此是纯粹为了港九居民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与和平，性质上绝非‘政治活动’，而是履行每个居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众安宁。它更不同于港共控制下的‘工会’活动，他们向来是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如同挑拨劳资情谊，制造争执借口，煽动工潮，怂恿工人对港府当局正面为敌等等”，更直指左派工会口中的“反英抗暴”其实是“港共用‘工会’的名称祇是一种掩饰，实际上是在干着颠覆的勾当”，更谓“此即在去年港共进行疯狂暴动时，港九自由工人坚决为港府作后盾，从无贰志。于此可见港九自由工人不但是守法的，而且具有维护法律不受破坏的决心”。平情而论，六七暴动固然有着严重的暴力成分，其手段也绝非和平，但工联会为工人向港英政府争取权益此一职志，不能因为六七暴动的恶行而一笔抹杀。相对而言，《工商日报》说“港九自由工人坚决为港府作后盾，从无贰志”，也难说是反映实况。但在国、共两党的影响下，左、右派的报章与工会文争武斗，不少工人沦为两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时期的特点，一言蔽之，即是国共双方各以其所属的香港工会为“代理人”，于本港明争暗斗。1950及1960年代工会斗争的最大教训是，若然在追求政治诉求的同时，贸然诉诸暴力手段，不论其背后有多强大的国家机器支持，也难以赢得社会支持。双十暴动后右派工会一蹶不振、六七暴动后左派工会成为众矢之的，都是对企图把社会运动诉诸武力者的沉重历史教训。此外，在政治斗争挂帅下，这时候的香港工会严格而言仍然欠缺清晰的本土定位，只是国共两党的政治棋子。及至六七暴动结束、四人帮倒台后，中共调整对港政策，独立工运渐渐擡头，此一格局才慢慢步向历史；也就是可以说，六七暴动是催生香港“本土”工运的关键。

工运第三期　独立工运擡头　本土权益优先

在本报整个《六七暴动专题系列》中，一直念兹在兹的是“六七暴动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此一论述在从港英管治、香港人身份认同以至工会运动有不同层次与意涵——六七暴动对于左派工会而言，可谓使其元气大伤。据周奕《香港工运史》，巴士工会在左派工会中实力较强，惟大量会员在暴动期间被资方开除，到暴动结束后只剩下数十名会员，理事会要到1970年代才重新建立。这种“大伤”不仅体现在相关工运人士或被资方解雇、或被政府拘捕、或被击毙、或被驱逐，更体现在左派工会的形象与正当性大大受损。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左派工会此前的“暴动”、“革命”、“造反”的合法性顿失。相对而言，力抗“左暴”的工团总会的列报会员人数，则由1967年底的28,650人，急增至1970年的36,280人。

左派退场也与国际局势变化有关。1970年代中苏交恶，关系恶化至顶点。与此同时，中共与英美国家关系渐渐改善，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为标志，中共希望香港暂时保持现状，并不希望再次爆发另一场暴动，以致香港成为损害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楔子。内外交困下，左派工会也因此转趋低调，减少工业行动，埋首于加强工会的服务与福利工作，战后香港工会因受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操纵而形成的“二元格局”由此掀起变化。

以1968年成立的港九拯溺员工会与1970年成立的香港邮政局员工会为代表，谋取本港员工福利为优先政策、并拒绝加入任何左、右派工会的“独立工会”开始擡头，成为打破二元对立的中间势力。这一方面固然是得益于左派工会在六七暴动后转趋低调，同时也得益于右派工会的退场（国民党政府受制于不利的国际情势，开始埋首于台湾本土建设，减少支援右派工会）。这两方面的有利环境，提供了让独立工会迅速发展的空间。

中间独立工会或工运在六七暴动后得以发展，也标示着工运进入和平与理性年代。1960、1970年代，香港先后发生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保卫钓鱼台、护士争取同工同酬、认祖关社、文凭教师罢课、反贪污等社会运动，其中护士、教师罢工与反贪污都与争取劳工权益直接相关。工会或社运转型得以实现，除因为左派势力在六七后偃息，还有赖市民与警方调整处理示威、游行的手法。大体上，左、右派暴徒的激烈示威方式在六七后已不复出现。示威方式大吹“和风”下，公务员陆续加入、组织工会，以维护劳工权益——相关工会数目由暴动前的41间，升至中英谈判时的逾133间。中间工会推动非暴力抗争下，成功令港府在1970年代推出一系列政策，当中包括在1972年通过《劳资审裁条例》、1973年成立劳资审裁处、1974年通过《遣散费条例》等等，显著提高对雇员的保障。

不论港府是积极还是被动推动社福政策发展，这客观形势也令工会无法再以传统模式发展。六七暴动后，港府虽然表面不承认社会经济因素是引发暴动的主因，但仍然全面反省施政不足，并吸收1950、1960年代数次暴动的教训，加上独立工运的催使，致力提升政府效能，促进社会福利，具体回应社会、特别是工人的不满。举例说，1968年提出的33项劳工法例之改动，其中一条乃适用于全港所有雇员的《雇佣条例》。《条例》从合约期限、工资、假期、长期服务金与反工会歧视等层面，全面改善工人福利，至今仍是保障劳工权益的基础。政府在劳福方面的政策改向，不但使劳工阶层明显受益，令社会经济矛盾不致恶化成严重政治、暴力冲突，更有效地缩减左派工会的活动空间。

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从业员也开始对受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影响的左、右派工会的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并认为工会运动未能保障本地工人权益；同时，也有雇主善于驱使左、右派工会鹬蚌相争，以求打压工会运动，从而令工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如在1970年的大东纺织厂抗争事件与同年的海底隧道焊接工罢工事件等，皆是工人不满传统工会未能反映其诉求，或左、右派工会因门户之见而牺牲工人利益，转而自发组织工业行动。因此，在工人选择离弃传统工会的大势下，左、右派工会也不得不开始检讨“意识形态优先，工人利益放后”的路线。

除此之外，香港经济的宏观结构产生变化，对以本地工人利益为依归的独立工会冒兴也提供了空间与诱因。1970年代，受国际政治及经济情势变化（如国际能源危机）影响，政府推动工业转型，金融服务业等新经济领域开始发展。这些新兴行业当中，有不少还未被传统左、右派工会“占领”，因而造就了新型工会兴起。凡此种种都促使愈来愈多工人自1970年代开始自发组织工业行动。

刘千石总结工会运动时说到：“八十年代以后，无论‘左’、‘中’、‘右’的工会，都更积极地关注本地的问题，较愿走在一起反对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像工业安全运动、反对两巴加价、要求提高入息税免税额、争取改善遣散费法例等社会行动中，我们都见到各方工会与劳工组织的代表积极参与，遇到某工会受到压迫事件，如地铁公司对地铁车务部职工会工业行动发禁制令，他们都齐声表示关注和支持，同时，都开始把工人权益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明显可见的是，这种“以本地问题为最重要工作”的宗旨，与始自于六七暴动后关注本土民生、告别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一脉相承。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