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创新求变　安身立命迎挑战

这些显然不是香港老百姓或精英阶层关注的事情。因为香港市民仍在闲谈阿叻维护粉岭高球场存留的伟论，担心立法会议员马逢国获准携违规发型啫喱上机会否影响飞行安全，忧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预测老人院舍倒闭潮会否影响晚年生活，甚至揣度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顿悟的“凡事不要做得太过分，要走中庸之道”有何启示。当然，不关心世界政经局势的港人都知道“土地大辩论”，因为辩论结果关乎港人能否安居乐业。这就是世界与香港之间的冰火二重天。

张建宗司长所说的“中庸之道”，或许反映香港官员潜意识里少做少错的从政心态。他们不认为香港有所谓既得利益结构，未意识到要求港人推崇“中庸之道”就是要维护扭曲的结构现状，取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改建公屋，或许就是违反“中庸之道”。对处于弱势的中低阶层，只能容忍低工资、长工时，朝不保夕，并饱受生活成本上涨折磨。

相对而言，张建宗所说的“凡事不要做得太过分”，或许亦可理解为对官员和商界的批评。也许在他眼中，以往政府资源向商界倾斜，致香港经济社会结构陷于困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革的地步。他是在呼吁精英阶层，应深谙“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事事不能去到尽，留有余地，将老百姓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只会鱼死网破。至于张建宗何出此言，也只有他才能道破原由。

竞争与合作并存　湾区发展助转型

近日，负责香港事务与大湾区发展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南下考察大湾区时强调，大湾区对“一切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摒弃”、“一切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都要大胆改革”、“一切制约创新的管理方式都要促其改变”，在在提醒香港官员必须更积极进取，反躬自省，强势改革。大湾区发展虽然是地区合作计划，却无法改变各地之间的竞争现实。香港人熟悉龟兔赛跑的寓言，正是反映香港与深圳过去几十年关系的绝佳案例；然而，更大挑战却是来自整个大湾区，我们又是否甘于在新一轮赛跑中敬陪末座。

以创科为例，香港的专上教育根柢深厚，但是港府从未正视科研经费不足和产学研未能衔接的问题，令科研人员心灰意冷，24名在港两院院士去信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求支持香港科研，实为一大警示。国内资金充裕，政策便利，吸引不少香港研究机构北移。香港科技大学拟于广州南沙开设分校，利用南沙的无人驾驶汽车试车场，解决过去科大多番申请在港试验无人车不果的难题。然而，特首林郑月娥却表示，鼓励本地大学在大湾区开设分校。她究竟是对香港面对的区域挑战毫无意识，抑或对自身优势过于自信，以为内地城市无法望其项背，只有东京、伦敦、纽约才是香港的同侪，实在值得深思。合作当然是大湾区发展的主要内容，但提升香港在湾区的竞争优势更是前提，这才是合作的先决条件。倘若中国没有竞争力，人微言轻，如何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如果香港当年未具经济实力，又如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助推器，受到大陆人民的尊重。

香港的教育体系在大湾区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应在资源分配及法规上拆墙松绑，吸引人才、落实产业化，振兴本地的创科产业。如今院校纷纷北上，无异于将香港的优势拱手相让，将研究人才、科研成果流到别人田。这些未明自身优势弱项的政策，既不是合作的内涵所在，更不是通过湾区发展，促进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应有之道。

社会矛盾需消弭　官员莫等闲视之

最近，扰攘多年的社会冲突相继完成司法程序，特别是以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为代表的港独和暴力抗争，由于梁天琦暴动罪成，似为事件画上句号。这位出生于武汉、快将踏入27岁的青年，仿佛反映着港青的无可奈何，宛若承载着时代的盛衰起落；或许他就是香港的缩影，找不到方向、对未来焦虑、无法接受身处的现实，更对过往的欺瞒感到气愤，最后犯下悔恨一生的错误。可惜，这种心境换来的只能是牢狱之灾。香港的年轻人就只有这样的出路吗？延绵数载的青年抗争未能开悟香港人的麻木无感，无法唤醒精英阶层的醉生梦死。人们担忧即使年轻人付出如此代价，揭橥施政进退失据、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港府直到如今却仍未敢正视问题症结。

占中运动高举着“真普选”大旗，旺角骚乱拥抱着虚幻的港独意识。但是大型的社会动员，从来都是由多重因素决定。占中爆发前的反东北示威，表面上出于青年对于保育议题的关切，当中还牵涉东北新市镇公私营房屋比例、粉岭高尔夫球场发展等民生议题；在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发展区的前期拨款申请期间，青年包围立法会，引发激烈冲突，被捕者众。

当日青年的抗争，表面看来集中在意识形态的抗争，难以广及普罗大众，他日抗争聚焦于民生议题，参与者将是一众老百姓；香港政府冀修补撕裂，稍有不慎，成果将毁于一旦。青年问题严峻，但政府成立的青年议会、增加大学宿舍等措施，既未对症下药，甚至难言治标。当前的社会问题以房屋议题最为迫切，其次是为青年增加就业机会及晋升阶梯。多年来大专毕业生的入息中位数只见寸进，楼价却高踞不下，收入与生活成本严重脱节。就以近日居屋单位估价首破千万元，可见问题已经达到疯狂地步，政府必须彻底改革房屋政策。归根究柢，楼价高企源于港府的房策失效，其本源在施政无所依据。政府必须大幅增加公营房屋比例，保证市民享有适足住屋权，同时借助提升房屋总供应量，改变私人市场的严重失衡。

土地大辩论的焦点是房屋政策改革，其前提是政府重掌土地发展主导权。然而，政府与商界不断扭曲辩论主题，包括提出各种公私营合作模式，混淆视听。过去的经验足以证明公私营合作的旧模式未能解决房屋供应问题，政府需要重新设计方案，并且针对公营房屋供应量。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近日指出，公私合营不乏反对声音，较多意见提出政府可用《收回土地条例》征地，这已经为政府如何思考解决方案响起警钟。近日以“香港愿景”召集人身份发表研究报告支持公私营合作的曾钰成撰文，借三个茶客的对话劝谏，指出林郑月娥只要发展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她的民望立即登天，之后她要什么地便取什么地，谁可以阻拦”。若然改革有庞大的民意为后盾，政府理应一无所惧，驱除心魔，勇于革新。

香港曾经自傲为国际大都会，如果无法克服发展困局，未能摆脱结构泥沼，国际大都会的声誉只是徒具虚名。从政者应为生民立命，施政顺应民心，体察民情。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就是要服务于市民的福祉，可惜不少人将其本末倒置。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香港或许并不需要过分担忧波诡云谲的世界政局，但官员意识不到时代的变化，掌握不了变化迎来的挑战及机遇，香港就真的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那时候就真的会被“大时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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