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工时或胎死腹中　谁来照料基层有加辛无加薪苦况？

据悉，劳工顾问委员会周三（23日）的会议中，透露政府无意推行合约工时或标准工时，而只会为 11 个行业制订工时指引。消息若然属实，无疑已判定标准工时立法死刑。在一个金融主导的城市，一刀切设置最高或标准工时，或者未必适合。但香港长工时问题严重，平均每周工作时数冠绝全球，针对部分长期受资方在工时上不适当或过度剥削的行业，如清洁或保安业，设置应有的法定保障，则是负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若然不能给社会一个合理交待，则难言施政为民，与民同行。

梁振英在任期间，虽然口实而惠不至，但始终将“退休保障”、“取消强积金对冲”和“标准工时立法”视为亟须解决的劳福三座大山。新一届政府，已在退休保障方面有了清晰的方向——不会推行全民退保，但会加强长生津等系列津贴。强积金对冲虽然有了初步方案，但商界近来“大举反扑”，政府还未能提出一套各方信服的方案。这两者可以说是有走样之嫌，也可以说是延续了前朝政府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剩下来的标准工时，能否不走样地立法，社会早在心中打了个大问号。

不出所料，政府果有倾向，用比合约工时更不堪方式，为11个工种制定工时指引，试图蒙混过关，回避责任。

劳资权力不均等　政府罔顾保障劳工责任

在香港，劳资谈判从来都不是在对等的环境下进行。劳方不但欠缺强而有力的工会组织，甚至欠缺保障谈判权的法律。在这情况下，政府本有守公义的责任，协助劳方争取更合理的薪酬与工时待遇，保障弱势的基层员工免受强势的资方剥削。但在推动标准工时的立法上，港府明显未尽这份责任。

在这大环境下，劳方虽处势弱，但在一些基本原则上，一直坚持底线，也就是必须解决工时过长、被迫无偿加班或多劳不能多得等问题。具体要求上，就是争取每周工作 44 小时，加班补偿为工半（原时薪的1.5倍）。概括而言，就是要告别“有加辛、冇加薪”的剥削年代。

然而，在资力的强势引导，与政府官员在面对商界代表前一贯展现“小政府”姿态下，劳方就连争取这样卑微的低要求，也是寸步难进。梁振英政府在任期后段，提出以合约工时代替标准工时，就已初步断绝了劳方争取合理工时的前路。一如前说，香港没有强势工会，要劳工自行与资方协议工时，只是送羊入虎口而已。老板要求洗碗工每周工时 60 小时，弱势的员工能拒绝老板提出的“共同协议”吗？是故，劳方代表一直是极力反对合约工时的建议，更是期待政府能合理地伸出援手。

令人想不到的，是林郑政府会走得更绝——既然劳方不要合约工时，那索性什么也不要了，搞个工时指引就好。到底工时指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员工收入，又或阻止资方无理剥削，巴士司机等职业已充份说明之。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明白——长年在劳工议题上辛劳工作的林郑月娥与罗致光更是不可能不明白。那么，市民大众要怎样理解政府打算以工时指引了结标准工时的讨论？劳方代表邓家彪“睇唔到政府有意承担”的说法，相信足以代表绝大部分基层劳工的心声。

工资工时均保障缺一不可　政府须积极反思

须知道，制定标准工时与提高最低工资两者，对保障劳工生活质素是缺一不可的。简单地计条数，若然最低工资检讨后定于45元（职工盟现争取44元，工联会则争取42.5），又若然标准工时定于每周50小时，基层劳工才能大约勉强赚取接近一万元的月薪。以香港今时今日的物价而言，也是难以存活。但目前的基层劳工，就算工作时间远多于每周 50 小时，也赚取不多万元月入，其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政府本来应该透过同时规管工时及增加最低工资，改善基层工作收入，改善草根生活质素，但目前最低工资检讨难关重重，标准工时遥遥无期下，劳苦百姓要指望林郑月娥与罗致光为民纾困，恐怕只能愿望落空了。纵使最低工资检讨成果不俗，基层劳工仍须忍受长工时的剥削，生活质素终难改善——当然，我们也不会天真地相信，政府真的具备大幅提高最低工资至合理水平的魄力。

回顾新政府上场之初，不少人确实对林郑月娥与罗致光这对“黄金组合”抱持极大的期望。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香港的劳工市场可以出现根本性的变革。香港可以透过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的改革，告别以往基层劳工在“一次分配”时受尽资方无理剥削的局面。甚至有人会期望他们可以改革劳工市场体制，令香港的强势服务业，可以既带来工作机会，更带来合理薪酬。林郑与罗致光上任快一周年，曾发过梦的人基本上都已经醒了。但标准工时立法失败的“警世钟”，除了敲醒部分仍期望公义社会可以到临的小市民外，难道真的不能惊动一下林郑与罗致光，令他们回想一下从政初衷，到底他们是否还有意愿，为香港构建更为理想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