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矛盾】服镇静剂上街　惊恐症少女被赶出家门：家中无人明

8月25日，25岁的宝怡（化名）参加了葵青及荃湾区的地区游行。沿游行路线走会途经她家，她撑着伞，回眸看了居所两三眼，头也不回就离开。“我回去只是睡觉，就好似酒店那样。”她赶往即将爆发冲突的杨屋道，一边上装备，一边整理救护物资，准备随时替示威者洗伤口。她不是前线“勇武派”，未曾参与冲击，但在家人眼中，她是“暴徒”、“搞事”、“扮晒嘢”。一次争执，她被赶出家门半个月。离开了家，她暂住酒店，却睡得比以往更安稳。“屋企反而睡得不好，有种无形压力，始终没有人明白你。”她苦笑，仿佛离家出走应是哭哭啼啼，自己倒是得到解脱。摄影：郑子峰【“撕裂社会中，亲情何价？”系列．二】

“我本身有病，怎么可能这样赶走自己的女儿？”2月某天，宝怡忽然不由自主地感到强烈恐惧，全身麻痺，心跳加速，没法呼吸，整个人跌坐在地上。五日后，她确诊患有情绪病惊恐症，原因不明。“有惊恐症的人脑子无法休息，不停有种好像猎人寻找兔子的意识，而你就是那只兔子，总是觉得下一秒就要跑，经常好紧张、好辛苦。”

何事会使病症发作，连宝怡自己也没法估计。“不定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无法预测，避不了。”她定期接受精神科医生治疗，处方的多种药物，包括血清素、安眠药、退黑色素等，能压抑她的情绪，甚至令她没有情緖。她习惯出门前吃镇静剂，每次都成功一整天保持平静。唯一一次例外，是在6月12日示威者包围政府总部一带那天。

612日与夜清场　镇静剂失效

那一天，示威者聚集政府总部、立法会、龙和道及夏悫道，试图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警方施放约240发催泪弹、约19发橡胶子弹、3发布袋弹及30发海绵弹，在金钟、中环一带清场。宝怡那天一早到达夏悫道，当时示威者已成功占领政总一带，有人掘砖与警方对峙，气氛紧张。宝怡一到场便看到急救员擡出一个被警棍打伤、血流披面的人，又见到有人满身胡椒喷雾，众目睽睽下，脱剩内裤用生理盐水冲身。

催泪弹在脚边爆开、打人、流血等震撼场面令镇静剂药力失效，当天中午，宝怡惊恐症发作，不能呼吸，几乎晕倒，幸而朋友在旁，拉她到有冷气的地方休息。没有水，她只能用口水干吞下一粒镇静剂。但之后的精神状态已严重受影响，她吃不下饭，开始失眠，要服用重剂量安眠药才能入睡。

“我是不是在摧毁这座城市？”

政府曾将“6．12”冲突定性为“暴动”，后来才改口称为“骚乱”，但不少示威者均担心会被秋后算账。宝怡在两星期后才敢去看精神科医生，这位医生由2月起已跟进她的病情，她心底里对医生有份信任，坦白说出当日经历及因此受困扰而失眠。岂料，医生听完态度大转变。

“这里有黑衣人，我无法判断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我觉得你们不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你知不知道当年中国的红卫兵是怎样产生、运作？你现在做的事情跟红卫兵没有分别！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如何完结？就是这座城市被完全破坏，什么东西都烧光，那就是这件事完结的一刻。”宝怡转述医生当日的批评。

宝怡被吓怕，不敢再向这位医生求诊。她觉得，医生作为专业人士，不应如此不负责任，“为什么他要这样责骂我？”她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在摧毁这座城市？”

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想保留城市的优点难过了数天，她主动翻起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文革红卫兵不是形容我们，应该是蓝丝，是他们批斗我们，而我们不是要破坏城市的优点，而是想保留，想令它进步！”

五年前雨伞运动，宝怡只是有空路过参与，五年后她全身投入社运，自言是因为看到社会各种不公平现象，以及政府的不作为。她不单渴望真正撤回修例草案，还希望政府不要再硬推“大白象”基建工程，希望政府履行“一国两制”承诺，实行双普选……“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生小孩，但如果二十八年后我有下一代，我会想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蓝丝家人拒理解　反指有病、被洗脑

这些想法在宝怡的同路人之间也许很普遍，但其他人未必理解。宝怡在家里也要面对这样的矛盾，因为她父母、二姐及其男朋友都是她所说的“蓝丝”。“家里人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病，所以我想事情时这么‘冲动’、‘偏激’。我跟他们说没有关系，我的病跟我的思想没有关连。”家人又会指摘游行示威的人是收了钱，她是被人洗脑，“他们说：‘你这么蠢，当然不会成为收钱那一批。’”每一句都直捅她的伤痛处。

7月1日，示威者冲占立法会大楼，外门玻璃损毁，宝怡的父母极为愤怒。不善表达感受的她，凌晨在妈妈面前哭近一小时，声泪俱下指出警察执法时有滥用暴力的情况，但妈妈只是叫她食药。其实，她很想改变他们的政治主张，曾多番尝试，但不奏效。“大律师公会都有讲很多反对（修例）原因，他们都不愿意相信，那就没什么好说了。”

8月10日晚上，示威者于多区快闪堵路，宝怡与家人观看晚间新闻时终于起冲突。

“现在这些不是政见问题，而是你们有没有良知。”宝怡指摘年长三年的二姐。

“什么叫没有良知？本来我也很支持你们，本来我也觉得‘反送中’是对的，但是，你们后来又冲击警署，又丢砖打烂别人的玻璃、丢石头，又打警察。这是什么？不是暴徒又是什么？”二姐反驳。

“那么警察打你的妹妹，用催泪弹、警棍打那些小孩，又对不对？我们的朋友被警察打得背部、腋下、大腿瘀青，他被人打是不是因为他做错呀？”宝怡说得声嘶力竭。

“如果他不出来搞事，怎么会被人打？”二姐说。

“你觉得警察对吗？”宝怡说。

“如果不是警察，谁来维持治安？谁来执法？”二姐说。

这时妈妈加入劝架，“你们收声吧！很多家庭因为这样而破裂了。”宝怡难忍怒火，她不是认为警方不可执法，但始终觉得手段不能强硬与暴力：“什么叫收声呀？这是黑白之分，良知问题！”在家中一向与子女甚少沟通的父亲突然加入骂战，不停用粗口大声斥责宝怡。一旁的二姐附和：“你这么有本事，就自己住吧。”宝怡在朋友帮忙下，含泪离家。

每次出去‘发梦’难道是贪好玩吗？每天都三十几度，又热又辛苦，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守住这个家，可是家里人却不支持你。

政见成死结　关系僵持

宝怡认为父母狠心，没有顾及她的感受，但也会想与家人的关系是否要僵持下去。有一晚，她在殡仪馆附近栖身，遇上招魂仪式，她入睡时觉得荒凉，“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她叹气。

宝怡出身小康家庭，父母各自经营生意，日夜打拼。“他们可以365日都工作，不休息。”她认为这使他们忽略了政治及公民权利，觉得示威者搞乱经济，影响生计。她的成长过程中，一家人永远不会全部同台吃饭。她自小独立成长，父母习惯以金钱表达爱，她想要什么都送给她。

曾经有人在网上讨论区说，在运动中被捕、受伤不是最难过，家人的不理解才是最伤心。宝怡认同，“每次出去‘发梦’难道是贪好玩吗？每天都三十几度，又热又辛苦，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守住这个家，可是家里人却不支持你。”她在地产公司当文职，朋友不谈政治，连家人也不明白，使她的情绪更压抑，只能偶尔绘画放上网抒发心情。她期望家庭是个能抛开包袱、面具，能毫无保留分享感受、经历的避难所，但却觉得现在这个家只会在她不开心时叫她吃药，从不理解她为何不开心。

过了这一次更觉是死结，本来关系已经是用钱建立，经过这件事，更加没有什么好说了。

入住酒店两个星期后，妈妈放软身段，令她折服回家。但现在回到家，四个人不再一起吃饭，各自买饭入房吃。一屋沉默，回家只为了睡觉。

宝怡想过，若再因政见起争执，她一定会搬出去住，直至她口中的“光复之日”来临。但她其实没有太多钱，月薪不多过两万元，自己算计着最多够住三个月酒店。

总有一天要回家，未来还有很长时间要面对家庭关系，怎么办？她说想不到，也相信余下日子都是得过且过，最多不谈政治、不谈立场，甚至完全不谈话。“过了这一次更觉是死结，本来关系已经是用钱建立，经过这件事，更加没有什么好说了。”

上文节录自第17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9日）《撕裂社会中，亲情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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