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反思・70后】两70后正义道向左转向右走　悔疚、懦弱、迟来

7.1游行，年青人在太古广场前方的桥底石壆挥手，想叫游行队伍的人往右走向金钟声援包围立法会的示威者，Emma（化名）在一阵又一阵的呼声中继续向前走，在太古广场待了一会，便回家去。“我没有向右转，说真的，我也认自己懦弱。”右转的立法会抗争现场，阿琛（化名）戴著口罩游走各处，走在前线运送物资、发放讯息。
两名70后，一个自认和理非，一个自言紧急时刻会冲，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太迟走出来了”，他们说。

70后的我，游行后没有转右

一年前，Emma没想过自己会走在烈日下的游行队伍之中——六九反修例游行是她人生第一场参加的游行。7月1日，她一边坐在湾仔庄士敦道快餐店等候大队，一边说：“有些年纪比我大的朋友说，阿太都说了撒回，觉得不用再上街。我见利东街她反悔，信唔过。五大诉求一个都无回应，点样做带领香港人嘅人？”

Emma是别人口中的和理非首游族，在“民间人权阵线”宣布游行集会结束之前，她通常早已离开。“总觉得夜晚很危险，因为不知示威者做什么，警察又会做什么。”6月9日，她在家里看到警察驱赶示威者的片段，很愤怒，“边个落命令放催泪弹，一个推一个，如果觉得命令是对的，为何不肯认？”结果每次民阵再号召游行，她都出席，即便丈夫并不特别同意，也未有同行。

“我们尝过自由的甜头”

“我那辈人觉得政治制度会自己运作，不关我事的。”她说：“九七时你十几岁，之前自由的甜头，我们这代享受了。”成长在屯门屋邨的Emma，爸爸是个打工仔，妈妈是家庭主妇，都在香港出生。父亲一直不喜欢内地国情，“现在他老了，收了火，有时珠海两日团都会去。”一家人不多谈政治，她自然没有多理，“以前屯门很封闭，感觉政治是九龙香港的事，不关新界事。”

从一个屋邨妹，变为今天有楼在手、有个小儿子的中产阶级，她想自己的人生倒算无风无浪。成长时物价指数不算高，父辈勤劳工作，金融风暴没有波及不太会投资的小家庭，政治事件牵涉不到少年少女的生活里，大学毕业后挨过2003年的低迷经济，也能储下一些钱，由父母帮忙付首付置业。“至少不用愁没钱使。”

“直到今天做了个废中，一路相当平稳。成长之后，发觉中产大部分觉得不需理政治，因为不切身，小市民也控制不到，等当权者同议员处理啦。”多年来她没有参与过反《23条》游行，对反国教运动没有太大触动。

以前觉得投票就是尽责

这种心态直至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任，完全改变。“他上任后，发觉中国政府真的会差只脚埋嚟。”雨伞运动时，她因怀孕而没有到现场，但她会在父母闹示威者阻街时解释真普选的诉求。今次反修例，儿子几岁大了，“看了很多资料，发现小市民不一定不被修例影响，你始终不知身边有什么人跟中国有关系。这是为下一代著想，也不是为自己了。”

“都有想过是不是太迟走出来，我认以前我是政治冷感，以前觉得尽责任就是投票，完。”她苦笑道：“我赖自己是70年代的人，享受了经济成果。”但是她的转变不一定带来同伴，她那一代同学大多仍然没有对修例发表什么想法。“平日分享相片很多回应，但你一分享政治事就没反应了。我不会说他们自私，他可能有其他想法，只能说他们看得不够远。”

70后的我，在示威现场当哨兵

在太古广场往右转，另一个战场上，阿琛穿著一身黑候命。连串社会运动里，示威者一直有所分工，有人做前线，有人传送物资，阿琛做的则是哨兵，一时全神贯注看电话，一时环顾四周。“警察会随时在静的地方出现，要睇定环境。我的角色未必好前，但想保护示威者，减少受伤，所以帮手发送讯息疏散。”

阿琛以往一直做基层社福工作，但他直至2014年雨伞运动之前，都不觉得大政治跟自己有关。当时他刚结婚，回港时，夏悫道已经炸开第一颗催泪弹。“想不到香港变成这样，警察用的武力原来去到这个阶段。”他说：“以前政治敏感度的确不足。”

个人主义的一代？

分别访问的两位70后受访者，都认同自己那一代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代。阿琛出生在公务员家庭，偏偏读不好书，“他们想我成为他们想要的那个人——不要搞太多，稳定工作、建立家庭。但我做不到嘛。那种高压气氛和不断否定你，你很想离开又离不开。”为了摆脱家人限制，中学毕业后他去做金融业工作，打几百个电话cold call，换来十多个会面和一单生意。

后来他度过两年高峰期，陷入了冷场的季度。当时经纪没有底薪，时值2003年左右，经济不景气。“无底薪，差卡数。点呢？没钱了，对鞋著到脚趾公位置穿个洞都继续著，下雨的时候走过公司地毡，会有水印。”他绝望之际，曾经把心一横骗客人钱。

不论是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回归，少年阿琛当时都觉得与自己无关。1989年六四时候，他听著新闻哭了，但那种悲恸更像是不知就里的同情心。当时工换工也只有月薪七、八千元的他，世界只有卡数和还钱，“借完又借，无就再借。真的只想到自己。”直至客人发现受骗告他，人生这才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阿琛犯事后被判社会服务令，后来走入宗教机构做服务，做相关弱势社群的工作，跟父母担任的政府部门可说是天敌。开初几年，他自觉做的只是小日常，无关大政治，倒是逐渐看到社会底层的生活面貌，他们如何卑躬屈膝，被政府部门欺压。“官见到他们不懂规例就虾，见到我们懂得找传媒就肯见面。”雨伞运动后，他开始想民主政制的问题，也因为读到《地产霸权》，意识到贫富悬殊与政策倾斜有关，近年加强了做倡议和充权工作。

6.12后　“我对不起00后”

今年六月，他多年的悔疚临近爆发点。6月12日，他和老婆、同工跑到反修例三罢现场，那天牧师在警察防线前唱圣诗，突然一个女孩大喊举手，催泪弹的烟就浓重地涌来，大家向后退时，要跨过石壆，“有些中年人不够力、仆倒，有点忙乱，有人爆粗有人被拉。迎面而来的多是大学生，也有些可能是十几岁。”他说。

之后的6.13，他跟老婆吵了一架就出门往中信天桥默站。“她不想我出去，但我觉得我要去赎罪，那么多年我真的没做过什么，我对不起00后。我想罚自己企，想想如何继续参与。”他是个行动派，很快便加入朋友办的物资站和当哨兵。“不冲就支援，前线需要你support。”七一当日占领立法会，他跟其他哨兵散落各处，协调疏散示威群众。

时光倒流的话，夹在70年代末、又未到80后的他，会希望自己站天星、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前线。“那是我最聚焦个人的阶段，我不明白为何要占码头。现在明白，革命是从本土文化开始。”

属于想改变的人的时代

七一下午，Emma跟记者说，在立法会撞玻璃门的不知道是否“鬼”。“没有会议开啊，为何要冲立法会？开初很担心。”晚上她翻查资料后，想法不同了：“原来是参考台湾太阳花学运，也想要宣示。”她顿了顿说：“玻璃烂了，人们会觉得示威者一定不对。十点时，我的确想过他们应该要散啦。但不在现场不应判断太多。你也要知道他们背后的目的。烂了玻璃你（政府）就出声明，你到底有多爱块玻璃？胜于那三条人命？”

“既然上不了前线，我就将他们的想法传播开去。”她把现场示威者保护文物的图片分享给亲人，回家后又请父母转看她认为报导较全面的新闻台。“我这些和理能做的就是这些。”

阿琛于同代朋友圈中，算是走得前的异类。“因为我坎坷，不像他们发展得好。”他笑说：“如果我发展得好，可能跟他们也一样。”他相信今次和理非和勇武派大和解是社会运动的出路。“我身为社运初哥，很多事要向年青人学习。70后一代还可以监察和发声，如果以为自己生活稳定好成功的，也要听别人的想法。老人要谦卑，这已不是他们的年代了。”他想了想，又发觉以年代分野运动分工，并不准确。“牧师很老，都可以走得很前。我想，时代是属于一班想改变的人。”

他从没有自己必定能全身而退的想法。“你到金钟去就要有被捕准备，不能抱持侥幸心态。”多年前他因欺诈有机会受牢狱审判，结果逃过大难。他想，今次倘若因示威被捕，至少出发点不再只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