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理想国.五】新农业政策 对症下药,还是捉错用神?

撰文: 赵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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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新界东北的秋天:后山长着一大片芒草,田野长着一大片稻穗,在这连绵的浅啡色里,雀鸟忙着啄虫,农夫忙着割菜。刘海龙也在东北的田里静静坐着,边听农耕导师讲解,一边细看眼前一排排与肩等高的粟米。阳光忽然倾倒在粟米田上,眼前一片金黄色,在风里慢慢摇曳。好写意。他不想离开农田。
摄影:梁鹏威
(此为农业理想国系列之五)

刘海龙是中大通识系兼任导师,也是土地正义联盟执委及本土研究社成员,大学毕业那年到马屎埔村游了一圈,秋季再到那里学习耕种,自此与香港农业、新界东北结下不解缘。硕士论文研究香港农业,在坪𪨶田间办婚礼,婚后与太太搬进上水农村,只为村屋门前一块田。有时耕种,有时埋首研究农业资料,他发现战后至1960年代,港英政府非常重视本地农业,既因战后大量难民来港,如在新界安置他们,他们便不会涌至港岛与九龙,同时政府不想依赖内地食物供应,希望利用新界农地生产粮食。不久,香港经历六七暴动,其间发生“四日大罢市”:左派商贩不肯贩卖内地来港食物,港英政府因有两个月白米储备,加上菜联社坚持在警察护送下把本地菜从新界运到九龙,令香港安然度过四日断粮危机。而1966年,澳门发生相等于香港六七暴动的“一二.三事件”,广东省政府停止向澳葡政府供水供粮,成功迫使澳葡政府驱逐当地国民党残余势力。


进口当道 技术随时断层

“所以农业带有政治目的,当时的食物供应影响了香港和澳门以后的政局,而港英政府也在当时的渔农署年报表示:本土农业对食物供应的稳定性非常重要。”直至1970年代,因荃湾、沙田、上水、粉岭等地发展新市镇,大量农地被征收;1980年代,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英国在香港只剩下短期利益,面对内地改革开放、内地菜迅速攻占本地市场,政府也无意大力推动本地农业发展。“农业发展愈来愈不受农业内部运作影响,而是受周边不同因素影响,如房地产、城市化等,农地渐渐变成了最低产值的土地用途,而香港整个发展模式都变成靠金融、地产赚钱,政府或地主只想着如何把农地变成更赚钱的东西。”

在刘海龙眼中,《新农业政策》未有对症下药。

2002年,特区政府把白米储备降至15日;2016年,香港蔬菜自给率降至约2%,由于毗邻的深圳也是无力自给的城市,香港食物要在愈来愈远的地方购买。刘海龙认为,本地农业已是濒死状态,且面对不少问题:农地荒废率极高;农村的水利、运输等基建设施并不完善;农民缺乏直接销售渠道来赚取更多收入;进口当道下,农耕收入与劳力付出不成正比;香港大部分农夫已达六七十岁,随时出现技术断层。可是,《新农业政策》并无对症下药地回应这些问题。

他评论整个政策的焦点“农业园”:“政府把农地收回以作农用,是否需要用庞大公帑来买地?政府不需要赔偿业权人对农地未来的想像,这样只会令市民误会在香港搞农业很贵,而大部分钱却给了地主。农业园的另一问题是把不同形式的农业都放进来,却完全忽略了各种农业模式的需要和冲突,如蕉径是香港拥有最多信誉农场的地方,那里是常规耕种、喷农药的,他们不能密封自己的田来打农药,会影响旁边的有机农夫,而有机农田的虫较多,常规农夫就会埋怨你。同时,搞水耕需平整土地,倒水泥令土地变高变硬,不然土地沉降会令设备失灵,但这样就会令旁边的农地变成低洼地区,下雨时,雨水全部泻进旁边农地。更何况,为搞水耕而令一块可耕农地无法种植,真是非常之错。”

他也担心“农业优先区”的划定:“土地破坏执法不力之下,农地被划为优质和非优质以后,优质农地的地主可能会怕农地不能起楼而立即倒泥头破坏它,而非优质农地又可能立即被政府收回起楼。其实为什么不能尊重土地规划最初的原意,农地就是农用?”他想起一个元朗农夫,因农地被地主收回作停车场之用,而要到贝澳租田,每天从住处往返农地需要三四小时,而农夫已六七十岁了,只希望不用再搬,因体力无法再次应付开荒。“其实香港现在大部分农夫都是六七十岁,他们的体力很难承受农地搬迁,农业园其实无法帮助他们。”

刘海龙的农地也是几经艰苦才终于开荒:每锄几步,便发现砖头和碎石,原来,这块田从前曾被弃置建筑废料,要把废料全挖出来,才可以种菜,但他种粟米就被蚂蚁吃光,种花生也被其他昆虫吃光。没料到耕种的起头如此难,一块曾被破坏的农田很难还原,而一块肥沃的农田,大概是农夫悉心照料多年的成果吧?“你一声令下,要农夫迁走,他所有心血都化为乌有。”他认为,农地功能虽多,唯有粮食生产不可取代,即使水耕也不能取代土耕。“一个水耕农场的投资动辄二三百万,而香港的工厦空置率其实很低,你没有理由找农地去搞水耕吧?何况水耕的碳排放量很大,如果我们的城市重视可持续发展,我们是否要消耗过量的能源来生产粮食呢?”

“农业园不知何年何月才建成,建成时其他农地可能都被破坏了、消失了。我们现在有急切需要去保护农地,认真检视香港农业的定位、现有的资源,希望农业发展为香港解决什么问题或补足什么,而现在无论是政策或整个思路都欠缺对本地农业现况的反思,细看《新农业政策》,我觉得很多建议都是将不同地方的例子硬套进香港,而不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这样很易有反效果。”

“我只希望当下次有任何天灾人祸时,如果大陆没有食物运来香港,我们也不会发现自己有钱却买不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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