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理想国．六】朱凯廸：土地问题未解决

朱凯廸很瘦，皮肤黝黑，微笑时露出两排亮白的牙齿，神态温和而带点傻气，有几分像一个与世无争的农夫。他却不敢种植，自觉无恒心，怕种什么死什么。种植，照顾他者生命，实在是个大承诺，所以他只敢到邻家农夫的农田帮忙，住在农村旁边，安于一个站在职业农夫旁边的位置。
“有人比我更适合耕种，而我和农业的接触，多数是土地维权、农民被逼迁，我的任务是令想耕田的人可以找到农地，安稳地耕种，不用总是提心吊胆。”
摄影：梁鹏威
（此为农业理想国系列之六）

朱凯廸住在菜园新村旁边。2008年，他因为参与菜园村护村抗争而初次留意香港农业，当时常在村内留守，后来又参与菜园新村觅地重建，亲眼见证47户村民如何一手一脚地重新规划农村与农田。菜园村事件与2013年的反新界东北发展，这两场他有份牵头抗争的社运，都令香港人开始关心农业议题——原来香港还有农夫，还有一大片农田。

他是在2012年6月的新界东北发展第三阶段咨询，知道政府拟在古洞南设农业园。“所以是先有农业园，为了安置新界东北的农民，后来再加几件猪头骨、猪颈肉，才有《新农业政策》。”农业园选址古洞南蕉径，一个尚算活跃的农耕区域，他认为，只要使地产商把农地变回农用，蕉径农业自然可以起死回生，毋须大费周章搞一个官办农业园，更何况：“你在一个本来就是民间农业园的地方搞农业园，把他们的土地、水源、道路乃至房屋搞得翻天覆地，却完全不问当地农夫的意见，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农业园是属于他们的，于是最熟悉当地水文、天气、环境的农夫根本不想和你谈农业园，只想确保你不会干预他们的生活，其实官员很自大，不明白当地的农业状况，只懂闭门造车。”

“我们只想顾问公司和官员可以和农民谈谈，可否把这里变成一个与蕉径有关的农业园，而不是一个历史博物馆似的农业园？政府说农业园会分为四部分，好像香港历史博物馆有史前时代、不同时代的展区，像一架UFO落在蕉径，很奇怪，但其实当地农民累积的农业知识才是真正的宝库。”细看整个《新农业政策》，朱凯廸只感到一切都是琐琐碎碎的，“吹水成分很多，有很多目标，但你看完整份文件也不会知道香港农业的现况，也不知道政府到底要如何发展农业，没有任何定位和目标，只知道它是做了件事，却无法解决持续已久的农业问题。”而其中最大的农业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想耕田的人找不到农田，而大量农田却被地主荒废。

他认为要解决农地问题，不是靠奖，就是靠罚。“政府不是完全没有做，但罚得很轻，农地好像变成最低等的一种土地用途，它可以变成任何用途，但它本身就是最低等的状态，变成什么都比它现在好，这就是农地在土地规划制度里的处境。你要惩罚别人改变农地用途是不容易的，被破坏或是被倒泥头也无人需要负责，自然人人也占农地便宜。而善用农地在香港是无奖励的，地租这么少，地主继续租给农夫只当作敬老，租给农夫与改作露天货柜场的收入相差几十倍，这对地主来说简直是惩罚。”

“其实政府可以立法保护我们的农地，不然没有法律保护，你笃笃手指说这里是农业优先区、是乜乜物物，没有意义的，转头你要发展又用它们起楼。”
政府在2016年施政报告提及：“政府主动支持本地农业发展，同时将会研究在规划及土地管理上充分利用优质农地，透过整合释放部分不再适合耕种的土地作其他用途，并改善乡郊环境。”朱凯廸认为，唯有把农地保留下来，才能真正改善乡郊环境。“它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废物处理等议题全部有关，但《新农业政策》并没有把农业与这些议题扣连起来。”

最大的农业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想耕田的人找不到农田，而大量农田却被地主荒废。

泥土是处理有机废物的最好地方，他告诉女儿，泥土里的虫可以吃掉人类的厨余。而厨余是肥料，滋养着一株株鲜绿饱满的蔬菜。他的女儿，因他当年争取“不迁不拆菜园村”而以“不迁”为名，不迁也是坚定之意，他希望女儿会有恒心，学懂种植，学习照顾一株植物，明白生命循环，也明白人在大自然里的角色：一人耕种，长远来说，便是改善一地的生态环境，田里渐渐多了不同的生物，那是他们的邻居，而邻里关系和农耕文化，也在蔬菜长大时，一起长成了。他与女儿常在田里一条巨大水道散步，走到山边，拨开杂草来到山上，细数脚下蚁路有多少蚂蚁，又俯看山下渐开荒渐广大的农田，看日落，万物俱寂，翌日日出，万物苏醒。

唯有农田里的泥土，可让人感受人与环境融合为一，也可让小孩子参与种米：不迁的小脚在泥地用力跳了一天，泥变泥浆，留得住水，大人才开始插秧。他觉得工厂式农业好像商家炒股，花钱买一大堆机器、搞一大轮，赔本了，就不玩。而他们，有收成，真好，无收成，天意，再试。朱凯廸唯一一次种植成功，是去年与朋友一起种米，3、4月开田，清明插秧，盛夏收割，再种一造米，在11月收割，他分得几公斤米。“种米的农夫总是说，如果你从小种田种到70岁，一年种两造米，你也只有120次左右机会累积经验，调整种米方法。”因此农夫珍惜种米机会，他也珍惜饭碗里每颗雪白晶莹的白米。农田，真是重要，只是对要用100亿来发展一个农业园，他始终有点保留。

“最大问题是把钱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而大问题却没有解决到。释出农地作高密度住宅发展，是本小利大的生意，是生金蛋的鸡，所以农民怕被逼迁，但是否要政府买地来解决？其实也可以透过租务管理而令私人业主不能赶走农地租客。因为你买得几多？是否把香港农地都买回来？买到你破产都买不完。现在我们有钱搞农业了，却只能这样用钱，这方法是性价比很低，效率也很低，而且没有解决到多少问题。我觉得这个议案在立法会也不易通过拨款，建制派也可能会反对，100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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