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童自杀｜疫后首年宗数近5年最多 促设精神健康师资课程
原文标题《疫后复课学生自杀数字上升 为何他们会走上绝路?》
教育局去年(2023年)首11个月收到汇报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为过去5年最多，学童轻生和情绪问题自去年9月开始备受关注。为何悲剧不断重演？分析指出，疫情两三年间学生缺乏社交，朋辈之间连系和社交关系会变得薄弱，疫后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压力，回到学校需要很多适应。
情绪支援社企创办人指虽然现在有很多教师会自我进修，但并没有划一的培训或课程是针对精神健康或情绪教育，因此教师未必接触过相关的知识去处理学生的情绪问题。有社工指现时第一层需要做的是提高教师的意识，他表示，很多时候教师都将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学生直接给予社工跟进，但并没有自己研究学生的情况做第一层的筛选和支援，反而会错过有迫切需要的学生。
(《新报人》为浸大新闻系学生采访刊物
曾拟轻生女学生：我觉得没有用 找学校社工更好
“自杀的念头当然有，就在昨日，我上课时突然间很无助，好像没有了所有支持好伤心、好想死，幻想自己在学校跳楼。”受到情绪困扰的中六学生琪琪(化名)直言有轻生的想法，可幸当时自己尝试做其他事分散注意力才没有导致悲剧发生。
政府早前于2023年12月27日推出“情绪通”18111热线，每日24小时一站式支援受情绪困扰的人士，为他们提供即时的精神健康支援及转介服务。不过琪琪指她学校的社工基本上也会“秒回”她。她以往曾致电给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但认为没有用，因为打过去没有人接听。
琪琪表示学校社工比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好，可能是因为学校社工和她熟络，大概知道她的情况，而找其他人的话需要再说一次自己的情况，“没有人会想不停再说自己情绪低落的原因。”
疫情前后学生身心状态不同 “调整是好大压力”
朋辈情绪支援社企创辨人细C指疫情与学生情绪有关系，但并不是那么容易让人观察到。她称疫情尤其影响处于升学到另一阶段的学生，例如小学六年级升至中学一年级、中学六年级升至大学等。疫情两三年缺乏社交，“高小到初中的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机会认识朋友拓展社交的时候，因此他们对于朋辈之间的连系和社交关系会变得薄弱。”
心理学家Ken指人面对改变需要作出调整，“调整是很stressful (大压力)的。”他同样认为转变特别影响有阶段转换的学生，他指如果学生本身社交能力不太高，恰巧升中的话，他的转变便不只是升中，亦有由疫情时电脑前上课变回实体面对面上课。因为那个环境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因此便会感到大压力。
网课难出现排挤 疫情后回校被排挤感觉会放大
疫情后回校实体上课亦会衍生另一个问题，中学驻校社工阿明(化名)指学生回校上课后出现更多被排挤的问题。“online (网课)好难有bully (欺凌)。”他指之前疫情上网课时同学之间都不会有交流，但疫情后回校上课便会有小圈子，学生被排挤的感觉会变得明显。
“我之前被同学排挤所以经常都会觉得他们不喜欢我，我好唔舒服。”琪琪直言疫情后回校上课觉得有压力，“我基本上因为分班和疫情都不认识其他同学，根本未可以做到朋友。”她表示疫情过后更担心人际关系的事，因为回到学校会见到排挤她的人。
疫情后另一大转变便是上学的环境和时间，社工阿明称生理时钟上的调整是同学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压力。他指事隔3年回到学校需要很多适应，“平时在家中可以睡到很迟，但返学要准时回校，学生焦虑便会增加。” 他认为疫情后的压力来自网课和实体上堂的不适应。“例如在家时学生会有得过且过的心态，但回到学校老师便会‘揸正来做’，测验也更多。”他指学生需要重新面对这些压力。
学生变得不太懂得与人相处 对老师说话“左耳入右耳出”
有七年教中学经验的关老师发现，疫情后同学们都不太懂得与人相处。关老师指她在疫情前和复课后都是任教中一、二学生，她直言现在的同学大多以自己为中心，和他们说话时会“左耳入右耳出”，不太聆听老师的说话。关老师指疫情令学生缺乏与人接触的空间，以致不太懂得和别人沟通，从而引起许多冲突。
情绪困扰原因通常不只一个 疫情引发了不同的触发点
心理学家Ken指学生受到情绪困扰的原因不只是学业，原因通常并不止一个，“疫情前后都有情绪问题，只是触发的事不同了。”
在疫情期间只能在家中，Ken指出学生与家人争执时“朝见口晚见面没有地方 走”。当他们一天到晚只对著家人的时候，便会感到压力大，从而衍生情绪问题。社工阿明亦指“留在家中就似困兽斗”，学生情绪易变差，和家人也会引发更多争执问题。
疫情令学生自我封闭 缺乏处理人际关系技巧
“到疫情复常时升中学生已经中三四，他们仍未有一个完善的处理人际关系技巧。”情绪支援社企创办人细C指对于学生来说比较吃力的地方是当他们有困难和情绪需要时，未必找到一个合适或信任的朋友，他们本身人际关系因疫情变得较薄弱。加上与朋友关系的根基未够深厚的话，当有需要找朋友倾诉时，未必有一个稳固的朋友帮助到他。
疫情期间难与学生保持联络 教师难以关心学生
当学生在网课时遇到情绪问题时，寻找协助成为了其中一个难处。“疫情期间难与学生保持联络和知道他们的情绪。”关老师说学生上网课，她难以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正坐在电脑前上课，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在疫情间学生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与人倾诉，社工阿明指在疫情间有热线电话可以让学生致电，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回学校见面。不过关老师直言一定是面对面回学校授课才能察觉到学生发生了甚么事，面对面的关心是比较自然。
移民潮下失去朋友依靠 感“没有人明白我”
另一个这几年间衍生出的问题便是朋友移民，心理学家Ken指这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情绪，“见到最好的朋友离开了会觉得只剩下自己，失去依靠，也会想离开香港。”Ken认为这几年的社会气氛不好，有部分青少年“想走又走唔到”，加上和家人在不同立场上有分歧，会加剧青少年的情绪问题，令他们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根据基督教服务处于2023年11月的调查研究显示，约9成学生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未有向社工或家长求助，学生的求助意欲为何那么低？学生琪琪说她觉得自己情况“唔对路”是5年前，那段时间长期情绪低落，会𠝹手，但她是到2021年8月才看医生，因为被家人发现了所以带了她回校找社工。她指当初没有跟家人说自己的情况是因为觉得自己处理到，不想家人担心。琪琪说在家人发现前也不想寻求社工协助，因为觉得向人求助没有用，“没有人明白我。”
“很多时青少年和家长的关系不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心理学家Ken指大多数学生不告诉父母的原因是他们觉得父母并不会明白自己，在他们的印象中父母只会关心他们的学业、乖不乖、听不听话这些问题。
Ken指学生可能担心跟教师说了会告诉他们的家长，正如学生琪琪所说她没有找教师求助的原因是她害怕教师会到处和别人说，她和教师的关系并不亲近，“他们觉得大人不会相信自己。”社工阿明认为学生会受到社会框架影响，觉得专业人士、社工经常会报警，所以会降低他们求助的欲望。
教师曾收学生透过ig称想轻生：不在她身旁更难帮助她
关老师指现在学童自杀的问题很多，作为教师会有压力，假如学生告知想自杀，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关老师表示，曾有一个学生在Instagram内的短讯找她告诉她想轻生，“其实不在她身旁更难帮助她，都不知道可以如何帮助她。”
关老师指她见不到学生本人难以判断事件真伪。“但也不希望学生是当真但你以为她开玩笑，所以全部也要认真地看待。”而她最担心有些学生已有情绪困扰或轻生想法但自己察觉不到，如果以为学生只是开玩笑没有处理他的问题，最后便会成为“千古罪人”。关老师觉得最大压力是遇到这些事情该如何处理呢？“例如当学生告诉你他企在天台，那么应该冲过去找他还是怎样做呢？”
她指整个社会对教师的期望，是教师这个身份不应放低，在社交媒体、短讯上见到对方有这个讯息便有一个责任。不过每个教师的做法不一，学生琪琪则认为其校的教师对学生的情绪支援并不足够，即使发现学生有情绪问题都不敢多问，“他们会害怕说错话导致情况更差。”
情绪支援社企创办人细C指虽然现在有很多教师会自我进修，但并没有划一的培训或课程是针对精神健康或情绪教育，因此教师未必接触过相关的知识去处理学生的情绪问题。社工阿明认为就现时的状况而言，第一层需要做的是提高教师的意识。他指很多时候教师都将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学生直接给予社工跟进，但并没有自己研究学生的情况做第一层的筛选和支援，反而会错过有迫切需要的学生。
阿明指假如学生告诉师想自杀、与性相关的问题、被虐待或有怀孕的可能性等都应立刻转介给社工。而被排挤、学习技巧上的问题、与家人冲突等，教师都可以帮手介入一下。
学校社工：只能留意到迫切需要学生 潜在问题学生难以发现
在中学一校两社工的资源分配下，社工阿明表示他仍感到工作量很大，他指在津贴及服务协议（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可以理解为“社署有条数要社工跑”般，社工必须要达到相对的服务数量，但很多时候社工的工作量也远超该要求。
阿明表示驻校社工其实绝对没有足够时间与那么多学生见面，他形容“好多时候只能做些好迫切的学生”，例如当学生有情绪爆发危机时，社工便需要作出相应的紧急行动。但其实仍有一些学生有家庭和学业的问题等，社工未必有时间可以和他们倾诉，因此潜在问题学生难以发现。
阿明指驻校社工不一定隶属于学校，有分学校社工以及由机构派来的社工，而在现时的“一校两社工”政策下，很多都是由机构派社工去学校，所以学校和社工如何分工去处理学生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阿明正是由机构派往学校的社工，因此他除了要照顾自己学校的学生外，亦需要到其他学校举办小组活动。阿明表示近来学生自杀数字上升，作为社工的压力也很大。阿明表示教育局一笔过拨款给每一间学校举办活动提升学生精神健康服务，驻校社工需要构思不同活动如何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阿明说另一压力来自于“每一个学生自杀其实也担心会有一个copying effect (仿效效果），令某部分学生觉得解决不到问题便离开，这是我们很担心的情况。”
“我觉得没有用 找学校社工更好”
政府早前于2023年12月27日推出“情绪通”18111热线，每日24小时一站式支援受情绪困扰的人士，为他们提供即时的精神健康支援及转介服务。不过琪琪指她学校的社工基本上也会“秒回”她，她以往曾致电给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但认为没有用，因为打过去没有人接听。
琪琪表示学校社工比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好，可能是因为学校社工和她熟络，大概知道她的情况，而找其他人的话需要再说一次自己的情况，“没有人会想不停再说自己情绪低落的原因。”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假若没有处理年青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所有政策即使是很好的政策也未必会有很多人使用。”心理学家Ken坦言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即使这个方法是好的，但他不喜欢你这个人，也不会想听。情绪支援社企创办人细C亦认为学生有可能反而会寻求体制之外的人帮手，例如网上支援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社企本身的定位并非专业人士，便是希望学生明白到还有体制外的人可以帮助他们。”
细C说学生宁愿相信一个不认识、在社交媒体上的社群，也不相信家长、老师和社工，这都反映学生对于权威的不服从和不信任，他们觉得体制外的人令他们感到更安全。
预防是处理精神健康的最好方法
Ken认为政府可多做家长和老师方面的教育，他指并非没有学生去寻求帮助，但他们寻求协助的过程并不理想。他建议老师应该要上和情绪教育相关的课程，与学校社工、教育心理学家好好合作去尝试做一些预防性的介入，而不是等出了事才处理。“其实从来处理精神健康的方法最好都是预防会较好。”不过Ken认为很多事情是“一层叠一层”，当老师的工作量太多的时候，他们未必有时间处理学习以外的事。
正如关老师所言，放学后要追功课和开会。所以要和学生接触要特别“挤”时间出来。但她指也要自己有意识去做这件事，因为实在有太多琐碎的事需要处理。她建议老师开会时间缩短，她解释以前在另一间学校需要处理很多行政工作，因此需要留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以致减少了见学生的机会。
对于政府在上年 (2023年) 12月1日起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情绪支援社企创办人细C认为并非单一解决方案，就可以解决到学童自杀问题，应该要有各个方面的支援，“例如假如现在辅导员数量不足，就只提升辅导员人手，但有些时候辅导员需转介个案给精神科医生，而如果精神科人手不足的话又会是另一个问题。她指不能够每下都“踢一下才动”，这样就未必可以改善到问题，因为所有问题都是互相牵连。”
她认为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整个结构下促进大家的精神健康，如何增加社会资源和福利等。她指政府不应只是投放金钱给机构，而应该由根本做起教育以及行业结构的体制。
记者：陈 泳蕴
编辑：陈 泳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