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童自杀．上｜《年少日记》揭开集体创伤：谁令他们走上绝路

获第60届金马奖五项提名并夺得最佳新导演奖的港产电影《年少日记》，讲述在中产家庭成长的十岁男孩杰仔跳楼自杀的悲剧，唤起社会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但特区政府并无积极响应。事实上，香港学生自杀率屡创新高，教育局去年首11个月接获3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呈报个案，而卫生署的学生问卷更发现有多达4.1%的受访中小学生曾计划或试图自杀。尽管当局经常强调学童自杀原因多元且复杂，但在社会转型之下，各个阶层对于生活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都会透过不同形式作用于市民身上，戏中角色杰仔不堪承受的种种情况，例如压迫紧张的家庭关系、冷漠歧视的学校环境、成绩至上的社会氛围，都在现实生活中有迹可循。

社会全面转型
政府忽视心理

《年少日记》中，杰仔成绩平平、没有一技之长、不及天资聪慧的弟弟，常常遭受母亲的冷言冷语，以及弟弟的不闻不问，甚至被过度看重学业和才能的父亲打骂。父母从未问过他的喜好，并且以弟弟为榜样数落他，他也深信应该努力“成为像弟弟一样优秀的人”。可是，付出并不一定有回报，经历一次次挫败，心爱的漫画作者突然逝世，关爱他的钢琴老师也被辞退，他的痛苦更加不被理解，并且深受失眠困扰，结果成绩每况愈下，迎来的是父母的责备，老师的嘲笑，同学的排挤，母亲甚至将婚姻问题归咎成为杰仔的错。他想去看精神科医生，却被母亲形容“那是疯子才去的地方”；他想找弟弟聊天，却被对方以“你不睡觉，我还要睡觉”为由拒绝。最终，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在高压的香港，可能有千千万万个“杰仔”。他们身处泥沼，或疾呼、或沉默，痛苦等待救援。可是，社会总有人认为是孩子选择了自杀，但他们却没有反省过，当儿童处于绝望时刻，根本没有人为他们提供其他选项。更令人担心的是，香港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不同阶层基于各种结构变动的不确定性难免产生焦虑，而相关压力又会透过不同形式作用于市民身上，但特区政府却没有特别关注一些弱势群体的心理适应问题，例如即使学生自杀数字屡创新高——根据教育局接获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呈报个案，由2013年的13宗增加至20223年首11个月的31宗，但当局除了在2016年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并提交一份不痛不痒的最终报告之外，并没有仔细探究学生的心理需求。

其中一个显著问题是，当代学童成长于电子产品和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活跃于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和游戏软件，无疑衍生了完全不同于上一代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但在增长乐趣和见闻的同时，也更容易因为一些不良信息而产生错误认知、引发负面心理，甚至会在缺乏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发展出一种有异于实体人际交往的互动关系。可是，特区政府并未认真研究加以应对。经过2019年修例风波和2020年以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大中小学生完全没有正常的校园生活，而在网课VS面授、半日VS全日的模式中反复切换，更加依赖虚拟世界与外界互动，无法透过真实场景学习社会交往和情绪调控。

学生依赖网络
疫后社交退缩

根据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统计，去年九月新学年开学两个月，就出现22宗青少年企图自杀个案，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从业12年的注册辅导心理学家章景辉指出，“新闻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有自杀倾向或自残行为的青少年未被察觉。

疫情不是学生自杀率上升的决定因素，但却不可否认是“过量”的催化剂。首当其冲的是学业压力，去年十月香港青年协会公布“中学生开学适应”民调结果，有41.8%的受访学生的压力指数处于偏高水平，超过一半（52.3%）出现抑郁情绪表征。面对新学年，学生最担忧的三件大事都与学业相关，即“成绩退步”、“学习动力低、难以自律”、“功课/考测繁重”，毕竟三年网课时常遇到环境嘈杂、难以专注、跟不上进度等困难。章景辉就此补充：“这段hybrid mode（混合学习模式）的过程，拉阔了学生能力差异，有资源的学生跟得上进度，而缺乏资源的学生就会落后很多。”当时很多报道也都指出，一些住在㓥房的基层学生只能趴在饭桌甚至床上上网课、做功课——当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自然无法形成专注的学习氛围，对知识的把握也不全面。

疫前小四、小五的学生在复常后直接升入中学，不仅学业的难度直线增加，也要面临重新认识新同学、构建新交际圈的难题，甚至出现“社交退缩”的现象。章景辉指出，“疫情扼杀了学生很多社交机会，让不懂得社交的学生更难学习社交技巧，也更容易被孤立”，遇到争执和欺凌等问题也不知如何处理。他们没有向同辈朋友倾诉的机会，当心情不好或有压力时，也会习惯性把心事憋在心里，将情绪藏在“口罩”之下，因此外人也更难察觉。此外，青少年除了普通社交之外，也处于对亲密关系的认识和摸索的过程中，而这也倚赖良好的沟通交际能力，章景辉直指“疫情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破碎家庭长大
创伤贯穿一生

良好的亲子关系与沟通，固然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关键。但疫情期间，双方长时间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父母也需要面对工作上的烦恼与压力，摩擦自然增多。2020年香港小童群益会《儿童及家长在停课期间的状况调查》结果发现，有30.8%的受访家长认为亲子冲突比疫情前多，只有8.2%的家长认为减少。过半受访学生认为主要冲突原因是“家长认为我长时间玩手机/打机”，而家长则认为是“要经常叫子女学习/做功课”。

章景辉指出，家长对子女期望过高或会导致子女压力大增，而夫妻关系也是影响亲子关系的重要因素。“家庭最关键的是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夫妻关系好，小朋友才会觉得家庭环境是安全、舒适的。”他提醒，父母作为孩子最重要的“守门人”和“后盾”，不仅要给予孩子成长空间和尊重、理解、包容，也要为孩子营造充满关爱和安全感的家庭环境。有人曾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治愈童年。”——看看香港，2020年离婚率高达58%，2021年则有94,508名未成年子女与72,279名单亲人士一起居住，破碎家庭的持续创伤将会贯穿他们的童年、少年，甚至更久。

网瘾影响身心
提高网络素养

除此之外，中小学生在疫情间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也对其生活和社交形成难以逆转的惯性。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曾就学生疫情下运动量及睡眠质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由疫情前的每日2小时增加至7小时，中学生则由8 小时增加至9小时；两者都有明显上升趋势。港大于2022发布的《数字能力是防止儿童和青少年游戏成瘾的保护因素》研究报告也表明，中小学生每天使用电子产品超过3小时，有打机成瘾的比率明显更高；而患有游戏成瘾的学生有可能出现肥胖、失眠身体健康问题，也更有可能表现出攻击性、冲动行为和强迫症等不良精神状态。愈沉迷打机，接触网络欺凌的经历也会越多，这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后果，如自杀企图。

不少学校和老师都期望能在放学时间举办更多活动，从而提升学生的沟通表达和社交能力，但实际上很多学生都不愿参加：“第一个原因是要补习追赶成绩；第二个原因就是要回家打机。”据章景辉观察，学生自学互联网的能力非常强，而且缺乏家长的监控和教育。这种频繁使用互联网的趋势是不会逆转的，所以完全禁止学生使用电子产品并不现实。他建议寻求他法改善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从家长出发，加强家长对互联网的产品和使用认知，让家长发挥日常监督作用；其次令电子产品成为课程工具，赋予“课本”般的价值和意义，帮助学生对其“去魅”；另外，学校不应只在电脑课上教导学生掌握电脑技术，还应该在德育课中开展互联网教育，提高学生的网络资讯素养。

打破自杀迷思
杜绝悲剧再生

在网络社交丰富快捷的今日，当身边的家长、老师和朋友无法理解学童，他们会倾向于在网上分享想法和寻求支持；即使遇到困难时也不会寻求身边人帮助，身边人便更难察觉他们的想法和心理变化。章景辉根据辅导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人在青少年阶段是非常矛盾的，他们会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形成自己的想法和三观，并且非常需要他人的聆听和认同；若有强烈的“不被理解”感觉或生活遇到困难，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也没有能力解难，而是会产生绝望和无助情绪，严重的话会出现自杀念头甚至付诸实行。

当学生的交际、沟通意愿下降，这种更倾向于封闭自己的现状，似乎堵塞了他人施以援手的“生命通道”，但实际不尽然。社会存在许多对自杀的迷思，其中包括认为自杀事件无迹可寻的，情绪好转表示自杀危机减低，不应向有自杀倾向的人提及自杀等，但真实情况却正好相反。然而，如果家长朋友多点关心、陪伴、理解，让学生有可释放情绪的窗口；如果学校减轻不必要的功课和压力，少点催谷学生，提供多点时间和空间；如果社工或辅导人员能够尽早识别和介入；如果社会可以消减“成绩定终身”的传统论调；如果自杀事件发生后外界不是一昧指责，不会发出“当下年轻人太脆弱”、“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等论调⋯⋯也许“杰仔式”的悲剧就不会在现实中重演。

求助网站和热线：【即学2分钟静观呼吸放松法】踢走沮丧、愤怒、焦虑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热线：23892222

医院管理局精神健康专线：24667350

东华三院芷若园热线︰18281

撒玛利亚会热线︰28960000

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

生命热线：23820000

利民会《即时通》：35122626

明爱向晴热线﹕18288